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漢朝官方哲學體系的奠基人，重要的政論家和唯心主義哲學家。他以“天人感應”觀念為中心的宇宙系統論，論證封建的“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等等永恆合理性，確立了“三綱五常”的封建等級秩序及與之相應的道德原則，為封建統治者編織了用來統治人民的神權、政權、族權、夫權四大繩索，適應了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當時鞏固封建統治的直接需要。這顯然是“愚民政策”，因為它把自然界擬人化，賦予自然界意志、意識、情感和道德屬性，把經過擬人化的自然界當成人類社會的主宰，而把人看成是天的副本，並把自然界與人類的相互關係、相互作用理解為一種有目的、有意識地行為，這顯然是唯心主義的，而且是一種粗糙的神學目的論的唯心主義。雖然它的整體觀、聯繫觀符合辯證法。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不僅是“愚民政策”，而且也是“愚君政策”。它讓人服從君，讓君服從天；天不是為了君主的利益而創造萬物，而是為了萬民利於授予君主權力；如果君主的德行能使萬民安樂，天就授予他權力，如果君主以惡行殘害萬民，天就要剝奪他的權力。對於這種以天來約束、限制皇帝，魯迅先生曾戲稱之為“愚君政策”。他說：“皇帝一自覺自己的無上威權，這就難辦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就胡鬧起來，還說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於是聖人之徒也只好請他吃‘紅嘴綠鸚哥’了，這就是所謂‘天’。據說天子的行事，是都應該體貼天意，不能胡鬧的；而這“天意”也者，又偏只用儒者們知道著。這樣就決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請教他們不可。”魯迅說的刻薄，儒者愚君，也應有平民情懷，不只為儒者之私利。
天如何來約束、限制皇權呢？董仲舒提出了災異譴告之說：災異是天譴告天子的手段，是天欲救天子的表示，而災異本身是國家行政失當所造成的。如果天子不善於體貼天意，及時糾正過失，則可消除災異；如果天子不知應變，天就任其滅亡。古人非常敬畏和迷信天道，一旦有什麼自然災異，比如出現彗星、發生地震、爆發洪水等，皇帝就把責任推給臣子，說因為臣子工作中有過錯、道德上有缺陷，得罪了上蒼，上蒼震怒，降災懲罰。大臣因此做了冤魂的不在少數。其實古之先哲也知道這是“愚君之策”，如荀子說：“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但他不願點破，其理由如王安石指出的那樣：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此，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這與封禪一樣。封禪是溝通天人之際，協調天人關係，告天下太平，報群神之功，履行受天明命，約信盟誓的效忠儀式，亦即就職宣誓，以達成鞏固皇權統治與等級秩序的目的。在皇權獨尊的社會，封禪有助於皇帝守信用、知敬畏，有助於對皇權的制約。正因為如此，宋朝宰相富弼在聽到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論時感到十分震驚，氣憤地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也正因為如此，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罕言人性與天道。古代大智者對於封禪，看破而不說破。
不知董仲舒的“愚君之策”對君主自身及施政起到了多大的正向作用，已知的是“天人感應”說逐漸演變成了讖緯之學，出現了許多“讖緯”書。假託神的啟示預告政治事變的書，叫“讖”書；託名孔子解釋儒家經典的書，叫“緯”。王莽、劉秀都是利用讖緯迷信活動，登上了皇帝寶座。
天人感應學說本身是為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也促使一些皇帝為伸天而利用權力胡鬧起來。災異的出現，是上天的譴告，那祥瑞的出現，就是上天的嘉獎。祥瑞又稱"符瑞"，被儒學認為是表達天意的、對人有益的自然現象。如出現彩雲，風調雨順，禾生雙穗，地出甘泉，奇禽異獸出現等等。儒學認為，這些現象出現是天對皇帝的行為和所發佈的政策的贊成或表彰。於是乎，祥瑞造假屢禁不止，編造皇帝即位前後祥瑞出現的書籍越來越多，皇帝挖空心思勞民傷財搜尋祥瑞，不一而足。從唐朝初年開始，英明的君主李世民說，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並且發佈命令，以後發現的祥瑞，一般不再向中央政府報告。此後儒者們也開始反對過分尋找祥瑞，揭露出許多造假行為。但是直到清朝末年，儒學並未從原則上否認祥瑞是天意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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