不論是天子，還是人臣，在江山社稷問題上，一旦任人唯親，不問賢能，且姑息遷就，任其貪腐，必將誤國誤民誤江山。
李鴻章任人唯親誤家國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有一則《李文忠濫用鄉人》的掌故，說李鴻章厚待安徽同鄉，晚年坐鎮北洋，同鄉有求必應，安置在各局所軍營。他認為自己曾率鄉中子弟為國效力，現在太平年代，就應當讓他們多積錢財，培植子孫，一切小過悉寬縱勿問。同鄉劉銘傳因事至天津，觀察李鴻章所用人後大駭曰：“如某某者，識字無多，是嘗負販於鄉，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幾何而不敗耶！”並告誡親密朋友說，北洋當有大亂，汝輩宜及早還家，以免公私俱敗。
光緒初年，李鴻章奉命創建北洋水師，從國外購置了多艘戰艦，日日操習。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由於未受過正規的海軍訓練，一時無法讓艦隊形成實際的戰鬥力。
面對海軍人才匱乏的現狀，李鴻章不得不借才異域，聘請時為英國海軍軍官的琅威理為北洋水師總教習，逐漸將北洋水師訓練成為一支威震四方的“虎狼之師”。醇親王奕譞閱軍時看到水師訓練卓有成效，授予琅威理“提督”榮譽官銜。為了發號施令的需要，琅威理就常常以“副提督”自居。但卻有人說琅威理是“飛揚跋扈，一心攬權”。
1890年初，水師提督丁汝昌赴法國辦事。劉步蟾提議從旗艦“定遠”號上降下提督旗，升上自己的總兵旗。琅威理覺得這樣做不妥，與劉步蟾發生激烈爭吵。事情傳到李鴻章那裡，李鴻章考慮到琅威理畢竟是外國人，擔心他擁兵自重；而劉步蟾是本國將領，且為自己的親信，就在信中回覆“以劉為是”，等於直接應允了劉步蟾的請求。
李鴻章的意見挫傷了琅威理的自尊心。當年8月，艦隊返回威海衛後，琅威理辭職離去。此後，北洋海軍軍紀日漸鬆弛。許多官兵在靠岸後起屋納妾、賭博、嫖妓，再也無心治軍，導致戰艦上許多武器都無法使用。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這時又想到了琅威理，數次發函邀請琅威理回華幫助北洋水師抵禦日軍，琅威理斷然拒絕。最終，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皖人治軍務者多因誤國獲罪，李鴻章也遭到彈劾，不安於位，力求解職。知道此事的人，皆佩服劉銘傳有先見之明。
李鴻章在用人上的開明與守舊可見一斑。開明的是聘請外援，引入先進的治軍方法；守舊的是對外援的不信任和對親信的偏信。他說：“人家都說我李鴻章重用親信，我倒要問問，我不用親信用誰，難道要我用一個我連認識都不認識的人？對一個我不瞭解的人，我怎麼知道他能不能擔當重任？我怎麼對得起皇上的重託和江山社稷？”話說得慷慨激昂，可實際上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用人偏見。
任人唯親，不問賢能，且姑息遷就，任其貪腐，其事焉有不敗者？
唐玄宗窮奢極欲毀盛世
常言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唐玄宗正是因由儉入奢而導致失敗。他在登基初年，看到當時的世風奢靡，曾下令銷燬宮中的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將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卻窮奢極欲，任人唯親，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復返。
司馬光評論說：“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無終的經驗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它提醒每個有志於成大事的人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勤儉節約的作風，只有這樣，才能用好人、用準人，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使事業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個頗具悲劇色彩的人物，他創造了國力強大、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開元盛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最輝煌的一頁，但由於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嚴重錯誤，釀成“安史之亂”，使唐朝由盛轉衰，此後一百多年大部分時間都處於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國家軍政大權，一個國家的治亂、強弱和興亡，關鍵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備。
唐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國家治亂繫於丞相的道理，不顧權臣反對，於打獵時召見時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任命他出任宰相一職。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時期曾屢次出任宰相，他針對時弊，提出十條意見，問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納了他的意見，當場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之品。此後唐玄宗勵精圖治，“每事訪於元之（即姚崇），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
在唐玄宗執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堅持任人唯賢的方針，在姚宋之後，又相繼任用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源乾曜、宇文融、韓休、張九齡等人為宰相。張嘉貞吏事強敏；張說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紘以清儉著名；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宇文融善治財賦；韓休和張九齡敢直言，處事守正不阿。
唐玄宗有時在宮中宴樂或後苑遊獵，小有過失，都會問一問左右的人：“韓休知不知道？”每次話音剛落，韓休的諫疏就到了。唐玄宗“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蒿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張九齡是廣東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間，極力反對唐玄宗任用李林甫為宰相，他對唐玄宗說：“宰相關係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又認為應按軍法處置因不聽指揮導致打敗仗的安祿山，而且還對唐玄宗說安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可惜唐玄宗不僅聽不進張九齡的意見，還聽信讒言，免去張九齡的宰相職務。張九齡被貶後，朝中大臣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
晚年的唐玄宗見天下太平無事，以為再也不用操心了，於是深居宮中，專以聲色自娛，將政事全部交給奸相李林甫和楊貴妃的族兄楊國忠。
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
史稱李林甫柔佞多狡數，他和宦官以及宮中妃嬪的家屬混得很熟，對唐玄宗的一舉一動、興趣愛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對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為人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好以甘言啖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當時人們說他“口有蜜，腹有劍”。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開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這個人已威脅到他的地位時，就千方百計把他趕出朝廷，“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唐玄宗任用楊國忠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楊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他倚仗楊貴妃得寵之勢一身兼領四十餘使，軍國機務，“決於私家”。並且大肆收受賄賂，積縑達三千萬匹，相當於國家一年半的庸調。除此之外，他還有意激怒安祿山，使“安史之亂”提前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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