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高古轩传闻：他如何从一个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街头卖1美元海报的小商，做到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画廊主？他如何让身价最贵的艺术家、最有钱的收藏家，心甘情愿围绕在他身边？他如何借助个人影响力，改变整个艺术市场的交易模式？你仰慕他或者敌视他，他的地位不容置疑。正像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所说，“他是捕食者，是鲨鱼，没有什么东西能让这家伙害怕。”
他是全球第一大画廊主；他的14个画廊遍布全球8个城市；一共面积约有14200平方米；代理着122个艺术家；手下的工作人员共200余人；每年举办60-70个展览； 展期长达3-5 个星期；全球每年累计销售额可达11 亿美元；平均每个工作日销售额300万美元。他代理的艺术家有JeffKoons、EdRuscha、RichardPrince、AndreasGursky 和曾梵志等； 还享有AndyWarhol、RoyLichtenstein、PabloPicasso 和AlbertoGiacometti等已故大师们的作品代理权； 他的藏家名单中不乏SiNewhouse、DavidGeffen、EliBroad、Fran.oisPinault 和StevenCohen 等世界顶级藏家。
上世纪80年代，高古轩从洛杉矶来到世界艺术的中心—纽约。
几十年来，高古轩对媒体一直低调而抵触，关于这位世界第一大画廊主的公开资料非常少，只知道他出生于1945 年，父亲是一位亚美尼亚移民，来美国后做会计的工作，母亲是一位演员，在电影中担任一些配角。成长过程中甚至没有去过一次博物馆。
高古轩就读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是文化运动的积极地，这座历史名校离好莱坞只有几分钟的车程，著名校友中便有《教父》的导演科波拉（Francis F. Coppola）。然而1969 年毕业后，高古轩并没有进入艺术圈，他在著名的娱乐经纪公司WilliamMorris 工作。后来的故事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他开始了在学校附近的韦斯特伍德街道（Westwood）旁边卖海报的生意。
他最终进入艺术圈和他常爱看杂志有关。“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爱看杂志，现在也是。卖海报的时候，就随手拿起一本杂志来看，有时候是艺术杂志。”他回忆道。
他很少看《美国艺术》 （Art in America) 或者《艺术论坛》(Art Forum) 这类严肃的艺术杂志，也不卖严肃的海报。“我卖的那些艺术家，他们搞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创作廉价的海报。这些海报价格低廉，内容让人过目不忘。我用不到1 美元买下，装上便宜的画框，试图卖出10 美元以上的价格，尽可能卖到20 美元。”高古轩说。
拥有这种眼光和销售技巧，高古轩完全可以像画廊主马丁·劳伦斯（Martin Lawrence）一样，靠卖海报发家致富，有段时间他也确实朝着那个方向走，但他最终没有那样做，而是在一间原本是匈牙利餐厅的地方开了自己的空间。早期的展览就举办了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克里斯多·克劳德与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 Claude）在旧金山创作“飞奔的栅栏”（Running Fence）项目时的作品。
这个起点并不低，但当时的高古轩已经33 岁了，对于一个想要进入艺术圈的人来说，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而同一时期，在纽约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已经带着他的“工厂”将波普艺术打造成了美国消费文化的代表，那些有着浓烈商业气息的坎贝尔罐头、玛丽莲·梦露肖像的丝网印刷品，重新定义了现代艺术和艺术家——艺术不再是严肃的绘画，艺术家也不再是画室中端坐的劳模。正像沃霍尔所说，“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当上15 分钟的名人。”
还在洛杉矶街头的高古轩不会想到，未来他的名气并不在沃霍尔之下，并且会为这位波普巨星举办生前的最后一个展览。
1996年高古轩为达明安·赫斯特在纽约举行的首个个展
“如果你考虑到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受太多艺术熏陶，那我今天的成就还不算差。”他笑着说，“算是从一无所有到事业有成。”
的确如此，但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在上世纪80 年代来到了当时世界艺术的中心纽约。但在讲述他到来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纽约当时的艺术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约，取代了巴黎成为现代艺术最火热的聚集地，经济的蓬发带动了艺术，也带动了艺术市场，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来到了纽约，更催生了几位世界级的“超级画商”。是的，高古轩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画商”，在他之前，还有几个名字无法绕过。
