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南阳网友贴出一张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时期南阳郡的地图，证明南阳郡南部辖境只到汉水北岸，汉水南岸是南郡，襄阳城西边只有阿头山而没有隆中。如此，襄阳说攀附“躬耕于南阳”就彻底没戏了。但随后，襄阳网友指出，这是1975年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已于90年代新出版的地图集将这一部分错误改过来了，新的地图集南阳郡有一个下垂的突出物，向南突破汉水很巧妙的管辖了原来在阿头山位置的隆中。这样，问题就来了，有两个《中国历史地图集》，前一部认定两汉时期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后一部则认为西汉时期两郡以汉水为界，与《地图集》第一版相同。而东汉南阳郡则突破汉水向南绕了一个圈子，把西汉属于南阳郡的小山村隆中画进了北岸的南阳郡。这样，就有两个谭其骧，两部《中国历史地图集》，都是权威。前一个谭先生秉持“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的记载，而后一个“轻微中风”的谭其骧先生则采信“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理由是“据我推断”。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谭其骧先生呢？相信哪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呢？
按照文献版本学的观点来看，版本越早权威性越强。依此，1982年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应该比1995年版的权威性更高。当时的主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谭其骧先生和他的团队。按道理，前一个谭先生在确定这幅地图时，一定是查阅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南都赋》《三国志》《襄阳记》《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等大量史书两郡以汉水为界的记载，同时也不可能看不到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条与众多史书相悖的观点。前一个谭主编与他的团队之所以认定秦至东汉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而后一个“轻微中风”的谭其骧先生否定前一个谭其骧先生却没有提出充分的依据，仅凭一个自相矛盾的孤证就“据我推断”的改动前一个谭先生及他的团队的认定，这是非常不严肃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要想让我们认可后一个谭先生，那就拿出否定前一个谭先生及他的团队的史料依据来。
请问，西汉至东汉这个地区的行政区划变动有什么史料支持？《后汉书》唯一记载的“襄阳有阿头山”在《地图集》东汉部分为什么得不到体现？汉水南岸的这一小块划给南阳郡的依据又是什么？阿头山为什么要变成隆中？大量史书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包括汉水北岸新设邓城、鄾二县同属襄阳郡的史实可以弃之不顾吗？魏晋时期汉水南北都属襄阳郡了，中间的隆中怎么可能不属于襄阳郡？何况《汉晋春秋》也没有说这个“南阳郡邓县隆中”在汉水南岸啊？你们的“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明显与历史记载相悖！除了邓城、鄾二县，《襄阳县志》还记载今襄阳县汉水北岸“西魏时改置樊城、安养二县，属河南郡。北周时，撤樊城县。隋朝时，安养县属襄阳郡。唐天宝元年改安养县为临汉县；贞元中，改临汉县为邓城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撤，并入襄阳县”。打脸吧？我就奇了怪了，看看这一带的地理状态，襄阳西的万山属于襄阳是没有争议的，而西边不远的泥嘴（现在改名卧龙镇了，改名似乎是襄阳的特长）根据湖北学者石泉先生考证和当代《襄阳县志》记载则属于中庐县，《资治通鉴》也记载“西山，谓万山以西，中庐县诸山也”，这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万山和泥嘴中间就窄窄的几里路，往南山沟七八里就是隆中，住着诸葛亮一家四口人和二十亩耕地，襄阳地方志记载清代这里虎豹出没，民国时期交通还是“襄阳西门，旧有小路，沿万山起伏崎岖不平，行者每以为苦。”就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襄阳为什么就是不能管辖？甚至襄阳成为军事重镇的襄阳郡郡治以后还是不能管辖这个近在咫尺的小山村。而南阳郡为什么非要在万山和泥嘴中间这个窄缝跨过宽阔的汉水插进去管辖这个小山村不可？按“襄阳说”的观点，南阳郡治宛县是曹操的占领区，那么，曹操的南阳郡为什么就能管辖到刘表的荆州州治和曹操设立的襄阳郡治的眼皮子底下？魏晋以后更是要穿过邓城、鄾二县，以及后来的安养、樊城二县弯弯曲曲输卵管一样管辖这个汉水南岸的小山村。这这种匪夷所思的区划合理吗？两郡又不是夫妻，非要行这种无厘头的“周公之礼”吗？如果改动的依据是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那他说的“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襄阳有孔明故宅”就是屁话了？就可以扔一边？这种受人之慧，为了某个地方利益在没有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就篡改历史（包括自己已经认定的），用一句“据我推测”就可以完全否定吗？这种行为，恰恰就像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的：（用《汉晋春秋》这样的野史孤证）“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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