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学术超男易中天一身中山装，步履矫健地登上西安交大思源活动中心的大讲台，纵论古今文明，捭阖中西比对。66岁的易中天在开场前毕恭毕敬的对台下的观众说：“陕西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中华文明也在这里走向了世界，来到这里我是战战兢兢，不敢随便造次。”
2003年10月8日上午9：15分，在震天的威风锣鼓声中，一代宗师金庸和“巴蜀鬼才”魏明伦、“北大醉侠”孔庆东、大导演张纪中、名编剧杨争光四大人物集结一起进行华山论剑。在当天的招待晚宴上，本来和省上领导坐一桌的金庸突然离席来到了陈忠实的一桌，并对于陈忠实《白鹿原》中对于“地主”的歌颂赞赏有加，陈忠实贴耳低声说：你读懂了《白鹿原》。
诸如此类的事件每天都在长安城上演，这座十三朝古都以傲视天下的王者之气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吸引力坐拥中国文化的头把交椅。
吴天明
要是说中国电影里的牛人导演，你以为是冯小刚？陈凯歌？我给你说，这都不是。真正牛的是吴天明！人家可是中国新时期电影的拓荒者，是扛起中国西部电影大旗的人物，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破冰船上的掌舵人。吴老爷子不仅自己专业水平惊掉你娃的大爷，人家还是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当代伯乐。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顾长卫这些人都是吴老爷子发现并培养出来的！西影厂以前谁知道，还不是在吴老爷子的带领下由弱小变强大，发展成了中国的好莱坞，让中国电影走向了全世界。80年代的事情，我估计你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时期，我国最重要的电影文化事件，大多数都发生在西影厂。尤其在8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的中心在西安，不是你以为的北京。
最最重要的是吴老爷子还培养了中国电影的另一老炮儿张艺谋。
虽然你读书少，但是张艺谋你应该知道吧。
张艺谋
人家执导奥运会、G20杭州峰会，无疑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国宝级导演。人家能同时驾驭大俗大雅，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和都市题材都能游刃有余。毫不夸张的说，“老谋子”是中国最能赚外汇的导演。
芦苇
导演谝完了，我给你在谝一谝西影厂的编剧。
我就问你中国电影编剧的老炮儿是谁？王朔？刘震云？刘恒？邹静之？你要是这么认为，那你就太森破了！我大中国电影编剧的老炮儿是来自西影厂的中国第一编剧芦苇。
《霸王别姬》《活着》都看过吧。这都是芦苇的作品，这些作品给陈凯歌、张艺谋、葛优带来了国际性的声誉。王全安当年凭借《图雅的婚事》拿下了柏林电影节最高级——金熊奖，这部电影的编剧也是芦苇先生。
我就问你牛不牛？！
芦苇先生更牛的是他一直很朴实，平常就头戴一顶深色棒球帽，脚踩一双平底老布鞋，宽宽的军绿色裤子，黑灰色外套—看似随意的打扮。外人一般就看不出来这是一位大编剧，明显是中国电影从业者里面的一股清凉。
芦苇曾经觉得张艺谋“前途无量”，能够在电影得奖后彻夜论得失、数长短。但自《英雄》之后，价值观却出现了问题，“暧昧不清，让人疑虑重重”。“超级水货”—这只是批评的开始，他认为《金陵十三钗》“技术一流，艺术二流，乍看尚可，不能细究”；《山楂树之恋》“淡而无味”，是一部“胶片拍的爱情电视剧，感觉不到电影的分量”。
芦苇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有三大声名狼藉的行业：股票市场、足球和影视圈，“有些大片，台词、人物设计，看着都像文盲写的东西。”
这就是编剧老炮儿芦苇，一位有性格有风骨有道义的真实的电影人。
说完了导演和编剧，我再给你说说演员。
张嘉译
如果说老一辈演员里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是陈道明的话，那么年青一代最喜欢的男演员，那就是西安建西街长大的张嘉译。
从小在西安建西街长大的张嘉译，饿了家门口有凉皮肉夹馍，渴了喝瓶冰峰汽水解暑又降温，晚上爱上夜市，好一口羊肉泡馍。这饱含地域特色的胃口，造就了他身上那股子老陕劲头。
现在我们看张嘉译风光无限，他当年刚上班那会，日子过的那是相当可怜。
1991年，被分回西影厂的“愣头青”张嘉译，并没有赶上西影厂最好的时光。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找张嘉译演戏，张嘉译当时的内心，你可以脑补一下。跟你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一模一样。在1992年，张嘉译自己去找西影厂的导演，给导演说：无论好坏，您给个角色，工资我不要，管顿饭就行。这中间有九年时间张嘉译几乎演遍了所有适合他演的戏，但是都没有红。2000年，张嘉译一看，西安混不动了。就再次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中的一员。直到《蜗居》，张嘉译才红遍全国，张嘉译逐渐被形容为中国式的熟男范本、有地位多金多情的中年大叔，一夜间让女同胞们安全感倍升，成了影视圈的老炮儿。
