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肇域志》的前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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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肇域志》是顧炎武的鴻篇鉅著,由此可以看出顧氏學問的博大精深。此書從崇禎二年開始編撰,歷經大清、民國,直到改革開放後的2004年才編輯出版與世人見面。前後歷經四百來年,歷經坎坷,多少能人志士,嘔心瀝血,鳳凰涅槃,終現重光。本文根據著名學者蔣維崧的手稿整理編輯,揭開了《肇域志》在出版過程中諸多不為人知的神秘面紗!

一套等了四百年才出版的書 | 顧炎武《肇域志》的前生今世

顧炎武造像

顧炎武之《肇域志》可稱中華書林之一大奇書。顧氏學問博大,世人言其代表作品,鹹推《音學五書》、《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至於《肇域志》可謂皆聞其名而莫能述其詳。亭林先生遭遇明清嬗代之際,天下一大變局,既有亡國之痛,“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之慨,又深銜明末談玄弄虛,帖括清言之風氣,遂力倡健實學風,經世致用,企圖以學術影響整體。王國維曰:“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鹹以降之學新”,以亭林為國初學風之開山,盛讚其“大”。趙儷生先生則認為顧炎武所治乃綜合性學問,又能大膽擁抱現實政治,相對乾嘉學派,形而上之侷限較小,故言其“大”,允稱的論。試想以一人之力,發願編纂全國性地理總志,是何等的大魄力。於相對單純的歷史地理沿革考述中貫穿“天下利病,生民疾苦”之主線,並探究治國平天下之真諦,又是何等博大的人文情懷。顧氏孜孜於此道二十餘年,顛沛流離,餬口四方,仍不悔其志,不改其樂。雖說未能如徐霞客足跡遍及十四行省,但能於流寓北方之際,盡其所能,實地考察。其與“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於道里徒步之下”者不可同日而語。所稱“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經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考古論今”,即是其知行結合的真實感受。至於撰述過程,按其自序雲:“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與其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相同,歷覽者尚及“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冊之類”,故《肇域志》一書蘊含歷史資料信息量極大。明末迄今已三百五十餘年,滄海桑田,天災人禍,亭林先生所見之書今已佚失者不為少數,賴其迻錄而精華尚存,此實學界之幸事。由於亭林先生見解高超,凡所輯錄,皆有斷制(書中大量的眉批、夾註、旁註中可窺一斑)。故《肇域志》一書不僅如梁啟超所云:“實為大規模地研究地理之嚆矣”。更是顧氏經世致用思想之實踐,乃全方位研究近現代社會史的“實錄”。稱《肇域志》為“奇書”,蓋為前所未有,此其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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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肇域志》

《肇域志》書稿初成於康熙元年(1662年),時顧氏已過“知天命”之年。雖然在二十年後供職山東通志局時,利用該局“郡邑之書頗備”,得以將《肇域志》之山東部分釐正成體統一,考辯精詳之《山東肇域記》,但畢竟已過花甲,無力對《肇域志》全書修訂殺青,“嘆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只能寄望於“後之人有同志者續而傳之”。康熙二十一年,亭林先生在曲沃謝世,所有存稿被攜至北京,由其甥徐乾學、徐元文保管。據說,此時已有部分散失。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距顧氏謝世已逾百年,於《肇域志》而言,不僅薪盡未有火傳,繼起釐訂或刊刻流佈者缺乏,甚至連稿本為德清徐慶宗所得時亦已非完璧,所缺失者為京師北直隸、江西、四川、廣西四部分,終成千古學案之憾。而其餘十一部分,歷時兩百餘年,輾轉多人之手。道鹹同光以至民國,國勢日下,內憂外患,與康乾盛世相較,不啻天壤之別。然而終以多方有識之士寶愛先賢遺墨,或覓購珍藏,或相與轉抄,致使這部鉅作所存十一部分總體未再有佚失,以相對之完整之原貌流傳至今。此又不可不謂其奇之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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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手稿

