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人物 2019年17期 | 李開周
蘇東坡年輕時有一個好朋友，名叫章惇，字子厚。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蘇東坡中了進士，章惇也中了進士，這樣的關係被稱為“同年”。按宋朝慣例，同年如手足，進入官場後，只要不成政敵，都會互相幫扶，一部分同年還會結成親家，從此世代交好。
蘇軾和章惇也是這樣。他們相交莫逆，簡直是無話不談的鐵哥們兒。宋仁宗嘉祐九年（1064年），章惇在陝西某縣當縣令，請蘇東坡登山遊玩。蘇東坡恐高，不敢爬陡崖，而章惇身手不凡，三步兩步衝了上去，站在極險處拍手大笑，笑老朋友像女生一樣膽小，不敢冒險（參見蘇軾《晚香堂蘇帖》）。
章惇不怕冒險，卻有點過了頭，早在很多年前就曾以身試法，留下過“案底”。
他比蘇東坡小兩歲，高大，帥氣，身材魁梧，有武人之資，可惜生活上很不檢點，中進士之前，經常在京城飲酒宿娼，尋花問柳，甚至勾引良家婦女。有一段時間，他竟然跟族裡一個長輩的小妾好上了，半夜翻牆而入，跟那個小妾鬼混，結果被長輩發現。章惇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若漏網之魚，提上褲子往外跑。長輩拎著棍子在後面追，章惇翻身上牆，“噗通”一聲跳下去。這一跳可壞了事，牆外有個老太太，正倚著牆根兒坐著——他正好踩在人家身上，差點兒把老太太踩得背過氣去。
章惇的長輩不願意家醜外揚，忍氣吞聲，沒有報案。可那老太太不幹，大張旗鼓地去開封府告了一狀，說章惇大逆不道，跟長輩的妻妾通姦，還傷及無辜。可想而知，章惇自然是被扭送到開封府，等著府尹問罪。
那時候的開封府尹是誰呢？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大名鼎鼎的包公。
傳說中，包公斷案如神，晝審陽間冤案，夜掌陰曹地府，審過的案子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實際上，包公“倒坐南衙開封府”的時間只有一年半，在這個崗位上審過的案子並不多，目前有據可考的只有三宗，其中一宗就是章惇的案子。
章惇的案子證據確鑿，案情明白，非常好審，也非常好判。
根據北宋法典《宋刑統》：“和姦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杖一百。”與人通姦，男女雙方各處一年半徒刑，各打一百大板。《宋刑統》又規定：“奸小功以上父祖妾及與和者，謂之內亂。”與長輩的小妾通姦，稱為“內亂”。內亂是“十惡不赦”之罪，必須從重判處，重則凌遲，輕則砍頭，不許減刑，不許赦免，更不許用罰金來代替刑罰。同樣還是《宋刑統》：“諸誤殺傷人者，減故殺傷一等……從過失法收贖。”過失殺人或者過失傷人，刑罰比故意殺人或故意傷人減輕一等，根據傷情輕重斟酌，可以用罰金來代替刑罰。
章惇的案子罪行有兩條：一條是誤傷老太太，一條是跟長輩小妾通姦。包公該怎麼判呢？答案似乎很明顯：包公鐵面無私，一定不會輕饒章惇，說不定還會要了章惇的小命。
可是，史學家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一書中記載了包公的判決結果：“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深究，贖銅而已。”包公沒有深究，對章惇僅僅是經濟懲罰，讓他賠了一筆錢。也就是說，包公放過了章惇跟長輩小妾通姦的大罪，只追究了踩傷老太太的過失。
這是為何？包公難道也會徇情枉法嗎？
要說徇情，包公跟章惇還真有點兒交情——章惇的父親章俞跟包公同朝為官，而且私交不錯。換言之，章惇是包公朋友的兒子，稱得上是包公的“世侄”。
傳說中，包公斷案如神，晝審陽間冤案，夜掌陰曹地府，審過的案子沒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是，包公之所以輕判章惇，絕對不是因為交情，而是為了顧全大局。這個大局，不是朝局，也不是政局，而是整個社會的差序格局：士大夫是老百姓的尊長，父親是兒子的尊長，尊長的臉面必須維護，否則百姓不敬服官紳，兒子不敬服父親，尊卑無序，社會就亂套了。
包公判章惇一案，與董仲舒的判案理念一脈相承，洋溢著濃濃的封建禮教氣味兒。過去人們一直說，包公號稱“包青天”，鐵面無私，執法如山，是宋朝的法家。實際上，他骨子裡還是儒家。