西影厂，真乃藏龙卧虎之地。
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可为老炮儿？
这三个人，性格不同，样貌迥异，各自开创一个门派，放在一起看，让人想不通，觉得水土的确很奇妙，造化了不可违抗的使命。三人之中，路遥去世最早，陈忠实年龄最长，贾平凹名气最响。
按照地理，陕西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陕北是路遥的，陕南是贾平凹的，关中是陈忠实的。
路遥
三人中路遥出名最早，去逝的也早，不到42岁就去世了。
无可救药地爱上文学的路遥自幼贫穷，当了作家以后亦然，成名以后也还穷困。1982年中篇小说《人生》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从当时在《陕西日报》当记者的四弟王天乐那里借的。后来他又写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并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不要以为路遥这时候就有钱了。路遥曾对朋友说：《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用来还债。当时去北京领奖，还是没有路费。从朋友那里借到路费后，路遥一想还是不够，因为获奖了，到北京要请朋友吃饭，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就只好再向弟弟开口，让他再想想办法。王天乐答应借钱后在电话中对路遥说：今后再也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你拿了诺贝尔奖，我找不来外汇！路遥听了，在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人生》发表以后，路遥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路遥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写信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路遥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
《人生》奠定了路遥在陕西文学界的地位。但是成名后的路遥一直过得很拮据。为了赚钱，路遥想了很多办法，1992年夏天，西安刮起股票热，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去排队买股票，路遥在住院的时候还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只不过买了总值2500元的股票。
路遥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张晓光求助，路遥说：“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张晓光问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要多少钱，路遥伸出五个手指：“5000吧！张晓光后来帮路遥联系了一个企业家，这也是路遥惟一一次卖自己的名字，那篇文章刚发表，路遥就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
陈忠实
说完了路遥再说说文坛另一老炮儿陈忠实。
陈忠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表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他自己说：大小也算个作家了。这时路遥因《人生》、《平凡的世界》早已成名。慕名来访者特别多。因为这个原因，陈忠实发现他在省作协的大院里，成了一个“指路的”：
在作协的院子里和门口，不断碰到有人来问：同志，这是作协吧？
陈答：对！
来人于是再问：路遥在哪儿？
陈指示路遥的办公室：噢，在那儿。
这样问路的，一天能遇见七八个。
陈忠实待不住了。他想：我也是个男人，是个作家，现在在作协却成了一个指路的。于是卷起铺盖卷，回到农村，每天一早起来写，写满三千字，然后找人聊天、下棋，或干农活儿。
几年后，他把一捆写满字的纸提着，对老婆说：“我五年就弄下了这，现在我把它提上进城去。成了，接你们娘们进城住高楼：不成，一把火烧了，我回来跟你养鸡。”
——这就是小说《白鹿原》诞生的经过。
2008年，一位和陈忠实交情不错的知名媒体人多次联系陈忠实，希望他为陕西一位声望显赫的企业家撰写传记。陈忠实拒绝了，“我告诉你！香港有一个排名第三的企业家，排名第三大不？名字我就不说出来了。香港这个老板口气更大，人家让我写传记，稿费数字是让我在支票上随意填写，你说，这事咋能弄不？”
1991年，陕西省在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领导时，决定让陈忠实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当时他正在乡下写《白鹿原》，当上面谈话要求他上任时，他急了，连续两次写信给省委主管领导，说《白鹿原》正写到关键处，如果去文联会耽误写作，这个官还是让别人去当。