历史上的第一个“超级画商”要追溯到19 世纪的传奇画商约瑟夫·亨利·杜维恩（Joseph Henry Duveen），他是今天这些“超级画商”的原型。
杜维恩了解他的客人们渴望进入高级社交圈的欲望，并视他们为自己的学生，指导他们通过艺术来提高身份。他是第一个以贩卖艺术为名，贩卖社会地位的商人。“欧洲人有很多艺术品，而美国人有很多钱和空荡的豪宅，我将他们撮合在一起。”他一手掌控了当时古典大师的绘画交易，有时甚至作品还没有到手就被他以天价卖出。
杜维恩于1939 年去世。在他之后，意大利籍银行家里奥·卡斯特里（Leo Castelli）继承了他的风格，于1957 年在纽约开了第一家画廊。卡斯特里所代表的一代画商更注重挖掘艺术家本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卡斯特里试着预测艺术界即将发生的动态，并挖掘其中的活跃者。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贾思培·琼斯（Jasper Johns）都是他最早发现并培养的。“那家伙，你给他两个啤酒罐他都能卖出好价钱。”德·库宁（Willem deKooning）曾在1960 年时这样形容卡斯特里。
1959 年，卡斯特里在纽约画廊举办了英国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美国的第一场展览。到了1970 年代，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画商。而这时候的高古轩还在洛杉矶，刚刚起步。
仔细观察这些“超级画商”的共性，会发现他们的成功凭借的既是知识、人脉与魅力，也是“品牌安全感”的营造。这个特质让他们的顾客从不质疑艺术品的优劣，仅靠对画商的信任就愿意掏出钱包。而对艺术家来说，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靠的不仅是自身的作品，更仰赖于画商的包装和推广。
艺术圈常称高古轩为“继卡斯特里之后最成功的画商”，但高古轩走得更远。上世纪80 年代来到纽约的高古轩很快赶上了前辈的脚步，他的时代即将来临。
高古轩将废弃的仓库改造成“白盒子”，由一个废弃的仓库改造而成，如今它是全世界顶级画廊的模版。
纽约SoHo区高古轩画廊于1996年展出的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展览现场。
1980 年，高古轩在纽约SoHo 区落脚，开始了画商的生涯。那时的SoHo 还是一个废旧的轻工业基地，在纽约的下城，房租也便宜。他用一张价值4 万美元的布莱斯·马尔登（BriceMarden）的画换了一间阁楼。像在洛杉矶卖海报时一样，他开始经营所有能够买得起的作品，和所有能获得委托代售权的作品。高古轩的眼光吸引了当时有名的艺术经销商安妮娜·挪西（AnninaNosei）的注意，并主动邀请他一起办展。每次他们在高古轩的阁楼里举办展览，都会招来200 多个嬉皮士，通宵闹到天亮。后来被大厦管理处叫停了。
直到1985 年，来到纽约的5 年后，高古轩才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画廊。
能租下这个画廊颇为偶然。一次他陪朋友去切尔西（Chelsea）区看房子，发现这栋楼的一层恰好是空闲的仓库，只给来往的货车卸货用。“在那之前我从没去过切尔西，”高古轩说，“那个街区太疯狂了，到处是妓女。”尽管如此，他还是用月租3000美元租下了那个废旧的仓库，清空了里面的灰尘和杂物，把墙都漆成了白色。
白天的切尔西区还有些人做汽车生意，晚上这里就变成了个声色犬马的红灯区。在上世纪80 年代，喧闹、派对、酒精、毒品是艺术圈的主旋律，如果考虑到这些，再去看高古轩的第一家画廊，则干净得近乎“一尘不染”—这个纯白色的仓库，内饰简洁，大面积的空间全部留给作品展示，没有窗户，也没有多余的装饰，所有进入的人，注意力只能聚焦在艺术品上。
这样的装潢在30 年前看来大胆而前卫—这个由红灯区的一间旧仓库改造而成的“白盒子”，成为了未来所有国际顶级画廊的标准配置。人们喜欢它营造出的简洁、高档的氛围，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只是30 年前一个年轻画商的审美。
有了自己的空间，第一个大展的作品尤为重要。高古轩的藏家人脉有限，手中也没有大牌艺术家资源，他将目光放到了当时美国最知名的藏家夫妇—波顿·特雷梅恩、艾美丽·特雷梅恩（Burton & Emily Tremaine）身上。
特雷梅恩夫妇以收藏众多战后美国艺术品而闻名，他们通常只把作品交给顶级画商处理，比如卡斯特里，而不会交给艺术市场的新人，比如高古轩。
没有能够帮他介绍的人，高古轩就开始自己翻厚厚的电话黄页，“我不认识特雷梅恩家族的人，但在电话簿里找到了他们在康乃狄格州的电话，就拨了过去。告诉他们我想买一幅罗伯特·雷曼（Robert Ryman）的画。”
他亲自去康乃狄格州拜访了这对夫妇，“我不记得最后有没有买下这幅画，但我们确实见面后就成为了朋友。他们邀请我到纽约后再去见他们。我们很合得来。”回忆起来，高古轩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看起来太不真实了，我是说，他们家族可是乘着五月花号来美国的，而我……我肯定不是和五月花号沾边的人物。但他们非常友好，让我进入了他们的圈子，并且把画交给我代理。这才有了后面的展览。”
