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她9歲進中華戲曲專科學校學藝，師承名家，得到前輩京劇大師王瑤卿先生的指點，從此踏上70多年的戲夢人生。
在菊壇，李玉茹有兩點為一般演員所不及。一是京劇四大名旦中，有三位（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當過她的老師且有親授劇目；二是她與南北兩大鬚生馬連良和周信芳，以及其他諸多名家都有過合作。
抗戰期間，梅蘭芳蓄鬚明志，暫別舞臺。李玉茹得機會拜梅為師，梅先生親授她《奇雙會》《霸王別姬》。抗戰勝利，李玉茹正式定居上海，開始與周信芳、俞振飛等合作。1955年，她加入上海京劇院。1956年，拍攝戲曲片《宋士傑》，她與周信芳合作，飾楊素貞。
在《李玉茹談戲說藝》一書中，李玉茹自述了和曹禺先生的感情生活：
我初識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當時正在構思一部以女演員為主角的劇本，常找我談心，他的呆氣讓我覺得他是個可信賴的朋友，他細緻的感情又使他像個兄長與老師。我瞭解他被婚姻困擾著，很同情他的兩難處境。
曹禺來看我，一個窮讀書人，並不受到我母親的歡迎，我們只好另覓地方談心。每逢這種時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園路的公寓下邊等我很久，我才能揹著母親出來。他那時總是騎一輛很破的舊腳踏車，帶我到兆豐公園(今天的中山公園)去。我們互相愛慕，但也都知道，由於各種原因，這是不可能的事。
大約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將要離開上海的時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來向我告別。他囑咐我，不要聽信外邊的謠傳，不要離開上海，並說，我的將來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樓，一直望著他們遠去，很是惆悵。
��1978年“文革”結束後，《人民文學》發表了他的《王昭君》。當時，我正擔任上海京劇院三團團長，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劇原有的《昭君出塞》合併起來，搞個京劇《王昭君》，正巧這時曹禺來上海，我們才劫後餘生重又見面。這次見面使兩顆受過重創的心靈再也不願意分開了。
就這樣，相識三十多年後的我們，終於在1979年——他69歲高齡，而我已是56歲的老嫗——領取了結婚證，司機老史是我們的證婚人，由此開始了我倆的晚年生活。此時的曹禺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他一方面十分興奮，埋頭於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寫表態文章、應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著內心百種痛苦的煎熬：他為千瘡百孔的文化事業而痛苦；他更為自己寫不出東西，或者說再也寫不出他自信為好的作品而痛苦……
我倆共同生活的時間十分短暫，只有十七個年頭。別人不能理解兩個偌大年紀的人怎麼比年輕夫婦還要相愛呢?曹禺走後這一年裡，我漸漸明白了，這是兩顆孤獨寂寞的心靈在共同尋求著知心的撫慰與溫暖。“知實難逢”，千真萬確。
摘自上海文藝出版社最近出版新書《李玉茹談戲說藝》
1988年，曹禺被診斷為腎功能衰退。李玉茹二話沒說，陪著曹禺先生住進了北京醫院。在一張鋼絲小床上，兩人相伴幾年。人後，她哭得死去活來；當著曹禺的面，卻顯得信心百倍，鼓勵曹禺跟她一起往前走。
曾有人問李玉茹老師，她眼中的曹禺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李老師直言相告：他是個好人，是個天真的人，是個藝術人，是個詩人。我們相濡以沫十七年，我有曹禺這麼一個伴侶，對我來說是一個完滿的句號。
1996年12月13日凌晨三點多，接到護工電話，李玉茹趕到醫院，只見床上的曹禺，一邊是報紙，一邊是他翻看的《古文觀止》。曹禺先生的心電圖已成一根直線。聽到李玉茹喚他的名字，這根直線竟突然跳起來。然後，白線再慢慢、慢慢平了下去。奇蹟終究沒能發生。
凌晨3點55分，悄然離我走了……家寶今天獨自一人睡在北京醫院太平間了，我不能陪他了。好人家寶，我捨不得你。”李玉茹黯然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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