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創作的前前後後

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創作的前前後後

反映新中國成立之初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歷程的四部曲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是我國當代著名作家周而復的代表作。該小說塑造了各具個性的資本家形象,且人物眾多,規模宏大,構思嚴謹,在國內外具有較大影響,至今它已被翻譯成英、日、俄、越南、意大利和阿爾巴尼亞等國文字。

那麼,這部洋洋175萬字,從構思執筆到完稿歷經27年的長篇鉅著,究竟是怎樣創作出來的,小說和作者又都經歷了哪些繁複曲折的過程。

素材得自統戰工作

1949年以前,長期從事新聞記者和文藝編輯工作的周而復,創作、發表了許多詩歌、小說、評論和報告文學等各類作品。因此,當黨組織要分配他去即將解放的上海工作時,他便提出到新聞部門幹記者工作的要求,希望能對上海工人的生活和鬥爭進行深入採訪、體驗,以便將來寫一部描寫上海工人鬥爭生活的長篇小說。但組織上卻分配他到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工作,先是擔任秘書長職務,後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上海市政府交際處處長等。

上海解放伊始,統戰部門尚未成立,其統戰工作由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兼管。這天下午,周而覆被華東局第二書記、上海市市長陳毅同志約請到市長辦公室談話。談到其工作分配問題時,陳毅問周而復對此有什麼意見,見他沉吟良久,陳毅就接著說下去。他說,鑑於周而覆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曾在上海呆過,對該市的情況比較熟悉,因此他認為周而復很適合搞統戰工作。陳毅還談到了革命工作和文藝工作的關係,認為像周而復這樣的文藝人才,多參加實際工作,多體驗社會生活,對文學創作會更有好處等等。這樣一來,周而復思想上的顧慮很快就被打消了,愉快地表示服從分配。

到統戰部任職後,整天接觸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上海地方負責人以及各界愛國人士,工作異常忙碌,很難再有時間閱讀中外文學名著。1950年2月6日,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轟炸下,上海電力發生了嚴重困難,加之原料來源減少,導致私營廠面臨著停產的困境,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及時伸出援助之手,才幫助私營廠度過了難關,周而復也參與了這件事;為了調解勞資關係,周而復會同市工會、市勞動局的有關人員,經常接觸私營廠的工人和資本家;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周而復親自過問了幾個嚴重的典型案件,傾聽和組織被迫害者家屬對反革命進行血淚控訴,依法宣佈兇手的死刑; “五反”運動開始後,周而復作為“五反工作隊”的一個成員,參加了某私營紡織廠“五反”運動的全過程,繼之又參加了少數工廠和商店的“五反”工作。周而復還來到幾個私營廠,對其在民主改革中的統一戰線工作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至於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更是在統戰部和有關部門的具體組織實施下進行的,周而復為此耗費了大量的精力。

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創作的前前後後

◆周而復

周而覆在工作中要和上海各階層人士打交道,瞭解情況,研究並解決問題。接觸多了,瞭解深了,他和其中有些人漸漸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一些私營廠的工會幹部和工人常到他家做客,他們節假日若有什麼活動,也不時邀周而復參加。然而無論平時工作生活再忙,周而復總要擠出時間把當天經歷的人和事梳理一番,將留在腦海中最深刻也是比較精彩的部分寫進素材記錄本裡。

精雕細琢再現時代

上海發生的天翻地覆的鉅變,令周而復激動而又振奮,於是在1952年春,他開始構思這部名為《上海的早晨》的小說。他原打算寫一部反映上海工人階級成長及其和民族資產階級矛盾的長篇小說,從1949年5月上海解放寫起,止於1952年,以“五反”運動作為高潮結束,計劃篇幅10萬字,以一部或者分上、下兩部來寫。但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發展,他發現“五反”運動以後,民主改革、總路線和公私合營等接踵而至,到1956年1月20日,對全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才初步勝利完成。在此期間,上海和中國最根本的變化,就是將資產階級私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也即公有制。“五反”運動只是變化的過程,而不是高潮,更不是最終目的,為此他決定改變原構想,以再現人類歷史上的這個空前偉大的變化。

周而復首先翻看、研究了那幾大厚本素材記錄,這時統戰工作中所接觸到的人和事紛至沓來,紛紛湧入腦海,令他應接不暇。經過長時間的反覆構思,他為全書寫出了比較詳細的提綱,又接著寫了第一部提綱和主要人物小傳與人物相互之間的關係,並不斷地進行修改。最終他決定這部長篇小說分為四部:第一部寫民族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第二部寫打退民族資產階級進攻,開展“五反”運動;第三部寫民主改革;第四部寫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整部小說故事結束於1956年春全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公私合營以後不久。

在創作小說提綱時,周而復考慮到要反映和描寫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歷程,就不能只單獨寫上海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必須廣泛地聯繫到在農村消滅地主階級的鬥爭。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存在著血緣關係,許多地主兼營工商業,許多私營工商業者兼有土地,二者不僅在經濟上有一定的密切關係,在政治上也彼此支援、相互依存。若不消滅地主階級,就不可能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因此,他在寫上海的同時,也將筆觸延伸到農村。為了將城市和農村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接上關係,他虛構設置了地主朱暮堂和資本家徐義德結為親戚,以及貧農女兒湯阿英到徐義德經營的滬江紗廠當紡織女工這樣兩條情節線索,從而使整部作品顯得更加繁複曲折、波瀾壯闊。