顧炎武作為學壇大師,繼往開來,其成就是多方面的。《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雖性質近似,均為歷史地理著作,但前者側重政治,後者側重經濟。由於顧氏屬意於日後刪補定稿(如《山東肇域記》),故《肇域志》稿“造端宏大,僅有長編,未有定稿。”十一部分中,資料最詳盡者為南直隸、陝西,其次為山東、山西、河南,再次是湖廣、浙江、廣東,最簡略者為福建、雲南、貴州。除布政司外,府州縣內容詳略相差亦甚為懸殊。這主要原因是客觀原因。修志風氣在有明一代臻於極盛,但良莠不齊,有的方誌內容詳盡,質量上乘,有的則疏脫簡陋。顧氏一向精於鑑別,四庫館臣稱其“博瞻而能通貫”,“引據浩繁而能牴悟者少”,然而亦不得不為第一手資料所囿,雖多瑕疵而不及糾補,此亦無足深責。對於徵引資料,顧氏已有一定體例,以剪裁編排,並加以考證,擇善而從。但由於涉諸實在廣泛,尤其是府州政區系統完整者編完後又有新的發現,只能另錄於後,故各篇自成起迄,顯得編排凌亂,次序有待調整。至於失於考訂的紕漏、錯簡、重出等等,也所在不少。再兼原稿經多次轉抄,魯魚亥豕,更不能免。凡此都是《肇域志》稿本缺陷,使校勘整理出版的難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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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肇域志》插圖

對《肇域志》整理出版有開創奠基之功者為兩位前輩:譚其驤先生和李一氓先生。其驤先生是當代歷史地理學界的領軍人物,自然深知亭林先生未刊稿《肇域志》的巨大學術價值。一氓先生為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前任組長,具有遠見卓識與決策魄力。1982年當其驤先生提出整理出版《肇域志》的建議時,立即得到一氓先生支持,列為全國重點項目,撥給啟動資金,並電示上海、雲南兩地政府有關部門予以支持。參與整理工作的學術力量頗為雄厚,堪稱一時之選。上海方面,有復旦大學王文楚、葛劍雄等先生,雲南方面,有云南大學朱惠榮等先生。雙方在1982年至1985年於上海、昆明兩地共召開工作會議四次,擇定所用底本與參校本,商定點校凡例,斟定點校樣稿,且分配了點校任務。整理《肇域志》之底本,擇定為保存最為完好、最能反映稿本原貌的雲南省圖書館藏本,參校本有四川省圖書館藏本、上海圖書館藏本及南京圖書館藏盋山精舍南直隸部分十冊,竹書堂浙江部分二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畿部分十冊,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應天府部分三冊。為糾正原稿傳抄過程中產生的訛誤,後又決定除校本外,儘量利用史書及明清方誌進行他校。作出他校的決定可稱非具不凡的魄力和深厚功力者莫辦。因為《肇域志》徵引資料翰翰浩浩,他校既具難度又極為繁重。據統計,全書共校勘記一萬三千五百餘條,校勘引用史書、子書、類書、字書、文集及明清民國總志、方誌多達數百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全部校勘記系《肇域志》作了一次箋證,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對於不同需求的讀者而言,無疑是解讀、發揮《肇域志》之成果,顧炎武的思想都極有裨益,抑或研究可謂功德無量。當今學界風氣,頗多所動,不計成敗利鈍,數年如一日作大量學術投入者可謂難能而又難得。奇書奇遇,此則可稱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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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書《肇域志》沉淪將近四百年,終於否極泰來,得以以點校整理本形式直面世人,是可告慰撰述者顧炎武在天之靈。在此座學術豐碑上,自應鐫刻整理事業開創者譚其驤、李一氓及最後總其成者王文楚之姓名,而所有勠力共事、克竟厥功者亦將與巨書並存,傳芳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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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蔣維崧先生的手稿整理編輯,文中所有圖片均來自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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