就章惇一案而言，包公既要維護章惇他爹章俞的臉面，也要維護拎著棍子追趕章惇的那位長輩的臉面。包公認為，如果追究章惇跟長輩小妾通姦的案子，則章惇的父親和長輩臉面盡失，案情公佈出去，老百姓背地裡肯定會議論：“這些士大夫乾的什麼事兒啊！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瞧他們家亂的，還配給咱們做表率？呸！”
這種邏輯，很不科學，甚至有點荒誕。但宋朝官員經常這樣“葫蘆提”（宋朝俗語，不清不楚、糊塗的意思）判案，只要能維護上層和尊長的臉面，完全可以無視朝廷的法律條文。
《名公書判清明集》是宋朝名臣的判例彙編，筆者從中挑出來兩件案子，讓大夥看看當時官員的判案邏輯。
案件一：
某個無恥變態的老混蛋，對自家兒媳耍流氓。兒子告到衙門，父母官竟然將兒子打了一百大板。理由是：“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縱使果有新臺之事，只有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當爹的可以不慈，當兒子的不能不孝，即使父親對自己的妻子耍了流氓，作為兒子，也應該隱瞞父親的惡行，將妻子趕走，讓父親沒有機會繼續耍流氓就是了，怎麼能“犯上”告狀呢？
如此判案的父母官不是什麼無名小卒，而是南宋名臣胡穎。此人跟包公一樣是個清官，學問很大，威望很高，擁有不俗的政績和官聲。
案件二：
某舉人與鄰居家的童養媳通姦，致其懷孕，鄰居告上衙門，卻遭到舉人同胞兄弟的報復性毆打。您猜官府是怎麼判的？那個與人通姦的舉人本應判處徒刑，但因為是舉人，所以免予刑罰，派差役扭送到府學，讓府學教授抽打二十荊條，警告不要再犯即可。舉人的弟弟毆打原告，本應判處杖刑，但他畢竟替哥哥出頭，“以愛兄之道”，無罪釋放。
舉人通姦就能免除刑罰，弟弟為哥哥出頭竟然能隨便打人，北宋法典《宋刑統》沒有這樣寫啊！南宋法典《慶元條法事類》也沒有這樣寫啊！堂堂父母官怎麼能不尊重法律條文、胡亂判決呢？
宋朝官員並不認為他們在胡亂判決，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儒家門徒。在儒家門徒的心目中，上下尊卑比社會公正更重要，封建禮教比法律條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學名臣真德秀的話說：“吾輩聽訟，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真德秀《西山政訓》）父子之間的名分可以超越法律，家醜不可外揚的禮俗可以掩蓋事實，判案不需要遵循法律，遵循封建禮教就可以了。
用封建禮教代替法律條文，不是包公的首創，更不是胡穎和真德秀的首創，其源頭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漢中葉。
我們知道，西漢大儒董仲舒曾經倡導“春秋決獄”，即用《春秋》這部被儒家認可的史學經典來作為判案依據。比如說兒子殺了人，被父親藏起來，按照西漢法律，包庇兇手要判重刑，但是董仲舒說，《春秋》上載有父親包庇兒子的案例，符合儒家“親親相隱”的精神，所以這個父親沒有罪，不用受到任何懲罰。
包公判章惇一案，與董仲舒的判案理念一脈相承，洋溢著濃濃的封建禮教氣味兒。過去人們一直說，包公號稱“包青天”，鐵面無私，執法如山，是宋朝的法家。實際上，他骨子裡還是儒家。
儒家與法家孰是孰非，“春秋”決獄是否有其合理之處，以及古代中國有多少法律條文在多大程度上吸納了儒家思想，這都是很大的學術問題，小小一篇文章是說不清的。
筆者想說的是，包公也是人，在官員權力缺乏制衡的環境下，他並非不可能徇私。據《宋史翼》記載，包公有一個門生，名叫王尚恭，在開封府陽武縣（今河南省原陽縣）當知縣，一宗案子判得不公，老百姓上訪到開封府，請包公複審。包公一看狀子，此案已被門生審過，當即扔在地上，說：“既經王宰決矣，何用復訴？”既然王縣長都審過了，我還用複審嗎？
王尚恭是包公的門生，也是他的下級。包公喜愛這個老部下，認為他不會犯錯，所以連案情都不看，直接發還。由此可見，包公也會武斷，也有些護短。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在民間故事中，他廉潔公正，不附權貴，且英明決斷，敢於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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