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南陽網友貼出一張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時期南陽郡的地圖，證明南陽郡南部轄境只到漢水北岸，漢水南岸是南郡，襄陽城西邊只有阿頭山而沒有隆中。如此，襄陽說攀附“躬耕於南陽”就徹底沒戲了。但隨後，襄陽網友指出，這是1975年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已於90年代新出版的地圖集將這一部分錯誤改過來了，新的地圖集南陽郡有一個下垂的突出物，向南突破漢水很巧妙的管轄了原來在阿頭山位置的隆中。這樣，問題就來了，有兩個《中國歷史地圖集》，前一部認定兩漢時期南陽郡南郡以漢水為界，後一部則認為西漢時期兩郡以漢水為界，與《地圖集》第一版相同。而東漢南陽郡則突破漢水向南繞了一個圈子，把西漢屬於南陽郡的小山村隆中畫進了北岸的南陽郡。這樣，就有兩個譚其驤，兩部《中國歷史地圖集》，都是權威。前一個譚先生秉持“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的記載，而後一個“輕微中風”的譚其驤先生則採信“亮家於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理由是“據我推斷”。那麼，我們究竟應該相信哪一個譚其驤先生呢？相信哪一部《中國歷史地圖集》呢？
按照文獻版本學的觀點來看，版本越早權威性越強。依此，1982年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應該比1995年版的權威性更高。當時的主編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權威譚其驤先生和他的團隊。按道理，前一個譚先生在確定這幅地圖時，一定是查閱了《史記》《漢書》《後漢書》《南都賦》《三國志》《襄陽記》《晉書地理志》《元和郡縣誌》等等大量史書兩郡以漢水為界的記載，同時也不可能看不到習鑿齒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條與眾多史書相悖的觀點。前一個譚主編與他的團隊之所以認定秦至東漢南陽郡與南郡以漢水為界是有充分歷史依據的！而後一個“輕微中風”的譚其驤先生否定前一個譚其驤先生卻沒有提出充分的依據，僅憑一個自相矛盾的孤證就“據我推斷”的改動前一個譚先生及他的團隊的認定，這是非常不嚴肅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要想讓我們認可後一個譚先生，那就拿出否定前一個譚先生及他的團隊的史料依據來。
請問，西漢至東漢這個地區的行政區劃變動有什麼史料支持？《後漢書》唯一記載的“襄陽有阿頭山”在《地圖集》東漢部分為什麼得不到體現？漢水南岸的這一小塊劃給南陽郡的依據又是什麼？阿頭山為什麼要變成隆中？大量史書記載的“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包括漢水北岸新設鄧城、鄾二縣同屬襄陽郡的史實可以棄之不顧嗎？魏晉時期漢水南北都屬襄陽郡了，中間的隆中怎麼可能不屬於襄陽郡？何況《漢晉春秋》也沒有說這個“南陽郡鄧縣隆中”在漢水南岸啊？你們的“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明顯與歷史記載相悖！除了鄧城、鄾二縣，《襄陽縣誌》還記載今襄陽縣漢水北岸“西魏時改置樊城、安養二縣，屬河南郡。北周時，撤樊城縣。隋朝時，安養縣屬襄陽郡。唐天寶元年改安養縣為臨漢縣；貞元中，改臨漢縣為鄧城縣。南宋紹興五年（1135）撤，併入襄陽縣”。打臉吧？我就奇了怪了，看看這一帶的地理狀態，襄陽西的萬山屬於襄陽是沒有爭議的，而西邊不遠的泥嘴（現在改名臥龍鎮了，改名似乎是襄陽的特長）根據湖北學者石泉先生考證和當代《襄陽縣誌》記載則屬於中廬縣，《資治通鑑》也記載“西山，謂萬山以西，中廬縣諸山也”，這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而萬山和泥嘴中間就窄窄的幾里路，往南山溝七八里就是隆中，住著諸葛亮一家四口人和二十畝耕地，襄陽地方誌記載清代這裡虎豹出沒，民國時期交通還是“襄陽西門，舊有小路，沿萬山起伏崎嶇不平，行者每以為苦。”就這麼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襄陽為什麼就是不能管轄？甚至襄陽成為軍事重鎮的襄陽郡郡治以後還是不能管轄這個近在咫尺的小山村。而南陽郡為什麼非要在萬山和泥嘴中間這個窄縫跨過寬闊的漢水插進去管轄這個小山村不可？按“襄陽說”的觀點，南陽郡治宛縣是曹操的佔領區，那麼，曹操的南陽郡為什麼就能管轄到劉表的荊州州治和曹操設立的襄陽郡治的眼皮子底下？魏晉以後更是要穿過鄧城、鄾二縣，以及後來的安養、樊城二縣彎彎曲曲輸卵管一樣管轄這個漢水南岸的小山村。這這種匪夷所思的區劃合理嗎？兩郡又不是夫妻，非要行這種無厘頭的“周公之禮”嗎？如果改動的依據是習鑿齒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那他說的“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襄陽有孔明故宅”就是屁話了？就可以扔一邊？這種受人之慧，為了某個地方利益在沒有充分論證的前提下，就篡改歷史（包括自己已經認定的），用一句“據我推測”就可以完全否定嗎？這種行為，恰恰就像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所言的：（用《漢晉春秋》這樣的野史孤證）“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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