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遗产

一部印度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马克思语），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雅利安人、波斯人、塞种人、贵霜人（我国史书上的大月氏）、突厥人一波波的涌入南亚次大陆。讽刺地是，这些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走的是同一条路线——穿越兴都库什山脉那些狭隘的山口进入次大陆腹地。时光如梭，原来的征服者定居下来，又面临新的侵略，新的征服者还来不及享受胜利的成果，却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终于这样的轮回结束了，火枪的出现永久性地结束了“骑马民族”对定居居民的天然优势，来自西北方的噩梦终结了，但是最后的征服者来自曾经平静的大海。英国在18世纪征服了人口多达4亿的次大陆，获取了大不列颠帝国最大的一块殖民地：英属印度——那颗英王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

但是换一个视角的话，就会发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将要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留给新生的印度共和国的，却是一份完全称得上是“丰厚”的遗产。

印度民族大起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恰恰是英属印度，第一次把德里政府的权威，扩展到了整个次大陆。新生的印度共和国继承了这份“统一”，虽然这是由殖民者强加的“统一”，虽然英国人离开时留下的“印巴分治”和与之相关的“克什米尔问题”一直令印度执政者耿耿于怀；但没有这份“帝国遗产”，“印巴分治”里的“印度”本身也会像它的前三千年历史一样四分五裂，只能成为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面积广达300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国家的国名。

印巴分治

尼赫鲁的印记

1947年独立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长期担任印度首任总理（1947年-1964年）。在他逝世之后，直到80年代末，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外孙拉吉夫·甘地也曾相继担任过印度总理。由此，印度的对外战略，也就深深地烙上了尼赫鲁的个人印记。

尼赫鲁

就如尼赫鲁自己所言，“就我的好恶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印度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英国人”，受过完整英式教育的剑桥大学高材生尼赫鲁也全盘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安全观”。那就是：印度一定要成为南亚的主导力量；为了印度的安全，周边的小国——譬如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需要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以便与次大陆之外的大国，譬如北方的中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至于“印巴分治”后的孪生兄弟巴基斯坦（当时包括现在的孟加拉国，即“东巴基斯坦”），尼赫鲁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毫不怀疑印度最终还是要变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分治很可能只是迈向这一目标的一块垫脚石”；更不用说印巴两国争夺的焦点克什米尔了，家族渊源正是来自一个克什米尔婆罗门家庭，因此有着浓厚“克什米尔情结”的尼赫鲁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将它视为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在1954年6月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向全世界倡议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并不打算让这个原则适用于印度的南亚邻居们。

印度的历代执政者，具体政策时有调整，而总的南亚政策的框架没有跳出尼赫鲁思想的窠臼。

结怨四邻

70年代，在“后殖民时代”的南亚次大陆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孟加拉国的独立和锡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彻底颠覆了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1971年，印巴双方爆发了25年来的第三次战争，其结果是印度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印度由此在印巴对峙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战败的巴基斯坦失去了七分之一的土地和相近一半的人口，更重要的是，残余的巴基斯坦只拥有相当于印度六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领土；而且将不得不在一条无险可守的边界上承受印度的全部压力。这使得维护国家的生存成为巴基斯坦的首要主题，它已经完全无力去挑战印度的南亚霸权。放眼望去，在地理上封闭的南亚次大陆里，印度的周围已经是没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巴基斯坦和若干友好而温顺的弱小邻居，印度在南亚的显赫地位也达到了巅峰。只要印度执政者明智地向把国家生存放在第一位的巴基斯坦伸出橄榄枝，从而实现印巴和解的话，印度的南亚外部“小环境”就会和他在美苏之间的国际“大环境”一样友好。

印度 通过战争肢解巴基斯坦

但是在1975年，印度选择合并了锡金，这真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早在1861年，英国殖民者就把喜马拉雅山南麓属于西藏文化圈的锡金王国变成了英属印度的“保护国”。在英国人的统治时期，大批尼泊尔族移民受到英国殖民者的鼓励涌入这个小小的王国谋生，信仰印度教的尼泊尔人数量很快超过了笃信佛教的土著，占到了锡金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当英国人终于从次大陆离开后，以外来移民为主、仿效印度国大党成立的锡金国大党依样画葫芦，发起“不合作运动”，抵制锡金国王，印度趁机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锡金。1950年印度政府同锡金签订了《印度锡金和平条约》，把锡金从英属印度的“保护国”变成了印度的“保护国”，全面把持了锡金的外交和国防大权。

锡金

1816年赢得廓尔喀战争后的英国之所以没有吞并战败的尼泊尔，是因为这样做的话将产生一条极长的和中国的边界，而英国人认为，“两个互相蔑视的强国之间的一条七、八百英里的边界所能导致的结果看来绝不会是和平”，独立后的印度也继承了和中国之间需要一个缓冲带的逻辑，锡金“保护国”正是这样一个缓冲地带。

但是随着1971年出兵肢解巴基斯坦扶植起孟加拉国的成功，印度自信在孟加拉湾地区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断然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吞并了锡金：1973年４月，印度指使亲印政党上街示威，然后借口时局动荡而再次出兵锡金实行军事占领，1975年４月，被外来移民控制的“锡金议会”决定把锡金并入印度，在惊人的97.5%的赞成票的“公民投票”之后印度正式把锡金变成了它的第22个邦。

