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来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起，荣登皇帝宝座的草莽英雄，如汉太祖高皇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但却始终缺少出身寒微却能力挽狂澜的首辅大臣。幸运的是，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一位，时人称为“救时宰相”。
从秀才到举人，从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从平民中一路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当了整整10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一度治理得国富民安。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是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一、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背景，行将就木的明王朝与封建制度
这场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明神宗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也就是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当时，明朝已处于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根本原因，其实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
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明朝是一个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强度的王朝，也是皇权达到巅峰的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下，明朝的衰败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反映着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就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不可救药。张居正就是在种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的。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这首诗是张居正年少时作下的，他以竹自喻，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16岁时，张居正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随后仕途顺利，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清朝人在《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
可是，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一样不幸。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居然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大臣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是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
二、张居正之前的改革失败案例，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明朝是封建专制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皇亲贵戚过着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明朝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
明中叶以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多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
明太祖建国时，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廷杖。到了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没见过，就连国外也是如此。
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击败严嵩，高拱又击败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大批官员被贬谪。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一片混乱。
内阁尚且如此，各地的官衙更是无视法令，政多纷更。“自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明末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时的北宋王朝还要严峻，这是极大的政治危机。
明朝在财政上：导致社会经济衰败的主因之一是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
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
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革，但都难以奏效。
比如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
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小规模的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明帝国政治、经济中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就败下阵来，狼狈退场。
三、张居正改革的大内容，国家法令、政府税收、劳动力、社会思想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明朝统治机构近乎腐烂透顶，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极如，顾望但怀愁。
隆厌六年(1572年)，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龙坪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明神宗) 。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张居正得以循序升为首辅。
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
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
最有权势的大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就是因为有冯保的支持。然而，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要严格家教，既伸张了法纪，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
一是从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
二是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
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明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极大地破坏了明朝的税收支柱。
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
万历六年，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明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驳斥迂腐的古制，面向实际
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假。
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的学士。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先”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四、张居正改革的结局，十年心血，一夕不存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导致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就连抗倭有功的戚继光也被调离前线，然后逐渐失势。
至于张居正那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荡然无存。废除新政，首先就从恢复权贵的特权开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张居正的改革行为
挑战了皇权，违背了封建专制的核心。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所以才得以改革。在新政初期，明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自然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
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于张居正规劝的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勤读书的说教，皇帝已有所不满，是双方关系破裂的开始。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明神宗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一但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封建统治阶级那贪婪的阶级本性便暴露了出来。
虽然改革家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终将会成为牺牲品，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不例外。
(二)张居正没有看破封建阶级的思想局限性
张居正改革本来是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
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
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必然使他失败。
打击不法权贵，原本是新政的重头问题，可是其出发点仅是为了“严治为善爱”，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所谓的打击不法权贵，最后还是为了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而不法权贵又根本不可能遵纪守法。
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
后言：在距今500多年前的明朝时期，改革家张居正试图用他的非凡手段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但最后却一败涂地。他的失败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其处境就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大海中的浮萍，漂泊无依。但他一如既往，勇往直前，直至粉身碎骨，也没有退缩。
对明朝而言，则完全错失了中兴的机会，从中衰走入了灭亡的深渊中，一发不可收拾。在其后六十多年里，吏治腐败，财政亏空，权贵横行，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呈井喷式爆发，但明朝再也没有了一个“张居正”。万历皇帝、天启皇帝、泰昌皇帝、崇祯皇帝，再也没有找到能为帝国医治“顽疾”的改革家。崇祯皇帝在亡国时，高喊“朕非亡国之君，彼皆亡国之臣”，何尝不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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