不久那位领导见到他，劝道：“还是去文联吧，省作协已安排了其他人。”陈忠实说：“在作协能专心写作，为啥非让我干不愿干的事呢？”那位领导不悦地说：“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犟劲上来了：“我不去会开除党籍和不让写作了吗？”领导说：“那倒不至于。”陈忠实笑了：“那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职务！”领导自语道：“不可理喻。”
据说当年中国作协开会陈忠实全票当选中国作协主席，陈忠实却三番五次推脱，最终抛下一句：“我就离不开长安这碗燃面。”
顺便说一个插曲，2003年10月8日上午9：15分，在震天的威风锣鼓声中，一代宗师金庸和“巴蜀鬼才”魏明伦、“北大醉侠”孔庆东、大导演张纪中、名编剧杨争光四大人物集结一起进行华山论剑。在当天的招待晚宴上，本来和省上领导一桌的金庸突然离席来到了陈忠实的一桌上，并对于陈忠实《白鹿原》中对于“地主”的歌颂赞赏有加，陈忠实贴耳低声说：你读懂了《白鹿原》。
贾平凹
三人中贾平凹年龄最小，名气最响，争议最大。
十多年前，一位来自南方的女记者采访贾平凹，见他满头乌发已被秃顶所取代，便为他呕心沥血写作使青春不再而感伤。贾平凹“安慰”她说：“富矿山上不长草嘛。你长发飘飘是女性象征，我谢顶也有诸多好处，如省去了洗理费，也无小辫子可抓，有虱子还可一眼看到，还不会被削发为民，即使愤怒起来也无发冲冠。
听到秃顶还有这么多学问，那位女记者突然想起《阿Q正传》中的名言：“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便想伸手去摸贾平凹的头，贾平凹连忙严肃起来：“秃顶男人的高贵在于这颗头只许看，不许摸！”
多年前，莫言和贾平凹还不相识，莫言发电报要求贾平凹去接他。
有人说，人家都不认识你，怎么会凭一封电报来接你。当时的莫言想想也是如此，便就此作罢。结果，莫言后来才得知，贾平凹真的骑着自行车去接他，举着一个皮包，上面写着大大的“莫言”二字。提及此事，莫言与贾平凹相视而笑。
三毛去世前床头放着贾平凹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三毛去世后的第11天，贾平凹收到了三毛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媒体兴奋起来了。媒体一兴奋，什么八卦消息都出来，以讹传讹，弄“贾”成真，曝出贾平凹和三毛的惊世恋情。记者采访贾平凹了解原委，家十分诧异，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不满地说：“我们面都没见过，恋什么？”
其实，提到三毛，贾平凹的心里，很不好受。两个投缘之人，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就阴阳两隔，确实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之前贾平凹并不知道三毛对他的书感兴趣。在杭州开会，三毛碰到西安作家孙聪，三毛说喜欢贾平凹的小说：“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并说，明后年，她要以私人名义去西安，问问平凹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找平凹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平凹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三毛还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太太不会吃醋吧?”临分手时请孙聪送一张三毛的名片给平凹，上边用钢笔写道：“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
贾平凹听了孙聪的话，便包扎了4本书去邮局，且给三毛写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他就和她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小事。
三毛去世之前床头放着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就是那次寄过去的。信寄出后，贾平凹就盼着回信，盼了20天，等来的却是三毛自杀的噩耗。2000年底，贾平凹曾到鸣沙山的三毛衣冠冢，点上三支香烟，以烟代香，祭奠三毛。在贾平凹的眼中，“三毛是个真实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优秀作家”。
贾平凹的“吝啬”是出了名的。
孔明曾写过一篇《平凹请吃记》，备述平凹请孔明等四位友人吃羊肉泡馍的经过，其中一个细节是：大家到贾府为次日南下江苏的平凹送行，相谈甚欢，不觉已到晚饭时分，便嚷着要一同下馆子，但主人却没有掏腰包的意思，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抓阄”！结果平凹“在劫难逃”地抓到了那个纸团儿，只好破费了一回。平凹的“啬气”由此可见一斑。
