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抄公在古代的渊源
立国年间，有夏传寿作仿《陋室铭》一打油小文，中有一句叫做“才不在高，抄抄就行”--------这句话大约就是如今“文抄公”的出处所在。今凡弄笔者，对于文抄公定然是深恶痛绝了，天下文章一大洗，换个名词，改处句法，便能私成己出，所谓“无创作之劳苦，有名利之收成”，不外如是。
颇有意思的是，古人对于“抄袭”、“洗稿”似乎一直都抱有习以为常的态度。清代章实斋《文史通义·言公篇》曾有记载云：“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这段话便是说古人极具奉献精神，并不会将其成果而为“私有”，只要是“所志无不申”便“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故而，文学在古人眼里不过是“副产物”，仅是为“言志”的“载体”，孔子甚至更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
文章都是如此，何况诗词乎？古典文学体系下的诗词审美，全然是围绕着“信而好古”所深发，沈义父谈周邦彦词的优点就是“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乐府指迷》)；贺铸也为自己能“洗稿”而洋洋自得：“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叶梦得《石林诗话》引），如此之例，不甚枚举。很显然，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发现，古人并没有太多对于原创者的怜悯，更多的是体现出了一种“弱肉强食”的态度----------只要你能点铁成金，洗稿又有何妨？不见苏轼之《哨遍》、《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再退一步的谈，腐朽化神奇也是能见到二次创作的苦心孤诣，但刀尺之内，也需要有一些敬畏--------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再阐述新的观念，但倘若只为稻粱谋、只为等身名而因袭前人著，真就对不住自己的那只笔了。
文宗的英雄欺人：从庄墨韩再抄《登高》到杨慎因循前人著的《词品》
时下，猫腻《庆余年》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正在全网热播，作为原著党的我，其实不大想看改编后的电视剧，但笔者还是毅然决然的看下去了--------无他，想挑刺尔！但刺没挑出来，却因电视剧翻出来一些早年看书的记忆。
《庆余年》书中，范闲在某次诗会中有背杜甫《登高》一诗而声名鹊起，之后的情节中则从此张本，即长公主暗胁当世文坛大家庄墨韩蓄意构陷，称《登高》为其先师所作，范闲只是“抄诗邀名”。为此，庄墨韩甚至伪作笔迹，直欲让范闲身败名裂，当然，按故事的走线，主角自然是绝地翻盘-------范闲效太白斗酒诗百篇，当场饮酒背诗词无算。彼时读罢，大快人心，然则虽过了骑头打脸的瘾，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或许能称得上半个文人）的我，对于庄墨韩这种以文宗身份而行英雄欺人、强窃污名的所作所为，尤嫌厌恶。
自有文坛以来，所谓“文宗”、“领袖”者，是真能称的上一句“权势滔天”，非是能引领文学风会，‘一言以定人生死”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宋有晏殊责柳永之“殊虽作曲子，亦不曾道‘彩线慵粘伴伊坐’，柳遂退”的掌故；清代也有文人为求闽诗领袖陈衍诗评而“争欲得其一言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的记载，故事小说里尚有作者为主角翻手云雨，但现实中被文宗所否定的文人断无翻身之日-------如此仅是文宗好恶臧否所致，要是古代文宗真如书中庄墨韩一般，当如何处？
- 杨慎与《词品》
古代文坛英雄欺人最盛的朝代，应当是明朝。明前七子为高标复古，李梦阳则要使“天下宁勿读唐以后书”（《四库空同集提要》），更甚者，如龙榆生所言则是“
高谈复古以自鸣高；转致汨没性灵，束缚才思；末流竞相剽窃，丧其自我”（《中国韵文史》）。在这种风气下，即便是文坛宗主，也不免心浮气躁，我想今人大约不知道的是，号称“明代三才子之首”杨慎所作的《词品》，几全为因袭前人著而出之。
《词品》一书，在词学批评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词话从编》中明代词话仅录4则，其中以杨慎的《词品》篇帙最为好大博通，对于后世的影响力也最大，如清代谢章铤、近代袁行霈等名流大家都纷纷对杨慎此书所表现出来的词评眼光、词学底蕴表示肯定-----------但可惜的是，《词品》全为杨慎“抄撮曾成书”（张仲谋语）。
按张先生的考证，《词品》一书，有直接称引处，如卷四“评稼轩词”一段，以模糊语义而混淆陈子宏与杨慎自己的结评；也有抄录而不标注出处的地方，如卷三“东坡贺新郎词”、“木兰花慢”等引用的《吴礼部诗话》不见标注；
又有变化语序，拼接文献处，如摘取《碧鸡漫志》“阿滥堆”而稍加洗润所得：如此总总，不胜枚举。
既如此成书而不见拆穿，应当是建立在杨慎的藏书条件和信息整合能力之中。后人论明代明代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杨慎为第一，其著作多大百余种中，小学、经学、文学、史地、诗词、编撰等凡种门类无一不涉。简绍芳作杨慎年谱时甚至称其为：
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
但经张仲谋先生翻出杨慎作《词品》袭前人著的成书方式后，杨慎的学术成就显然要打一个折扣了。但在张先生未曾为此举证之前，杨慎凭借他的文坛影响力、个人藏书之丰厚，已成“英雄欺人”之势。清代文宗王世祯称杨慎“”辩证独妙”，吴衡照则误认为杨慎引据博洽：“杨用修词品四卷，论列诗馀，颇具知人论世之概，不独引据博洽而已。其引据处， 亦足正俗本之误”，《赌棋山庄词话》则称：
杨升庵词品六卷，补遗一卷，中记刘子寰、马子严、冯艾子，皆以名为字。张仲宗 又专举其字，而失记其名，殊误。谓词名多取诗句，虽历历引据，率皆附会，屡为笔 丛辨驳，然大体极有可观。盖升庵素称博洽，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
然则，《庆余年》中之庄墨韩在构陷范闲不成后尤能自悟，而杨慎私纳古人总不免显出一副好大喜功、急于成书的做派来--------------但不论若何，既以“文宗”为任，断需要有比旁来的文人更要矜慎一些，“英雄欺人”之事，实是有愧于文史。
结言
放在最后的讲，历代文宗虽然不乏有英雄欺人者，但也真有品性真洁者。按吴季玄所记叙，民国词坛之大家夏敬观，某日于一书摊中见到一本未署作者名的孤本手稿《六续疑年录》-------夏敬观完全可以私为己有，但他却专为一序，写明了何处得书以及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以此而对比杨慎、庄墨韩之流，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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