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作者顧炎武《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日知錄》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0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其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採銅于山”。現在，人們仍然常常用顧炎武“採銅于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日知錄》的思想也超越了當時大多數學者，其中尤以區分“保國"與"保天下”為最.“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繫。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四庫全書總目》則分作十五類，即經義、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注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地理、雜考證。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並說這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採用其說，會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如果僅歎服其考據的精闢，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後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緻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撰寫《日知錄》，“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這說明，《日知錄》是寄託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內容大體分為三類：經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顧炎武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於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係，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於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於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日知錄》是清初學者顧炎武的代表著述。全書三十二卷，博及社會經濟、典章制度、風俗民情、經史藝文等眾多學術領域，在清代學術史上產生了久遠的影響。直到近年，還有多家出版社或影印、或點校，將該書整理出版。然而對於《日知錄》的始撰時間、撰述動機、結撰過程等，則尚存在若干未盡明瞭之處。以下，準備就這幾個問題試做一些考察。由於筆者水平所限，不足之處還望讀者指教。
一、關於始撰時間的判定
顧炎武何時開始結撰《日知錄》？這是一個迄今尚無定論的問題。最近，有人認為：“是書約始撰於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注：顧炎武：《日知錄》，周蘇平、陳國慶《點注說明》。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對於做出這樣一個判斷的依據，他們雖然沒有說明，但大概當是今本《日知錄》前的一篇題記。這篇題記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注：顧炎武：《日知錄》卷首題記。）筆者以為，僅僅根據這篇題記來判定《日知錄》的始撰時間，還缺乏足夠的說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這裡有一個認識問題需要解決，即能否把顧炎武早年讀書做札記，同結撰《日知錄》看成一回事情。筆者以為，應當把二者區別開來。的確，顧炎武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接受了讀書要做札記的良好教育，用他的話來說，叫做“抄書”。關於這一點，顧炎武晚年寫過一篇《抄書自序》，文中說：“先祖曰：‘著書不如抄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書自序》。）至於顧炎武什麼時候做讀書札記，這篇《抄書自序》也有回顧：“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為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曏者立言之非也。”（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書自序》。）這就是說，顧炎武雖然早就受到“抄書”的教育，但付諸實踐去“纂記故事”已經二十餘歲，直到四十餘歲才開始著書，五十餘歲以後，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顧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十餘歲正當崇禎中，而四十歲則已經入清，為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十餘歲時就是康熙初葉了。
其次，顧炎武自崇禎十二年開始纂輯的書並非《日知錄》，而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據顧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序》說：“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國利病書序》。）崇禎己卯即十二年（公元1639年），顧炎武時年二十七歲。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肇域志序》也說得很清楚：“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可見，顧炎武《抄書自序》中所說的“纂記故事”，即指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十七歲始輯錄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
再次，《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卷帙浩繁，顧炎武在完成這兩部書稿之前，不可能再分心去結撰《日知錄》。據考《天下郡國利病書》初稿完成，當在順治九年（1652年）。當時由於豪紳煎迫，家難打擊，顧炎武決意棄家北遊。為此，江南友人楊彝、萬壽祺等聯名寫了一篇《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啟》，文中說：“寧人年十四為諸生，屢試不遇。由貢士兩薦授樞曹，不就。自嘆士人窮年株守一經，不復知國典朝章、官方民隱，以至試之行事而敗績失據。於是盡棄所習帖括，讀書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縣誌書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閱之，凡一萬二千餘卷。復取二十一史並《實錄》，一一考證，擇其宜於今者，手錄數十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遂遊覽天下山川風土，以質諸當世之大人先生。”（注：沈岱瞻：《同志贈言》，《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啟》，載《亭林先生遺書彙輯》附錄。）至於《肇域志》的脫稿，則是此後十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的事情。這有顧炎武撰《書楊彝萬壽祺等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啟後》為證：“右十年前友人所贈。自此絕江逾淮，東躡勞山、不其，上岱獄，瞻孔林，停車淄右。入京師，自漁陽、遼西出山海關，還至昌平，謁天壽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閱歲而南歸於吳。浮錢塘，登會稽，又出而北，度沂絕濟，入京師，遊盤山，歷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謁恆嶽，逾井陘，抵太原。往來曲折二三萬裡，所覽書又得萬餘卷，爰成《肇域記》，而著述亦稍稍成帙。然尚多紕漏，無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少、菡生、於一諸君相繼即世而不得見，念之尤為慨然！玄黓攝提格之陽月顧炎武識。”（注：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書楊彝萬壽祺等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啟後》。）“玄黓攝提格”是“壬寅”年的別稱，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而談及《日知錄》，都在康熙初年以後。今本《日知錄》卷首所錄顧氏各條文字，如《初刻日知錄自序》、《與從人書十》、《與人書二十五》、《與潘次耕書》、《與楊雪臣書》、《與友人論門人書》等，
