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沒有節假日的職業，也是最容易收穫感動的職業。又一個春節到來，一個走進人生第57道年輪的老記者，正在等待又一次出發。
又到春節，又到我的生日。
4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日子到來的時候，老岳母正躺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而我卻不得不去遠行採訪。我擔心老人不測，就問醫生能不能給我10天時間，醫生有些吃驚：“大過節的，有什麼緊急任務，還要10天？”我說，內蒙古邊防有個連長犧牲了，我得趕過去。那地方在林海深處，大雪封山，很難測算行程時間，所以至少得按來回10天算。重症治療室都是極優秀的醫生，說，你放心去，我們盡全力。
妻子早已適應了我提包就走的習慣。儘管此時的她需要我與她一起照顧重病的母親，但聽說我要到邊防，還是默默為我準備好了行裝。
矗立在額爾古納河畔的烈士雕像（郎鉞作品）。
去的地方叫伊木河，一座白樺林中的哨所，位於中俄兩國界河額爾古納河右岸。31歲的邊防連連長杜宏，犧牲在了冰天雪地的巡邏路上。
從中國最北部縣城漠河西行90公里，黑龍江源頭恩和哈達，我們的採訪組踏上了界河冰道——本來，到伊木河哨所還有一條森林防火通道可以使用，不過路程為215公里。“闖冰道”，陪同採訪的內蒙古軍區某邊防團團長孫建國建議，“這樣可以少走80公里的路程。”怎料，車行不到一半，突來的一場暴雪，掩埋了冰面上原有的車轍。界河冰道，是中俄兩國邊防軍人入冬後一路探險，用推土機推出來的。冰道上險象環生，沒有了車轍，連孫建國這樣的老邊防也不敢冒然前行。沒辦法，我們只得原路折返，再從陸地開進。
軍事記者倪寧。
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裡的道路，同樣被沒膝的大雪覆蓋。車輛駛過，彷彿被吞噬了一樣，後面的汽車根本無法看清前面的車輛。如果不是偶爾出現的動物爪印和耳畔不時迴響的陣陣松濤聲，就如同進入了白色的洪荒時代——一路上，幾乎每個人都屏住呼吸，絲毫也不敢讓駕駛員分神。就這樣走走停停，我們總算在凌晨時分，趕到了伊木河。
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了杜宏犧牲的地方，那是一處緊貼界河的26米高的懸崖。崖壁上，一串帶血的手印已被大雪抹去；扒開河面上的積雪，一灘血跡還清晰可見。這處懸崖路，杜宏不知攀爬過多少次，誰也沒有想到，在那個攝氏零下46度的黃昏，他生命最後的鮮血，灑在了他最熟悉的地方。
軍事記者張斌。
新年的第一個早晨，伊木河邊防連全連官兵整齊列陣，在風雪中送別連長。戰友們抬著杜宏的遺體，圍著連隊一步一步繞了三圈。他們要讓自己的連長最後看一眼額爾古納河畔的山山嶺嶺，最後看一眼大興安嶺深處的一草一木，最後看一眼白樺林裡的連隊和哨所。他們知道，杜宏的生命早就與這條界河、與這片森林難捨難分了……
那是一次艱難的行程，更是一次感動之旅。在連隊，杜宏的床鋪還像從前一樣一塵不染，他的眼鏡還放在他生前最熟悉的地方；在連史館裡，在連隊“龍虎榜”上，愛笑的杜宏還是從前一樣的笑容。在他的“軍營朋友圈”中，最後一條信息，是在平安夜祝戰友們平安。
軍事記者李一楠。
北緯52°46′，祖國雄雞版圖雞冠頂端的伊木河哨所，背靠界河，前擁森林，最低氣溫曾有過零下57攝氏度的全國最低紀錄，連隊至今還保留著一副凍裂的直升機螺旋槳。長達七八個多月大雪包裹期，除了對岸的俄羅斯哨所，方圓幾百裡幾乎沒有人煙。2002年底，18歲的杜宏從內蒙古鄂爾多斯入伍來到邊防連，很快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邊防戰士。2007年被保送至石家莊機械化學院深造，參加了2009年的國慶60週年大閱兵。畢業分配時，作為優秀學員和獨生子女的杜宏有機會選擇離父母稍近一點的部隊，但他還是選擇回到伊木河……