三十年前后，有一家刊物给贾平凹发了两千元的稿费，贾平凹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稿费，心里高兴，当然也紧张，紧张的原因是担心领取这些钱的安全，于是在当时的一天早上去西安钟楼邮局取钱的时候，便约了同事的他一起去陪护。接过柜台业务员递过手的两沓子，清一色的当时最大面值的拾元钞票，贾平凹拿在手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几乎是数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都没有数清楚，一会儿不是多了几张，就是一会儿又少了几张。最后没有办法，他陪同贾平凹把钱拿到隔壁的银行存款时，说了这个情况，银行的业务员说，你从隔壁那边取了，直接拿到这里来存，还用数什么，这个时候贾平凹才突然明白，自己干了一个上午的傻事。俩人就哈哈。此后贾平凹的存取稿费事宜就交给了老婆打理。
在西安，向贾平凹索字者甚多，也许是不胜其扰，贾平凹在1995年底就曾经写过一幅“润格告示”。告示云：“凡索字者，每幅千元。否则，免开尊口。拒赴堂会，望合作。”1996年，贾平凹又精裱告示一则于大厅：
“自古字画卖钱，我当然开价，去年每幅字千元，每张画一千五，今年人老笔亦老，米涨价字画价也涨，官也罢民也罢，男也罢女也罢，认钱不认官，看人不看性。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对谁都好，对你会更好。你舍不得钱，我舍不得墨，对谁也好，对我尤其好。生人熟人都是客，成交不成交请喝茶。”
王子武
“算咧算咧！我不需要宣传，要宣传就宣传他人，我不需要。”
在这个书画家惟恐媒体不宣传、不关注、不炒作的时代，他这样坚决地拒绝进入媒体，恐怕是极其少见的。王子武为了躲避媒体的采访，已经数次更换了电话，最后干脆把家里的电话停了，只让夫人保留手机与外界联系。
他不会逢场作戏，不会有意配合任何其他人组织的活动，他常常被请到一些场合，如请他讲话，能讲就讲，如无话可说，就对着大家老老实实地说：“我不懂，我不会讲。”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
经常在王子武家里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宣纸，那是有些卖宣纸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王的住址，就把宣纸一包一包地扛上楼来，说是送的，临走苦巴巴地说：“我们是个生产宣纸的小厂，快倒闭了，我都下岗了，这些宣纸送给王先生吧。先生能不能给一幅画，留个纪念？”这样的伎俩很多画家都遭遇过。王子武不随便送画更不卖画是人人尽知的，但是面对这样的圈套，却故意上当。他走到书房，选一幅大画送给来人。有人提醒他说这是圈套，你怎么能上当呢。王说：“天气这么热，人家扛上6楼来不容易。……那都是些没办法的人，有办法、有工作，就不干这号事。”原来他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骗局，而甘愿受骗。
王子武说：中国男子足球不行。成天把喔常败将军还到处宣传呢。为啥踢不好？关键是待遇太好了，该踢的时候不敢踢，该卖命的时候不愿意卖命，怕把命丢了、把腿伤了，家里没人挣钱了。所以，关键是体制问题，给他们的待遇太好了。中国十几亿人，我就不信找不出一帮子踢足球踢得好的人？总之，他们的成绩是与我们这个国家的形象太不能相称咧。
王子武对艺术界有个观点：留得生前身后名。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他就名扬中华，所画齐白石黄宾虹像、矿工、渔夫、少女、教师等等，震撼整个中国美术界。已故水墨人物画巨匠蒋兆和就曾说：人物画要看王子武，他己超我。著名画家黄永玉也用震惊二字表达了看到王子武的作品《曹雪芹像》时的感受。
王子武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卓越艺术成就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人物。
熟悉子武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一个纯粹的画家，他热爱生活、崇尚自然，潜心治学，与世无争，他把他的全部生命献给了他所钟爱的艺术事业，心无旁骛、痴心不移，他为人忠厚、正直、倔强，有秦人的风骨，重情重义，一身正气，风骨卓然。
我们大家尊重他，不仅是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极为不平凡的艺术世界，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推向了一个至高的艺术境界，还有他儒雅谦和的君子之风和超凡脱俗的人格精神，我想，他不仅是中国画坛的骄傲，也更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骄傲。
子武先生是陕西长安人。子武夫妇质朴善良，热情随和深得大家的尊重。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子武移居广东，对于陕西画坛来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子武离开陕西之后，相继有李世南去了湖北，江文湛去了深圳，何海霞回了北京，蔡亮、张自凝去了上海等等，这在陕西的历史上称为孔雀东南飞。