锡金风光

锡金并入印度，对印度国力的增加可谓是微不足道。它的区区60万人口在近10亿印度人口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以农业为主又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的锡金对印度经济发展也无甚助益，印度除了获得了原本就被自己牢牢控制着的7100平方公里和一条更加延长了的中印边界之外所得有限。相反，锡金的亡国，却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使得印度的南亚邻国们都惊恐不安地回想起了尼赫鲁那不祥的谶语——“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因而对它们的大块头邻居印度共和国伸过来的“友谊”之手深怀戒心。

现实的困境

合并锡金的副作用很快就爆发出来。印度的这一错误举措使得它深陷与邻国的龃龉之中。

同样在1949年和印度签署的《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中规定“对外关系受印度指导”的不丹，立即感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不丹的尼泊尔族移民可能成为本国潜在的“特洛伊木马”，深恐遭到锡金同样命运的不丹政府从80年代开始限制移民进入，甚至不惜造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驱逐了国内的10多万尼泊尔族人，而整个不丹的人口也只有65万。同时，不丹国内对该条约中严重损害了不丹的主权和独立的“印度控制不丹外交”这一“霸王条款”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直到2007年印度才被迫在和不丹签订的新条约中废除这一条款，但不甘失去对不丹控制的印度依然留下了“后手”：“不丹所为不能损害印度的战略利益”。

不丹风光

甚至锡金和不丹国内外来移民的来源地，印度之外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国家尼泊尔，在目睹锡金灭亡之后也存有和不丹类似的忧虑：因为占尼泊尔人口三分之一的马迪西人是近百年间移民尼泊尔的印度人以及后裔。同样与不丹相似的是，1950年尼泊尔在《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中也被迫承认它在防御和安全问题上有和印度磋商的“义务”，而就在当年12月，尼赫鲁就在印度议会上扬言“严格说起来，尼泊尔的独立只是一种形式”。长期的历史积怨使得尼泊尔人民的反印情绪浓烈，在2000年12月，仅仅由于传闻某印度电影演员对尼泊尔的一句微词，居然引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爆发了一场猛烈的反印暴力骚乱。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后一手扶植的孟加拉国居然也和印度关系不睦。人口密度名列世界前茅的世界第九人口大国孟加拉国自然不用像人口稀少的不丹那样担心被印度通过移民吞并（反过来是印度因为孟加拉非法移民而头疼，最近印度的骚乱就与此有关），但它也有自己的麻烦：整个孟加拉国有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与恒河息息相关，尤其是恒河河水对两岸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而恒河上游流经印度。1971年印度在距离孟加拉边界仅17公里的恒河上游建成法拉卡水坝，这使得旱季流入孟加拉国的恒河水量骤减四分之三，对孟加拉国的经济和生态造成了一场灾难。在边界和关税问题上，以“解放者”自居的印度也完全不理会孟加拉国的合理关切，一律粗暴地斥之为“忘恩负义”，这使得孟加拉国独立之初民众对印度的友好感情迅速被对印度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感和警惕所代替，两国甚至在2001年爆发了严重的边界冲突。

人口密集的孟加拉国

连孟加拉国对印度的态度都如此，更不用说半个世纪的宿敌巴基斯坦了。在警惕和不信任的氛围中“克什米尔死结”也越系越紧。1987年开始，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东北部、海拔六千多米的锡亚琴冰川——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战场上爆发了持续至今的武装冲突，冰川上的冲突年复一年耗费着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拖累了印度经济发展的步伐，甚至险些在1999年酿成印巴之间又一次全面战争——两个核武装的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其可怖的后果让人不寒而栗。

冰川上的较量

出路何在？

现在看来，印度在尼赫鲁时代的短暂活跃之后“成为很少几个国际地位持续下降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一”。对南亚霸权的执着追求，并没有成就印度的“大国梦”。因为正如苏联解体所证明的那样，军事和政治上的强大只是暂时的强大，从根本上说，国力的真正提高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印度一度沦为无足轻重的角色，在90年代初，拥有9亿人口的印度，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竟然只能和只有区区1000多万人口的荷兰“并驾齐驱”，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处境！

问题在于，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进入21世纪以后，以“911”事件为标志，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代替了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抗成为影响世界和平安定的主要因素。从2001年首都新德里发生的国会枪击案到2008年在人口最多的城市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印度不幸沦为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令人不解的是，每当有恐怖活动发生，印度总是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巴基斯坦，动辄增兵边界进行战争恐吓，全面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反恐前线”国家本身也深受恐怖活动之害。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政府越是在和印度的长期对抗中受到削弱，就越是无力维护国内的秩序——而失控的局势恰恰是恐怖主义理想的温床，恐怖分子的肆虐又会严重打击经济发展的环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可以预料，若是印度继续坚持追求南亚霸权——这一殖民时代遗留的早已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式，它就不会拥有真正安定的周边环境，尼赫鲁口中的“有声有色的大国”终究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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