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中國哲學和思想發生了一次巨大震盪和轉向。這主要原因是異族入侵，改朝換代，讀書人開始檢討他們在文化領域內的得失。另外，也是理學和心學發展到了一個關節點。在這個時候，有三位大思想家為時人和後人所稱道，即黃宗羲、孫奇峰和李顒。其中前兩位被人熟知，但李顒的生平和思想相比之下，就顯得冷落得多。
李顒 ,周至人，字中孚，又字二曲，二曲的意思是他家鄉住的地方有彎曲的水和山。水彎曲的地方叫盩，山彎曲的地方叫厔。他是一位“關學”大家，與另外兩位姓李的學者統稱為“關中三李”。
李顒早年家裡不富裕，父親是個小官。日子勉強能過得去。後來父親要從軍打仗，臨行前，掰下一顆牙齒給李顒的母親，說：如果不能勝利，我會埋骨沙場。你要好好教導我的兒子。”說完就走了，兵敗，死在戰場上。李顒的母親葬了他的牙齒，把墳墓叫“齒冢”。
當時李顒十六歲，母親每天向他講解忠孝節義的道理來激勵他，李顒侍奉母親極為孝順。他無意功名，“顧惜名節”，誓不仕清。曾講學江南，門徒甚眾，後主講關中書院。講學不到三個月，便被當地官員以“山林隱逸”的名義舉薦入朝，但李顒八次上書以疾力辭。後有詔舉“博學鴻儒”，禮部又以“海內真儒”推薦，太史親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對這些詔舉極為反感，力辭不就。但前來威逼的官吏將李顒連同臥床一併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堅不從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駭而止。關中的學者稱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鐵漢。後來康熙西巡，“召顒見，時顒已衰老，遣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李顒曾這樣解說他的志向，“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幹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
李顒在哲學思想上，主張“明體適用”，即“明道存心以為本，經世宰物以為用”。他所說的“明體”，就是要通過精心研習程、朱、陸、王的心理之學，取捨其間，明道存心。他所說的“適用”，是指要學會經濟實學如禮、樂、兵、刑，賦役、興修水利等等，也就是現在我們常說的“理論聯繫實際”。
李顒提倡“悔過自新”。他認為人性本善，因物慾矇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惡道路。他指出六經四書，都是講的“悔過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這個道理去做，則可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李顒的“悔過自新”說是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對儒家“反省內求”功夫的一種新解釋。它以性二重論為理論基礎，賦予“過”以普遍和形上的內涵，通過“動念一轉念”、“慎獨”、“靜坐”、“日用常行”等路徑積極主動地“悔”，達到迴歸至善人性的目標，開通了常人成聖成賢的簡捷通道，從而將儒家“內聖”的功夫開出了一條“外王”之路。
李顒的這種“悔過自新說”,是從反思儒學發展中的弊端和偏失，進而闡發出理學與經濟關係之論，主張循儒學基本精神，和當時社會的農技、水法等經濟實學事務相聯，在儒學傳統和啟蒙思潮之間架設了溝通的橋樑。李顒還認為為官必須要有官道、官德；學校教育應“濟世安民之務”，文學的“本”是道德；不同學術派別之間的交流有利於學術思想的交融和傳播發揚等。
李顒的學問淵博，在宋明理學、史籍考證、文字訓詁方面的研究都有所建樹。所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顧炎武讚揚他是學者們仰望的“泰山北斗“。晚年寓居富平鑽研學問，堅持講學直到78歲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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