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她9岁进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艺，师承名家，得到前辈京剧大师王瑶卿先生的指点，从此踏上70多年的戏梦人生。
在菊坛，李玉茹有两点为一般演员所不及。一是京剧四大名旦中，有三位（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当过她的老师且有亲授剧目；二是她与南北两大须生马连良和周信芳，以及其他诸多名家都有过合作。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暂别舞台。李玉茹得机会拜梅为师，梅先生亲授她《奇双会》《霸王别姬》。抗战胜利，李玉茹正式定居上海，开始与周信芳、俞振飞等合作。1955年，她加入上海京剧院。1956年，拍摄戏曲片《宋士杰》，她与周信芳合作，饰杨素贞。
在《李玉茹谈戏说艺》一书中，李玉茹自述了和曹禺先生的感情生活：
我初识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长与老师。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同情他的两难处境。
曹禺来看我，一个穷读书人，并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们只好另觅地方谈心。每逢这种时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母亲出来。他那时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脚踏车，带我到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去。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事。
大约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来向我告别。他嘱咐我，不要听信外边的谣传，不要离开上海，并说，我的将来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楼，一直望着他们远去，很是惆怅。
��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才劫后余生重又见面。这次见面使两颗受过重创的心灵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就这样，相识三十多年后的我们，终于在1979年——他69岁高龄，而我已是56岁的老妪——领取了结婚证，司机老史是我们的证婚人，由此开始了我俩的晚年生活。此时的曹禺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一方面十分兴奋，埋头于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写表态文章、应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着内心百种痛苦的煎熬：他为千疮百孔的文化事业而痛苦；他更为自己写不出东西，或者说再也写不出他自信为好的作品而痛苦……
我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十七个年头。别人不能理解两个偌大年纪的人怎么比年轻夫妇还要相爱呢?曹禺走后这一年里，我渐渐明白了，这是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在共同寻求着知心的抚慰与温暖。“知实难逢”，千真万确。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新书《李玉茹谈戏说艺》
1988年，曹禺被诊断为肾功能衰退。李玉茹二话没说，陪着曹禺先生住进了北京医院。在一张钢丝小床上，两人相伴几年。人后，她哭得死去活来；当着曹禺的面，却显得信心百倍，鼓励曹禺跟她一起往前走。
曾有人问李玉茹老师，她眼中的曹禺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李老师直言相告：他是个好人，是个天真的人，是个艺术人，是个诗人。我们相濡以沫十七年，我有曹禺这么一个伴侣，对我来说是一个完满的句号。
1996年12月13日凌晨三点多，接到护工电话，李玉茹赶到医院，只见床上的曹禺，一边是报纸，一边是他翻看的《古文观止》。曹禺先生的心电图已成一根直线。听到李玉茹唤他的名字，这根直线竟突然跳起来。然后，白线再慢慢、慢慢平了下去。奇迹终究没能发生。
凌晨3点55分，悄然离我走了……家宝今天独自一人睡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了，我不能陪他了。好人家宝，我舍不得你。”李玉茹黯然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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