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天圓地方的思想一直貫穿整個歷史，雖然張衡曾經在《渾天儀圖注》曾提出過"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裡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的描述，但是這種說法還是過於模糊，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所謂"地如雞子中黃"就是說大地是球形的。因此，目前對於其描述是指大地是圓形還是說球形還有很大的爭論。
我國古代渾天說
而西方的地圓說在古希臘就曾出現，甚至埃拉托色尼還用日影的方法測量了地球的直徑，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比我們走的更早、更遠，但是真正證明並被廣泛接受還是在1515年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後。而我國由於明代海禁，在鄭和之後就不再進行遠洋探索，錯失了環球航行的機會，因此對大地形狀的認識也依然限於地平說，直到清末。
麥哲倫環球證明了大地是個球體
首先將西方地圓學說介紹到中國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1583年，利瑪竇住在廣東肇慶的時候，就在其住宅的牆上掛了一幅他自己繪製用漢字標註的世界地圖，為了取悅中國的士大夫，他特意將地圖上第一條子午線的投影位置轉移，把中國放在了地圖正中。其自序"地形本圓球，今圖為平面，其理難於一覽而語，則又仿敝邑之法，再做半球圖者二焉。"這幅地圖就是《山海輿地全圖》。不久後，利瑪竇的《乾坤體義》和熊三拔（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的《表度說》先後問世，熊三拔還與另一位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共同給萬曆皇帝講解利瑪竇《萬國輿圖》而編寫的講義《職方外紀》都介紹了地圓說，地圓學說很快在中國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震動。
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
但許多中國學者並不認同地圓說，甚至王夫之（1619-1692）在《思問錄 外編》中也用輕蔑的口吻反對地圓說"如目擊而掌玩之，規兩儀為一丸，何其陋也。"可見當時人們的偏見何其頑固。
地圓說的思想在當時與自視中國處於大地中心的傳統觀念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所以利瑪竇還特意將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心也是為了減輕中國人的反感，迎合士大夫們的自大心理。同時，傳教士們還對地圓說做了一些巧妙的論述，他們解釋道"世謂天圓地方，此蓋言其動靜之義，方圓之理耳，非言其形也。"但是這種從我國古典文獻中找到的論據，並不能消除士大夫們的牴觸情緒。他們的不滿主要在兩方面。
利瑪竇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科技
其一是不滿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把中國畫在跼居一隅的地方。魏濬（1553-1625）在《利說荒唐惑世》中說"焉得謂中國如此蕞爾，而居於圖之近北。"，而李維楨（1547-1626）在《方輿勝略序》中也說"頃有化外人利西泰，為山海圖，狹小中國，略於（鄒）衍同"。同時李維楨還對地圖上標註的洲及其他國家確有其地表示懷疑，說什麼"漢張騫使西域，或傳窮河源、抵月宮，況是人間有不到者！《山海經》、《搜神記》、《鹹賓錄》、《西域志》、《太平廣記》等書，何無一字紀及彼國者？"在他看來，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似乎是為了"狹小"中國而有意捏造出來，僅僅是為了奚落中國，根本是子虛烏有的東西。
不過，也有一些尊重科學的人贊同地圓說，其中一些人也以中國人的角度做出了一些解釋，阮葵生（1727-1789）就是其中一個，他在《茶餘客話》中解釋"所謂中國者，謂其禮樂政教，得天地之正理，豈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臍之中也，向卒必以心為人之中，豈以形哉！"這種解釋並不符合科學事實，但對於開解國人還是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阮葵生的《茶餘客話》
其二，對地圓說的懷疑，最主要是關於其"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然一球，原無上下"的說法了，按照水陸一體的地平觀點，這簡直是"以欺愚頑"的謬論，曾任清初欽天監監正的楊光先（1597-1669）為了駁倒地圓說，在《不得已》一書中針對當時的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問，他說如果大地確實是一個"大圓毬"，毬上國土人之腳心，與毬下國土人之腳心相對，那麼在球下面的人豈非受倒懸之苦了嗎？如果湯若望能夠倒立在樓板下面，我楊光先才能信地圓說；二問，楊光先認為水是天下至平的，如果大地如毬，那麼下面及四周的水為什麼"得以不頃"呢？如果你湯若望能夠指出天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的話，我楊光先就相信地圓說；三問，如果大地確實如毬，下面的國土人物豈非"盡為地所覆壓"，為什麼毬下的人不會被壓死呢？
紀念湯若望誕辰的郵票
對於楊光先的愚昧，魯迅曾在《看鏡有感》中予以了辛辣的批評，但是楊光先以生活中的一些直觀現象來否定地圓說還是很有市場的，因此從明末到清末，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還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地圓說的。
明末傳教士帶來了各種科學技術知識，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也激發了很多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熱忱，如徐光啟、李之藻、王徵、孫元化等人就是這樣做的。但同時，也有一些人固守著傳統觀念，他們認為這些科學在中國古代就已經有過了，於是形成一場"西學東源"的活動，很多學者受這種思想的影響，誤以為一切科學技術都源自中國。這種"尋根"活動，確實滿足了"天朝大國"的自尊感，但是也拖延了中國追趕西方世界的腳步。道光15年的舉人蔣湘南曾寫過一篇《西法非中土所傳論》，嚴肅的批評了這種風氣，其實就是到了現在，我們依然可以在網絡上見到這種西學東源的阿Q式的言論。
明末西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了科技知識
西方的地圓說，最初是源於球型是完美的形狀這種觀念上的，而中國古代對大地為方形則更為欣賞，古代的城市佈局，房屋居所無不是已方為美。因此對於褒圓貶方的地圓說，勢必引起一些傳統觀念較強的學者們的反感。考據學家孫星衍（1753-1818）特地寫了一篇《釋方》，抨擊了"毀方"的理論，進而否定了地圓之說。地圓說的擁護者焦循（1763-1820）又為此批評了孫星衍的偏頗，一場科學上的爭論又延伸到關於道德美的論戰。這次爭論時間不長，但卻讓人深思，西方由最初的美學發展到科學，而我們卻從科學回到了美學。
圍繞這地圓還是地方的爭論幾乎延續了300年，直到李善蘭（1801-1882）通過《談天》和《重學》兩本書的翻譯，將牛頓學說介紹到中國後，地圓說才在中國正式進入科學的軌道。即便如此，普及和宣傳地圓說和日心說仍然經歷了一個艱鉅的過程，包括譚嗣同在內的很多人都為近代中國走向科學之路付出過努力。
李善蘭翻譯的西方天文著作《談天》
今日，人類已經進入太空時代，地球的形狀早已被民眾所知，不過仍有極少數人堅持地評論。而在其他科學領域，也依然存在不相信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人群。時間漫漫，歷程艱苦，我們早已離開了封建時代，不能再用那種自以為中心的所謂天朝大國的思想來看世界了，而是要以科學的眼光和方法去看世界，相信科學終究會戰勝愚昧和昏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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