淚水，一次次浸溼我們的採訪本。杜宏，這個殉職於執勤途中年輕連長，這個在北部邊疆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的軍校畢業生，讓我們對新一代的戍邊軍人，又多了一份親近，多了一份理解。連隊當時不通互聯網，手機信號也只有時斷時續的電信信號，當“青春期”遇上“大雪封山期”——寂寞，成了連隊最大的敵人。就是在這樣封閉的世界，作為兄長的杜宏把一群以90為主體的年輕士兵，聚成了團結戰鬥的昂揚集體。在邊防連，我們親眼目睹了巡邏的戰友們經過杜宏犧牲的地方，面向懸崖齊聲呼喚的感人場面，那一聲聲伴隨著戰馬嘶鳴的呼喊，讓人撕肝裂膽。
軍事記者王俊康（後排中）。
採訪組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氣溫下拍攝，每隔一刻鐘，就要把鏡頭放在大衣中“取暖”。與官兵們一起鑽密林，讓我們深切感受到邊境巡邏的不易；與官兵們走一趟積雪覆蓋的界河，更讓我們深切體會到邊境執勤的艱難。他們大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但邊疆的風霜雪雨，早已把他們的稚氣變成了堅強；艱苦的戍邊生活，早已把他們磨礪成了堅韌不拔的軍人。責任、使命、擔當，每一個優秀的軍人，都深知這些字眼的分量；小家、大家、國家，每一位軍人的父親、母親和妻子，也都分得清，在這樣的天平上，哪一頭更重。
那個春節，我沒有去杜宏的家鄉。在廣西前線，我經歷過一夜之間失去身邊戰友的那種痛楚。作為獨生子女的父親，我無法面對同樣作為獨生子女父母的烈士的雙親。
杜宏與妻子張茜的結婚照。
兩個年輕的記者後來告訴我，從大年初一到初六，杜宏的妻子張茜每天都在單位加班，想用這種“滿負荷”的工作狀態減輕對丈夫的思念。杜宏犧牲的前一天晚上還與張茜通話，許諾妻子，春到雪融時，帶她到北部邊疆看一看，看看美麗的額爾古納河，看看一望無際的大森林。張茜沒有想到，第一次到丈夫守衛的地方，竟是陪丈夫“回家”。高大帥氣的丈夫，成了輕輕的一抔灰。
年邁的雙親失去唯一的兒子，新婚的妻子失去年輕的丈夫，他們難以承受這樣突來的狂風暴雨，然而，當這一切成為殘酷的現實，他們又必須承受。生活還要繼續，他們只能把悲傷默默埋藏在心底，而每當夜深人靜，又只能以淚洗面。
採訪途中。
那一組報道，我們幾乎是伴著淚水完成的。除了杜宏的事蹟報道，我們專門加了一條對於杜宏妻子的採訪《知道我在等你嗎》：“知道我在等你嗎？在漫漫的長夜裡，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作者與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時認識的小姑娘重逢。
大興安嶺之行，還有一段插曲，返程路經漠河，竟然找到了1987年大興安嶺大火災採訪時送我們雞蛋的小姑娘。當時，整個漠河縣城幾乎被大火吞噬，小姑娘的媽媽在招待所做服務員，火災後的招待所就是臨時支起的幾頂帳篷。端午節，小姑娘把親戚家給她家的4個雞蛋中的2個送給了我們。那2個雞蛋被我切成了40份，分給了同住一頂帳篷中的40位記者……那場火災，讓人們記住了《中國青年報》的“三色”報道，我這個大學新聞系的實習生，也與李偉中、雷收麥、葉研3位記者一起，成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對象。
左：作者在大興安嶺火災區；右：作者與中青報記者李偉中（右）。
記者是沒有節假日的職業，也是最容易收穫感動的職業。就在又一個春節到來的時候，我的眾多的同行，依然奔波在城市、鄉村，奔波在高山、海島，奔波在萬里邊關的巡邏路……甚至是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戰場上。而我，一個馬上走進人生第57道年輪的老記者，也在等待，等待又一次出發。
【今天是我的生日，祝福每一個關心關愛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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