有了特雷梅恩夫妇的支持，高古轩画廊在1985 年10 月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就在纽约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展览的规模、作品质量放到现在仍然是美术馆级别——贾思培·琼斯、罗伊·里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 ）、罗伯特· 劳申伯格（RobertRauschenberg）、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阿尔伯特·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代表作，撑满了它那间由旧仓库改造而成的画廊。
“这一切就像是命中注定一样，我终于有理由打给像赛·纽豪斯（Si Newhouse）那样的大藏家，告诉他我有他会感兴趣的藏品。”高古轩说。
从打破常规改造仓库为“白盒子”，到利用藏家资源举办的第一个大展， 高古轩将自己的名字打造成为了一块极具价值的品牌，也将画商这一职业在艺术圈中的地位，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层面。
高古轩与安迪·沃霍尔这位波普大师的碰面，也是个让他至今难忘的故事。
“我那时候先遇到了安迪的助理，就一起去了安迪的‘工厂’。1985 年的时候，我就常到工厂和他们在一起吃饭，也开始和安迪一起卖他的画。”有一天正在工厂吃饭时，高古轩看到有些被卷起来的画，有金黄色、古铜色的，像小毛毯，被塑料包着卷起来。
“这是什么？”高古轩问安迪·沃霍尔。
“哦？这些吗？是‘小便绘画’，没人要。”沃霍尔有些放弃了。但是高古轩很好奇，“我能看看吗？”
沃霍尔打开了一幅给他看，高古轩一下喜欢上了这些作品，它们带有明显的沃霍尔风格，是引人入胜的鬼魅般的抽象画，就像沃霍尔常会开的狡猾的玩笑。
“这太酷了，我真的很喜欢它！”高古轩说。
“你觉得你能卖掉它们吗？”沃霍尔问。
“当然！绝对！为什么不，我们来卖吧，一起做个展览。”高古轩说。
沃霍尔答应了，年轻的高古轩的出现，恰好能帮他再激活这个市场。而高古轩也如获至宝，在他看来，沃霍尔作品的价值被低估了太多。
展览在1985 年如期举行，但没人预料到这竟是沃霍尔生前的最后一个展览，次年2 月，沃霍尔病情恶化，在纽约的医院里去世，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死亡意味着大量的财富，死亡能使你成为明星。”沃霍尔曾说。而他的死亡也证明了这个事实——作品生前从未卖过超过5 万美元，如今它们却常年占据着拍卖行的高价榜。高古轩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代理他作品的画商。
高古轩旗下的艺术家杰夫·昆斯，被誉为是美国最成功的当代艺术家，也是如今最受争议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独具慧眼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在沃霍尔去世后，高古轩又举办了20 余次沃霍尔的作品展，并且将它们的市场价格推高。在这之后，高古轩还取得了毕加索、贾科梅蒂等多位已故大师的作品代理权。在事业的初期，他除了代理新兴的艺术家，更通过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获得可观的利润。
曾经有美国的艺术记者这样写道，“如果把高古轩放到卡斯特里的年代，高古轩不会成功；如果把卡斯特里放到高古轩的年代，卡斯特里也不会成功。”然而卡斯特里的遗孀，芭芭拉·卡斯特里（Barbara B.Castelli）这样告诉我们：“卡斯特里更注重挖掘培养那些新兴的艺术家，他视他们事业上的成功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古轩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更出色。”她说，“但两个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我相信任何人在另一个人的时代也会成功。”
不过高古轩做到了老一辈画商们没做到的一点——将自己的影响力化为一个个的实体画廊，并且开到了全世界。如今在世界8 个城市，共有14 家高古轩画廊在营业，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中。“太阳永远不会在我的画廊落下。”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画廊帝国。
看看他旗下代理过的两位最受争议的艺术家，杰夫·昆斯、达明安·赫斯特，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点高古轩的影子—杰夫·昆斯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艺术家和历史上最成功的艺术推销员；达明安·赫斯特则被《纽约时报》评为“用市场将丰富的想象力转化为了一笔非常棒的生意。”在他们的身上，散发着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与表现欲。
就在采访的几天前，杰夫·昆斯在纽约惠特尼美术馆举办个人回顾展时，被一位自称也是艺术家的男子用红色的喷漆在墙上喷了一个巨大的X。这个“艺术仇恨”事件让高古轩皱了皱眉，“这一直是在欧洲才有的事，我很惊讶它竟然在美国发生。但他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作品价格还是人物表现……”
从30 年前在洛杉矶的街头为1 美元的海报装上廉价画框，到如今旗下122 位艺术家每个人都带着“高古轩画廊”的商标。人们总会将他当年发家的故事联想到如今的商业模式——将艺术品包装成为一件精美的商品，并用它满足全世界的欲望。