眾所周知，恕不贅舉。謹依年次先後，再舉五例為證。第一，康熙九年（1670年），山東德州程先貞撰《贈顧徵君亭林序》雲：“今年結夏於此，與二三同人講《易》。復得發其《日知錄》一書觀之，多考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旨在於明經術，扶王道，為之三嘆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注：程先貞：《贈顧徵君亭林序》，見沈岱瞻《同志贈言》，載《亭林先生遺書彙輯》附錄。）
第二，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顧炎武《與李良年（武曾）書》雲：“弟夏五出都，仲秋復入，年來蹤跡大抵在此。將讀退谷先生之藏書，如好音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樣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萬山中冀覽此如觀面也。”（注：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與李良年（武曾）書》。）
第三，康熙十二年（1673年），顧炎武《又答李武曾書》雲：“黔中數千裡，所刻之書並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得手報至方山所，而寄我於樓煩、雁門之間。若頻陽至近，天生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人事之不齊，有如此者，可為喟然一嘆！此書中有二條，未得高明駁正，輒乃自行簡舉，容改後再呈。且續錄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勝於今日也。”（注：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又答李武曾書》。）
第四，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顧炎武《又與顏修來書》雲：“弟今寓跡半在歷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為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注：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又與顏修來書》。）
第五，康熙十五年，顧炎武《與黃太沖書》雲：“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恆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注：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
根據以上所考，足見把《日知錄》的始撰時間定在明崇禎十二年是欠妥當的。筆者以為，應以顧炎武逝世前夕，於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所寫《與人書》為據。顧在這封信中說：“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據此，《日知錄》的始撰時間，假如定在康熙元年他五十歲以後，或許會更合理一些。
二、《日知錄》的撰述動機
顧炎武為什麼要著《日知錄》？在他逝世後，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該書在福建建陽付梓，潘耒曾就此寫下一段話：“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方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注：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六，《日知錄序》。）這就是說，《日知錄》是一部經世致用的書，顧炎武的理想雖然生前沒有實現，但日後採用其說對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假如僅僅以考據精詳、文辭博辨來評價這部書，則有違顧炎武的本意。
潘耒的這一擔心，不幸被言中了。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一時儒臣為《日知錄》撰寫提要，就提出了同潘耒完全不同的評價。據他們稱：“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九，《日知錄》。）
同樣一部書，兩種評價竟然如此不同。究竟誰是誰非？筆者以為，還是以顧炎武本人的論述為據，才能令人信服。
關於《日知錄》的撰述動機，顧炎武生前曾多次談及。譬如他為《日知錄》初刻本撰序，就很清楚地指出，該書的結撰是為了“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錄自序》。）在給友人楊瑀的信中，說得就更為明白：“曏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與楊雪臣》。）至於前引顧氏逝世前夕給江南友人的信中所述：“《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無疑更可以視為撰述動機的“晚年定論”了。
正因為如此，顧炎武把著《思辨錄》的陸世儀和著《明夷待訪錄》的黃宗羲引為同志。他在給陸世儀的信中說：“廿年以來，東西南北，率彼曠野，未獲一覲清光。而昨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錄》，乃知當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內聖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為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先河，為山覆簣，而炳燭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錄》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為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正。《思辨錄》刻全，仍乞見惠一部。”（注：顧炎武：《亭林餘集》，《與陸桴亭札》。）在給黃宗羲的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兩君，具念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注：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
