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遺產

一部印度歷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歷史”（馬克思語），從公元前1500年開始，雅利安人、波斯人、塞種人、貴霜人（我國史書上的大月氏）、突厥人一波波的湧入南亞次大陸。諷刺地是，這些來自西北方的遊牧民族走的是同一條路線——穿越興都庫什山脈那些狹隘的山口進入次大陸腹地。時光如梭，原來的征服者定居下來，又面臨新的侵略，新的征服者還來不及享受勝利的成果，卻發現“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終於這樣的輪迴結束了，火槍的出現永久性地結束了“騎馬民族”對定居居民的天然優勢，來自西北方的噩夢終結了，但是最後的征服者來自曾經平靜的大海。英國在18世紀征服了人口多達4億的次大陸，獲取了大不列顛帝國最大的一塊殖民地：英屬印度——那顆英王王冠上最明亮的寶石。

但是換一個視角的話，就會發現，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人將要離開這片土地的時候，昔日的“日不落帝國”留給新生的印度共和國的，卻是一份完全稱得上是“豐厚”的遺產。

印度民族大起義

為什麼這麼說呢？恰恰是英屬印度，第一次把德里政府的權威，擴展到了整個次大陸。新生的印度共和國繼承了這份“統一”，雖然這是由殖民者強加的“統一”，雖然英國人離開時留下的“印巴分治”和與之相關的“克什米爾問題”一直令印度執政者耿耿於懷；但沒有這份“帝國遺產”，“印巴分治”裡的“印度”本身也會像它的前三千年歷史一樣四分五裂，只能成為一個地理名詞，而不是一個面積廣達300萬平方公里的現代國家的國名。

印巴分治

尼赫魯的印記

1947年獨立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長期擔任印度首任總理（1947年-1964年）。在他逝世之後，直到80年代末，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外孫拉吉夫·甘地也曾相繼擔任過印度總理。由此，印度的對外戰略，也就深深地烙上了尼赫魯的個人印記。

尼赫魯

就如尼赫魯自己所言，“就我的好惡來說，與其說我是一個印度人，不如說我更像一個英國人”，受過完整英式教育的劍橋大學高材生尼赫魯也全盤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安全觀”。那就是：印度一定要成為南亞的主導力量；為了印度的安全，周邊的小國——譬如尼泊爾、錫金和不丹——需要成為印度的勢力範圍，以便與次大陸之外的大國，譬如北方的中國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至於“印巴分治”後的孿生兄弟巴基斯坦（當時包括現在的孟加拉國，即“東巴基斯坦”），尼赫魯曾經直言不諱地表示，“我毫不懷疑印度最終還是要變成一個單一的國家，分治很可能只是邁向這一目標的一塊墊腳石”；更不用說印巴兩國爭奪的焦點克什米爾了，家族淵源正是來自一個克什米爾婆羅門家庭，因此有著濃厚“克什米爾情結”的尼赫魯以毫不妥協的姿態將它視為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在1954年6月和周恩來總理一起向全世界倡議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尼赫魯，並不打算讓這個原則適用於印度的南亞鄰居們。

印度的歷代執政者，具體政策時有調整，而總的南亞政策的框架沒有跳出尼赫魯思想的窠臼。

結怨四鄰

70年代，在“後殖民時代”的南亞次大陸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孟加拉國的獨立和錫金成為印度的一個“邦”，這兩件看似不相關的事情徹底顛覆了南亞的地緣政治格局。

1971年，印巴雙方爆發了25年來的第三次戰爭，其結果是印度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為孟加拉國，印度由此在印巴對峙中取得了絕對優勢。戰敗的巴基斯坦失去了七分之一的土地和相近一半的人口，更重要的是，殘餘的巴基斯坦只擁有相當於印度六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領土；而且將不得不在一條無險可守的邊界上承受印度的全部壓力。這使得維護國家的生存成為巴基斯坦的首要主題，它已經完全無力去挑戰印度的南亞霸權。放眼望去，在地理上封閉的南亞次大陸裡，印度的周圍已經是沒有能力威脅自己的巴基斯坦和若干友好而溫順的弱小鄰居，印度在南亞的顯赫地位也達到了巔峰。只要印度執政者明智地向把國家生存放在第一位的巴基斯坦伸出橄欖枝，從而實現印巴和解的話，印度的南亞外部“小環境”就會和他在美蘇之間的國際“大環境”一樣友好。