但这忽略了高古轩本身的特质。艺术家马克·科斯塔比（MarkKostabi）曾讲过一个上世纪的故事：“那是1980 年代，我刚开始和高古轩合作，他竟然就卖出了我的100 多幅画。”“他才是那个画框。”
2 014 年4月，高古轩来到曾梵志北京工作室探访，后者也是高古轩目前在中国签下的唯一一名艺术家。
如今你在全世界的画廊已经有14个，第15个在伦敦，还在装修中。你还像当初一样，对所有分画廊里的每一个展览都事必躬亲吗？
高古轩：是的……你知道，还是分情况而论。我不会说每一个展览都到场，但如果我不监管，我总觉得这会是不好的兆头。你要专注在你的事业上，它确实很考验人的意志力。但我能够掌控全局，我确保参与进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每一场展览中展品的选择。
这压力算不小，对一个人来说。
高古轩：压力总是在。我不喜欢这种压力，但是我手边有这么多的画廊需要管理，有这么多的问题等着处理，不能因为一件事情而心神不宁。
如今大量的资金融入艺术市场，在你看来这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吗？
高古轩：我想会的，从许多方面都会。有些艺术家已经有些超产了，因为市场的缘故——这真是一个陷阱。这让过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市场，有的人为了赚钱。这是个好生意，没错。我承认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靠这个挣钱，过上舒服的日子是一件绝好的事情。
在你年轻的时候，喜爱艺术的人们除了绘画雕塑外，也会追捧新潮的电影和摇滚乐，但是现在视觉艺术逐渐开始占据了文化金字塔的上层。你认为呢？
高古轩：你说的没错，不过我也不能完全同意。与我合作的很多艺术家都开始涉及电影，也会涉及音乐。他们不会和1960 年代的那些艺术家完全一样。但我不会说这些艺术家只会画画，不会关心更宽泛的文化，这就有点夸张。”
还有一些全新的艺术形式——街头艺术，你有关注吗？
高古轩：有。我不是非常关注街头艺术，在这方面我有一点“势利眼”，我不能完全投入这种形式的艺术。但现在我会去多关注一些。我没有代理街头艺术家，对他们我的第一反应是负面的。但这是个有意思的形式。接下来我会参与进U2 乐队主唱博诺(Bono) 的“红色拍卖”（Red Auction，苏富比为非洲重大疾病患者设计的慈善捐款拍卖），里面会有关于街头艺术的部分。我现在已经逐渐开始接受它了。
我对街头艺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反应。我不喜欢“街头”这个概念——我就是从街头来的，现在我是上层人物了，哈哈！但现在我开始觉得我当时对它的决断还太草率。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报道，说谷歌正在根据街头艺术做一款全新的APP。这太酷了。
几年前你聊到艺评人如今在艺术界的话语权越来越低了，对艺术评论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强大的收藏家有资深的艺术顾问。市场在衡量艺术家的名誉方面很有分量，也许比艺术机构的话语权还要大。
高古轩：我觉得是这样。市场已经成为了艺术文化的主导。但评论家们还是不乏影响力。
艺术杂志的一个让我有些恼火的地方，尤其是有时候内容是针对我的，有时候人们会打开一本《纽约时报》，看看艺术评论家鲁波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的文章，然后决定要不要买入或者抛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就像看股票分析一样。
我觉得鲁波塔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艺术评论家，她写过抨击我的文章，也攻击过我的艺术家。但我对她一直非常尊重。我不是在给你放烟雾弹，事实是我确实非常尊重她。可我知道人们现在都看《纽约时报》，不光是鲁波塔的专栏，或者是肯·约翰逊（KenJohnson）、贺兰·科特（Holland Cotter），他们写艺术写得像“投资指南”一样。
如果回过头，再去看看安迪·沃霍尔那时候收到的评论——“他的作品不会经历时间的考验的”——或者看看德·库宁被艺术评论家怎么说，你就知道了，有些很好的艺术家的作品会在评论家的笔下被说得体无完肤。而且不止被一个人这么说，会有一群人都对他们的作品给的负面评论。
所以要时刻记得，有时候负面的评论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这个艺术家是真的在创作，而不是无所事事。当然，有时候负面评论说得也一针见血，有的作品确实是垃圾。但你需要把作品放到大环境下去看，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再做评判。
很多人看来，中国当代艺术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怎么看在这里艺术机构的影响力不够大的事实？
高古轩：我觉得这些机构刚刚起步。中国正在加快脚步追上西方，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包括艺评人、博物馆……他们在试图达到国际上的标准。现在相对于西方来说，中国的艺术市场体系仍在成长中，但是很显然那里的艺术文化是很成熟的，许多伟大的艺术都来源于中国。我确信未来能看到更多宏大的事件在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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