根據以上材料，足以說明《日知錄》確如潘耒所見，是一部講求經世致用學問的書。顧炎武是要以之“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按理這些材料四庫館臣都能看到，他們又都是全國的一流學者，據以做出準確的判斷當無問題。然而他們卻否定了顧炎武的經世主張，譏之為“迂而難行”、“愎而過銳”。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原因大概可以從如下兩方面去考察：第一，顧炎武明確主張“法古用夏”，“待一治於後王”，“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這不僅反映了他對清王朝的不合作態度，而且簡直是近乎否定現政權的合理性。這樣一種經世學說，在文化專制十分嚴酷的乾隆時代，當然是沒有人敢於去正視和肯定它的。第二，《日知錄》的結撰和刊行，是康熙中葉以前的事情，到乾隆朝修《四庫全書》，時間已經相去七八十年。時代變了，學風也變了，經世致用思潮已經成為過去，代之而起的則是風靡朝野的考據學。在這樣的政治和學術環境下，四庫館臣曲解《日知錄》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歷史的本來面目終究是掩蓋不住的。嘉慶、道光間，清王朝盛極而衰，內憂外患交織，經世致用思潮再度興起。道光初，嘉定青年學者黃汝成輯《日知錄集釋》，將先前眾多學者關於《日知錄》的研究成果匯聚一編。他雖然沒有對四庫館臣的提要進行批評，但是卻十分明確地表彰了顧炎武及其《日知錄》的經世學說。黃汝成認為，《日知錄》“於經術文史，淵微治忽，以及兵刑、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鹽鐵、權量、河渠、漕運，與他事物繁賾者，皆具體要”（注：黃汝成：《袖海樓文錄》卷三，《答李先生申耆書》。），是一部講求經世之學的“資治之書”（注：黃汝成：《袖海樓文錄》卷二，《日知錄集釋序》。）。晚清，文網鬆弛，《四庫提要》已成批評的對象。朱一新著《無邪堂答問》，對四庫館臣的曲解《日知錄》進行尖銳批評，譏之為“葉公之好龍”、“鄭人之買櫝”（注：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從初刻八捲到臨終絕筆
在《日知錄》的結撰過程中，初刻八卷本的問世是一個重要環節。以往由於這個本子流傳未廣，不易得讀，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誤認為已經亡佚。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這個本子影印，附錄於《日知錄集釋》出版，這樣不僅澄清了誤會，而且
大大方便了研究者。《日知錄》的初刻時間，可以大致確定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根據主要是兩條：第一條為顧炎武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所撰《初刻日知錄自序》。序中說：“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抄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錄自序》。）上章閹茂為干支紀年庚戌的別稱，庚戌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第二條即前引程先貞撰《贈顧徵君亭林序》。這篇序說：“亭林先生……今年結夏於此，與二三同人講《易》。復得發其《日知錄》一書觀之，多考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指在明經術、扶王道，為之三嘆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注：程先貞：《贈顧徵君亭林序》，見沈岱瞻《同志贈言》，載《亭林先生遺書彙輯》附錄。）程序題下所署年月即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
有關《日知錄》初刻時間的資料，還見於《蔣山擁殘稿》。其中，顧炎武的《與友人書》說：“《日知錄》初刻本乃辛亥年刻”（注：顧炎武：《蔣山擁殘稿》卷一，《與友人書》。）。辛亥年即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
顧炎武《日知錄》初刻，為什麼在時間上會出現庚戌、辛亥二說？筆者以為，是否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八卷本《日知錄》系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始刻，而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完成。
至於初刻地點，據周可貞新著《顧炎武年譜》的考證，當在德州。他說：“《日知錄》初本，實乃先生講《易》時，在程先貞等友人勸說下才決定刊刻的，刻書的地點可能就在德州。”（注：周可貞：《顧炎武年譜》康熙十八年條。）
將初刻《日知錄》的有關故實考出，這無疑是周著新譜的一個貢獻。而把初刻地點大致定在山東德州，雖屬揣測，尚需進一步尋覓佐證，但就顧炎武在此數年間，頻繁往返德州的經歷看，又不無道理。只是這樣一來，卻碰到一個不易得到圓滿回答的問題，即現存八卷本《日知錄》，刻書者自署“符山堂”，而符山堂為張弨書屋，張氏系江蘇淮安人，而非山東德州人。當時，張弨正為顧炎武刻《音學五書》，地點就在淮安。這有顧炎武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撰《音學五書後序》為證。他說：“餘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弨為之考《說文》，採《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葉增、葉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裡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以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音學五書後序》。）因此《日知錄》八卷本的初刻，又存在於淮安付梓的可能。事情真相如何，史料無徵，只能存疑。
《日知錄》初刻八卷本共收讀書札記141條。其中卷一15條， 卷二25條，卷三7條，卷四25條，卷五16條，卷六17條，卷七19條， 卷八17條。從內容上看，卷一的《朱子周易本義》、《巳日》、《鴻漸於陸》、《妣》、《序卦雜卦》、《七八九六》、《卜筮》講《周易》；《帝王名號》、《武王伐紂》、《豐熙偽尚書》言《尚書》；《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孔子刪詩》、《國風》、《公姓》、《何彼矣》言《詩經》。卷二、三言《春秋》、《禮》、《四書》。卷四、五、六講治道，卷七、八為雜考證。同後來三十二卷本的《日知錄》相比，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的編纂雛型，此時已經大體形成。
初刻八卷本問世之後，《日知錄》的結撰不間寒暑，精益求精，耗盡了顧炎武畢生的心力。對於其間的甘苦，他曾經說：“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採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採山之銅也。”（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十》。）顧炎武將此書的結撰喻為採銅于山，可見其勞作的艱辛和學風的嚴謹。
顧炎武嚴謹篤實，學隨日進。在他生命歷程的最後數年裡，一方面不斷地把讀書心得充實到《日知錄》中去，另一方面則對初刻本精雕細琢，糾正訛誤。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顧炎武為初刻本《日知錄》補撰自序，就此書反省道：“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錄自序》。）同年，他給黃宗羲的信中也說：“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但鄙著恆自改竄，未刻。”（注：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
晚年的顧炎武，恪遵“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古訓，精心雕琢《日知錄》。在致其學生潘耒的信中，他說：“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亡矣。前介眉札來索此（指《音學五書》——引者），原一亦索此書，並欲抄《日知錄》，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注：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
顧炎武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迄於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逝世，他始終未曾把已經完成的三十餘卷《日知錄》再度付刻。直到十三年之後，遺稿由潘耒整理刪削，才在福建建陽刻印。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點滴拍賣天天上新、3萬多古籍、50萬高清圖片。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