印度 通過戰爭肢解巴基斯坦

但是在1975年，印度選擇合併了錫金，這真可謂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早在1861年，英國殖民者就把喜馬拉雅山南麓屬於西藏文化圈的錫金王國變成了英屬印度的“保護國”。在英國人的統治時期，大批尼泊爾族移民受到英國殖民者的鼓勵湧入這個小小的王國謀生，信仰印度教的尼泊爾人數量很快超過了篤信佛教的土著，佔到了錫金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當英國人終於從次大陸離開後，以外來移民為主、仿效印度國大黨成立的錫金國大黨依樣畫葫蘆，發起“不合作運動”，抵制錫金國王，印度趁機以“防止動亂和流血”為由，派兵進駐錫金。1950年印度政府同錫金簽訂了《印度錫金和平條約》，把錫金從英屬印度的“保護國”變成了印度的“保護國”，全面把持了錫金的外交和國防大權。

錫金

1816年贏得廓爾喀戰爭後的英國之所以沒有吞併戰敗的尼泊爾，是因為這樣做的話將產生一條極長的和中國的邊界，而英國人認為，“兩個互相蔑視的強國之間的一條七、八百英里的邊界所能導致的結果看來絕不會是和平”，獨立後的印度也繼承了和中國之間需要一個緩衝帶的邏輯，錫金“保護國”正是這樣一個緩衝地帶。

但是隨著1971年出兵肢解巴基斯坦扶植起孟加拉國的成功，印度自信在孟加拉灣地區已經完全控制了局勢，認為時機已到，於是斷然採取決定性的步驟吞併了錫金：1973年４月，印度指使親印政黨上街示威，然後藉口時局動盪而再次出兵錫金實行軍事佔領，1975年４月，被外來移民控制的“錫金議會”決定把錫金併入印度，在驚人的97.5%的贊成票的“公民投票”之後印度正式把錫金變成了它的第22個邦。

錫金風光

錫金併入印度，對印度國力的增加可謂是微不足道。它的區區60萬人口在近10億印度人口中只不過是“滄海一粟”，以農業為主又沒有什麼自然資源的錫金對印度經濟發展也無甚助益，印度除了獲得了原本就被自己牢牢控制著的7100平方公里和一條更加延長了的中印邊界之外所得有限。相反，錫金的亡國，卻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匣子，使得印度的南亞鄰國們都驚恐不安地回想起了尼赫魯那不祥的讖語——“小的民族國家註定要滅亡的，它可以作為文化上的自治區苟延殘喘，但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單位”，因而對它們的大塊頭鄰居印度共和國伸過來的“友誼”之手深懷戒心。

現實的困境

合併錫金的副作用很快就爆發出來。印度的這一錯誤舉措使得它深陷與鄰國的齟齬之中。

同樣在1949年和印度簽署的《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中規定“對外關係受印度指導”的不丹，立即感到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量湧入不丹的尼泊爾族移民可能成為本國潛在的“特洛伊木馬”，深恐遭到錫金同樣命運的不丹政府從80年代開始限制移民進入，甚至不惜造成一場人道主義災難——驅逐了國內的10多萬尼泊爾族人，而整個不丹的人口也只有65萬。同時，不丹國內對該條約中嚴重損害了不丹的主權和獨立的“印度控制不丹外交”這一“霸王條款”的反對聲浪日益高漲，直到2007年印度才被迫在和不丹簽訂的新條約中廢除這一條款，但不甘失去對不丹控制的印度依然留下了“後手”：“不丹所為不能損害印度的戰略利益”。

