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餐桌上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野味呢？
“菇毛饮血”的时代，人本就是靠猎取野生动物为食的，当时吃的自然都是野味。宋代的大诗人兼大吃货苏轼在《闻子由瘦》诗“土人顿顿食诸芋，存以熏鼠烧蝙蝠”末尾自注所说的那样，当时在“澹耳（在今海南岛）至难得肉”。一些地方生产落后，生活条件艰苦，需要以野味弥补蛋白质摄入不足，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在古人成功地驯化了一部分动物（“家畜”）作为蛋白质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后，从道理上讲，似乎没有必要再大规模地猎杀野生动物以为口腹之需了。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中外的传统饮食中，“野味”反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吃肉要坠入“畜生道”），除了鱼类之外的肉食受到了日本社会的排斥——但只是名义上的排斥，起码“病人”滋补的时候还是可以吃肉的。由于当时的日本社会不饲养家畜，“野味”变成了主要的肉食来源。
中国在明清的“水陆八珍”说法中就有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驼峰、豹胎、狮乳、猕猴头等野味的身影。民国年间北洋军阀“东北王”张作霖对“野味”的嗜好也很特别——他喜欢吃老虎肉。据说，当时的东北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都为张作霖所热衷。即使到了今天，不少酒楼、饭店，依旧兼营烹炖昂贵的野味菜谱。吃蛇肉、吃果子狸、吃猫肉、吃鳄鱼肉、吃穿山甲肉、吃猫头鹰肉……
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有“药补不如食补”的影响，人们希望通过食补达到强健身体的目的；又或者是猎奇尝鲜之本性，在封建王朝宫廷举办的节庆活动中，罕见的“野味”则被当作一种“恩宠”的标志……
但这样的做法真的好么？将野生动物吃成濒危甚至绝种自不必说，即便就人体自身健康而言，“野味”的负面影响，恐怕也不能避而不见。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总结了一大堆不能吃的“野味”：孔雀肉味咸、凉、有小毒，人食其肉者，自后服药必“不效”；鸳鸯虽然好看，但跟孔雀一样“肉味咸、凉、有小毒”，更可怕是食后头疼、可以变成终生疾病；野马“肉味辛、苦、冷、有毒”，多吃会“生疮患痢”。甚至古来一直受到推崇的熊肉，虽然没毒，李时珍也提醒，“有痼疾者不可食”，这句话本身，似乎就否定了民间所谓“吃啥补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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