广东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南粤大地又给了子武艺术生命新的滋养。多少年来他深居简出，潜心作画，是一个市民，也是一个画家，这段时间他以旺盛的精力创作了一大批影响中国画坛的优秀作品。
陕西人一直在盼望着子武晚年能落叶归根再回到故乡，但至今子武没有西归的想法，看来他要把他的余年奉献给他的第二故乡——南粤大地。
吴三大
吴三大书法是长安城的通用粮票，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曾经有这样的说话，走在长安城五步一廊十步一阁，廊廊必有贾平凹吴三大题字。
陕西省文联换届，新一届领导机构中，吴培基出任荣誉委员。有人指着报纸上发布的名单问：“吴培基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吴培基就是吴三大呀！”
作为当代中国书坛在群众中影响最大、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吴三大被人们誉为行草大家、丹青妙手，不但诗书画印皆通，还能编、能演、能唱，堪称杂家。人们叹其为天之骄子，鬼之精灵，当代怪杰，美誉他为“八荒一家”。
陕西人知书艺，陕西人都推崇三大,师从三大门下的都引以为荣，家有三大墨迹的视为宝。悬钟馗像逼鬼，挂三大字增勇，贾平凹曾这样痴爱和盛赞吴三大的书法。
谢晋当年在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曾请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书法高手题写片名，但看后都不甚满意，总觉得好象少了点什么，碰巧拍完影片《人生》的导演吴天明到上海出差，就向谢晋推荐了为《人生》题写片名的吴三大，谢晋立即派专人千里迢迢到西安与三大联系，最终一笔挥就“高山下的花环”五个大字。
还有，电影《人生》、《高山下的花环》、《红高梁》、《黑炮事件》、《神鞭》、《西安事变》、《老井》、《黄土地》这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电影片头题名几乎都出自吴三大之手。
陕西书坛还有一人雷珍民号称雷公者，也可为老炮儿。
雷珍民
陕西书坛有一人雷珍民者，号称雷公。
雷公在中国书法界的名声和位置是社会公认的。
雷珍民青年时代时在西安人民大厦做美工。偶然大厦饭厅落成后领导让他书名。他就斗胆写了“凤凰厅”几个字后制成匾额悬之厅首。而正是这几个字，成就了他后来师从赵朴初的别样人生。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又是全国政协常委的赵朴初来到西安，下榻于人民大厦。赵朴初何许人也？他不仅在官方在政界在佛教界国内外闻名，更是一位书法大师一位词学大家，其书法在国内首屈一指，唯郭沫若等少许人可与之比肩。其词牌更是独占鳌头，连毛主席朱德周恩来都对他赞赏有加礼敬三分。60年代中期中国防修反修与苏联论战，又因自卫反击战和印度摩擦不断，后尼赫鲁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加上美国的尼克松，赵朴初写了《某公三哭》，哭东尼、哭西尼、临末又哭自己的“哭三尼”，国内学界政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一时为之震惊，真是街谈巷议赵朴初，你诵我咏“哭三尼”。
当时省人大主任李连璧陪赵朴初在人民大厦就餐，省上领导想听听他对西安特别是西安文化西安书法的印象，赵朴初就直言不讳的说，一直对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印象极佳，想着古都街头的牌匾一定是古香古气，古书古笔，大作盈眼，谁知在街上一看，和在全国其他城市里看到的差之不多，没有期望中那么好。说着，至“凤凰厅”匾下，赵朴初抬头一指：就像这位老先生这样的字还不多。待坐定，大厦经理笑着对赵朴初说，赵老刚才看到的几个字，不是老先生写的，是一位年轻人写的......
赵朴初一惊：“年轻人？！”
“对！”经理说，“就是我们大厦一个才30多点的美工师写的。”
“那能不能让来和我见见？”赵朴初说。
经理立即着人去喊雷珍民。
赵朴初一见雷珍民：“你就是写‘凤凰厅’几个字的年轻人?”自此，赵朴初和雷珍民成了忘年交。在以后的岁月中，雷珍民从赵朴初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赵朴初也有意增加他的实践机会，看重他，提携他，有人求字，特别是一些寺院庙观求写牌匾，赵就写了条子让雷珍民写。而到了赵老晚年，老人持笔困难，条子也不写了，来人说到赵朴初让来的，雷珍民二话不说，提笔就写。到去年底，雷珍民已为全国各大寺院题写门头牌匾及碑记一百余通，为北京和全国20多个城市写牌匾1000多幅。赵朴初和雷珍民不是师徒，胜似师徒，二人之默契之深交，雷珍民感慨不已！感恩不已！
2006年6月，雷珍民继刘自椟之后当选陕西省书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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