不丹風光

甚至錫金和不丹國內外來移民的來源地，印度之外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國家尼泊爾，在目睹錫金滅亡之後也存有和不丹類似的憂慮：因為佔尼泊爾人口三分之一的馬迪西人是近百年間移民尼泊爾的印度人以及後裔。同樣與不丹相似的是，1950年尼泊爾在《和平友好合作條約》中也被迫承認它在防禦和安全問題上有和印度磋商的“義務”，而就在當年12月，尼赫魯就在印度議會上揚言“嚴格說起來，尼泊爾的獨立只是一種形式”。長期的歷史積怨使得尼泊爾人民的反印情緒濃烈，在2000年12月，僅僅由於傳聞某印度電影演員對尼泊爾的一句微詞，居然引發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爆發了一場猛烈的反印暴力騷亂。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後一手扶植的孟加拉國居然也和印度關係不睦。人口密度名列世界前茅的世界第九人口大國孟加拉國自然不用像人口稀少的不丹那樣擔心被印度通過移民吞併（反過來是印度因為孟加拉非法移民而頭疼，最近印度的騷亂就與此有關），但它也有自己的麻煩：整個孟加拉國有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與恆河息息相關，尤其是恆河河水對兩岸的農業生產至關重要，而恆河上游流經印度。1971年印度在距離孟加拉邊界僅17公里的恆河上游建成法拉卡水壩，這使得旱季流入孟加拉國的恆河水量驟減四分之三，對孟加拉國的經濟和生態造成了一場災難。在邊界和關稅問題上，以“解放者”自居的印度也完全不理會孟加拉國的合理關切，一律粗暴地斥之為“忘恩負義”，這使得孟加拉國獨立之初民眾對印度的友好感情迅速被對印度大國沙文主義的反感和警惕所代替，兩國甚至在2001年爆發了嚴重的邊界衝突。

人口密集的孟加拉國

連孟加拉國對印度的態度都如此，更不用說半個世紀的宿敵巴基斯坦了。在警惕和不信任的氛圍中“克什米爾死結”也越系越緊。1987年開始，印巴雙方在克什米爾東北部、海拔六千多米的錫亞琴冰川——被稱為世界上最高的戰場上爆發了持續至今的武裝衝突，冰川上的衝突年復一年耗費著不計其數的人力物力，拖累了印度經濟發展的步伐，甚至險些在1999年釀成印巴之間又一次全面戰爭——兩個核武裝的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其可怖的後果讓人不寒而慄。

冰川上的較量

出路何在？

現在看來，印度在尼赫魯時代的短暫活躍之後“成為很少幾個國際地位持續下降的第三世界國家之一”。對南亞霸權的執著追求，並沒有成就印度的“大國夢”。因為正如蘇聯解體所證明的那樣，軍事和政治上的強大隻是暫時的強大，從根本上說，國力的真正提高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而在世界的經濟舞臺上，印度一度淪為無足輕重的角色，在90年代初，擁有9億人口的印度，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竟然只能和只有區區1000多萬人口的荷蘭“並駕齊驅”，這是多麼令人尷尬的處境！

問題在於，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安定的周邊環境。進入21世紀以後，以“911”事件為標誌，極端分子的恐怖活動代替了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對抗成為影響世界和平安定的主要因素。從2001年首都新德里發生的國會槍擊案到2008年在人口最多的城市孟買發生的恐怖襲擊，印度不幸淪為恐怖主義的重災區。令人不解的是，每當有恐怖活動發生，印度總是簡單地把責任歸咎於巴基斯坦，動輒增兵邊界進行戰爭恐嚇，全面不顧這樣一個事實：巴基斯坦作為一個“反恐前線”國家本身也深受恐怖活動之害。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政府越是在和印度的長期對抗中受到削弱，就越是無力維護國內的秩序——而失控的局勢恰恰是恐怖主義理想的溫床，恐怖分子的肆虐又會嚴重打擊經濟發展的環境，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可以預料，若是印度繼續堅持追求南亞霸權——這一殖民時代遺留的早已不合時宜的思維定式，它就不會擁有真正安定的周邊環境，尼赫魯口中的“有聲有色的大國”終究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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