1952年夏,當“五反”運動已接近尾聲的時候,這天凌晨四點,周而復就起床了。他坐在家中靠近窗戶的一張書桌前,遙望著迷濛的天宇和翻滾的黃浦江水,回憶著昨天已想好的細節,動筆從滬江紗廠副廠長梅佐賢(外號酸辣湯)看望滬江紗廠總經理徐義德寫起,逐步展開矛盾,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一直寫到8點將要上班時,他才停筆。這樣堅持不懈地每天清晨寫作兩三個小時,再加上節假日的大塊時間,直至1954年3月13日終於寫出了《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初稿。他習慣性地將初稿放進抽屜裡,不去管它,準備過一、兩年再來修改、完善,他自稱為“冷處理”。之後,他開始寫第二部提綱和每一章的提綱,進入第二部的創作。

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創作的前前後後

◆《上海的早晨》

這年金秋時節,周而複利用休假,帶上第二部寫作提綱和必要的參考資料,前往黃山,住進散花精舍,在清幽雅靜的氛圍中,埋頭趕寫第二部。每當疲倦不堪的時候,他便會停筆走出戶外,去欣賞附近的美景。假期未滿,第二部也只寫了一部分,這時他卻接到了關於要他參加中國政府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等國的通知。幾個月的訪問結束後,他又請了一個月假,來到武康縣境內的莫干山,繼續寫第二部。頭一兩天,他翻閱著第二部已寫部分,看了創作提綱,一時竟不知如何下筆。直至幾天之後,他才漸入狀態,喚回消逝了的人物和事件細節,按照原先的寫作提綱,慢慢寫下去。1956年9月3日,第二部在上海完稿後,他照例將它放進抽屜裡。

這時,周而復回過頭來通讀第一部初稿,並記下需要補充或者刪節的地方,然後慢慢修改,於1957年11月12日改畢。1958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先被《收穫》雙月刊全文發表,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在出版之前,中共上海市委專門召開常委會討論了這部作品,周而覆在會上簡要說明了該小說的創作意圖,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和曹荻秋都發表意見給予肯定,同意這部小說公開面世。

《上海的早晨》第二部部分章節先在文藝刊物發表和《北京晚報》連載,196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單行本。第三部動筆於1957年春,期間因經常出訪,工作繁忙,周而複寫寫停停,轉眼到了1961年底,第三部還未完成。適逢他患有慢性肝炎,需要請廈門的一位著名中醫治療,於是,他向組織請了病假,前往廈門就醫。他住在廈門鼓浪嶼的黃家花園,每天除了服兩次中藥,其餘大部分時間都被他用於趕寫第三部,同時將已經出版的第二部又潤色了一遍。1962年4月,第三部完稿後又被他放進抽屜裡。與此同時,他開始寫第四部。第三部修改後,本已於1965年交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但考慮到某些部分還需要改動,又取了回來。因當時周而復正在山西省介休縣東湖龍人民公社參加“四清”運動,修改進度緩慢,還沒改完,就捲入了十年浩劫。

歷經浩劫終被平反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上海的早晨》第三部原稿被“造反派”勒令交出,在報紙上示眾,橫遭批判。幸好第四部草稿未被“造反派”抄去。而已經出版的《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在公共圖書館裡也被列為禁書,不準借閱。

對周而復及其《上海的早晨》的攻擊、批判始於1968年2月21日。這一天,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見天津市幹部和群眾代表時,姚文元批判方紀召開所謂“文藝黑會”問題,其中提到周而復包庇過方紀。他說周而複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這樣的定性既出,作為“四人幫”的喉舌——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立即緊跟。8月21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方澤生所寫的《〈上海的早晨〉鼓吹什麼早晨?》,文中誣稱“《上海的早晨》這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而覆按照他的黑主子中國赫魯曉夫的旨意炮製出來的”。9月10日,《解放日報》《文匯報》各發表了6篇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

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創作的前前後後

◆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了丁學雷的《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這篇文章羅列了《上海的早晨》的三大罪狀:一是美化資產階級,二是汙衊工人階級,三是鼓吹修正主義路線。丁學雷是“文革”時期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化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立即全文廣播,新華社向全國全文發稿,向世界發外文譯稿,中央及各省市報刊全文轉載,國內出版的外文報刊也全文登載。《人民日報》在此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先後發表了五整版對《上海的早晨》的批判文章。這樣一來,周而復即被所在單位中國人民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停了職,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並橫遭“四人幫”更加瘋狂、殘酷的迫害,失去自由達7年之久。

周而復於1973年8月被“解放”回到北京,並恢復了黨組織生活,但一直未分配工作。1976年夏,受唐山大地震餘震的影響,北京的大醫院暫時停業,致使正患腸胃潰瘍病的周而覆被迫先轉到南京,後移往武漢治療。在武漢,他住進朋友提供的一間空房子裡,邊療養,邊讀書寫作。他一般是每天早上3點左右起床,伏案修改《上海的早晨》第三部,直至上午9時前後放下筆,然後去外面吃早飯。飯後散步回來,再寫一段時間,就該吃午飯了。接著是午睡,之後又繼續閱稿修改,也時常看看書報,或者出去看望朋友。10月上旬,當第三部改完的時候,他忽聞“四人幫”被抓的喜訊,頓感大快人心。應廣州的朋友之邀,他又轉赴廣州,在那裡趕寫第四部的第二稿。11月,他便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返回了北京。

周而復很快被平反昭雪,並先後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長等職務。《上海的早晨》第三、四部經他精心改定後,分別於1979年、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此時距1952年開始創作《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已整整過去了27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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