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没有节假日的职业，也是最容易收获感动的职业。又一个春节到来，一个走进人生第57道年轮的老记者，正在等待又一次出发。
又到春节，又到我的生日。
4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日子到来的时候，老岳母正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我却不得不去远行采访。我担心老人不测，就问医生能不能给我10天时间，医生有些吃惊：“大过节的，有什么紧急任务，还要10天？”我说，内蒙古边防有个连长牺牲了，我得赶过去。那地方在林海深处，大雪封山，很难测算行程时间，所以至少得按来回10天算。重症治疗室都是极优秀的医生，说，你放心去，我们尽全力。
妻子早已适应了我提包就走的习惯。尽管此时的她需要我与她一起照顾重病的母亲，但听说我要到边防，还是默默为我准备好了行装。
矗立在额尔古纳河畔的烈士雕像（郎钺作品）。
去的地方叫伊木河，一座白桦林中的哨所，位于中俄两国界河额尔古纳河右岸。31岁的边防连连长杜宏，牺牲在了冰天雪地的巡逻路上。
从中国最北部县城漠河西行90公里，黑龙江源头恩和哈达，我们的采访组踏上了界河冰道——本来，到伊木河哨所还有一条森林防火通道可以使用，不过路程为215公里。“闯冰道”，陪同采访的内蒙古军区某边防团团长孙建国建议，“这样可以少走80公里的路程。”怎料，车行不到一半，突来的一场暴雪，掩埋了冰面上原有的车辙。界河冰道，是中俄两国边防军人入冬后一路探险，用推土机推出来的。冰道上险象环生，没有了车辙，连孙建国这样的老边防也不敢冒然前行。没办法，我们只得原路折返，再从陆地开进。
军事记者倪宁。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道路，同样被没膝的大雪覆盖。车辆驶过，仿佛被吞噬了一样，后面的汽车根本无法看清前面的车辆。如果不是偶尔出现的动物爪印和耳畔不时回响的阵阵松涛声，就如同进入了白色的洪荒时代——一路上，几乎每个人都屏住呼吸，丝毫也不敢让驾驶员分神。就这样走走停停，我们总算在凌晨时分，赶到了伊木河。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了杜宏牺牲的地方，那是一处紧贴界河的26米高的悬崖。崖壁上，一串带血的手印已被大雪抹去；扒开河面上的积雪，一滩血迹还清晰可见。这处悬崖路，杜宏不知攀爬过多少次，谁也没有想到，在那个摄氏零下46度的黄昏，他生命最后的鲜血，洒在了他最熟悉的地方。
军事记者张斌。
新年的第一个早晨，伊木河边防连全连官兵整齐列阵，在风雪中送别连长。战友们抬着杜宏的遗体，围着连队一步一步绕了三圈。他们要让自己的连长最后看一眼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山岭岭，最后看一眼大兴安岭深处的一草一木，最后看一眼白桦林里的连队和哨所。他们知道，杜宏的生命早就与这条界河、与这片森林难舍难分了……
那是一次艰难的行程，更是一次感动之旅。在连队，杜宏的床铺还像从前一样一尘不染，他的眼镜还放在他生前最熟悉的地方；在连史馆里，在连队“龙虎榜”上，爱笑的杜宏还是从前一样的笑容。在他的“军营朋友圈”中，最后一条信息，是在平安夜祝战友们平安。
军事记者李一楠。
北纬52°46′，祖国雄鸡版图鸡冠顶端的伊木河哨所，背靠界河，前拥森林，最低气温曾有过零下57摄氏度的全国最低纪录，连队至今还保留着一副冻裂的直升机螺旋桨。长达七八个多月大雪包裹期，除了对岸的俄罗斯哨所，方圆几百里几乎没有人烟。2002年底，18岁的杜宏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入伍来到边防连，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边防战士。2007年被保送至石家庄机械化学院深造，参加了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大阅兵。毕业分配时，作为优秀学员和独生子女的杜宏有机会选择离父母稍近一点的部队，但他还是选择回到伊木河……
泪水，一次次浸湿我们的采访本。杜宏，这个殉职于执勤途中年轻连长，这个在北部边疆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军校毕业生，让我们对新一代的戍边军人，又多了一份亲近，多了一份理解。连队当时不通互联网，手机信号也只有时断时续的电信信号，当“青春期”遇上“大雪封山期”——寂寞，成了连队最大的敌人。就是在这样封闭的世界，作为兄长的杜宏把一群以90为主体的年轻士兵，聚成了团结战斗的昂扬集体。在边防连，我们亲眼目睹了巡逻的战友们经过杜宏牺牲的地方，面向悬崖齐声呼唤的感人场面，那一声声伴随着战马嘶鸣的呼喊，让人撕肝裂胆。
军事记者王俊康（后排中）。
采访组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拍摄，每隔一刻钟，就要把镜头放在大衣中“取暖”。与官兵们一起钻密林，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边境巡逻的不易；与官兵们走一趟积雪覆盖的界河，更让我们深切体会到边境执勤的艰难。他们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但边疆的风霜雪雨，早已把他们的稚气变成了坚强；艰苦的戍边生活，早已把他们磨砺成了坚韧不拔的军人。责任、使命、担当，每一个优秀的军人，都深知这些字眼的分量；小家、大家、国家，每一位军人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也都分得清，在这样的天平上，哪一头更重。
那个春节，我没有去杜宏的家乡。在广西前线，我经历过一夜之间失去身边战友的那种痛楚。作为独生子女的父亲，我无法面对同样作为独生子女父母的烈士的双亲。
杜宏与妻子张茜的结婚照。
两个年轻的记者后来告诉我，从大年初一到初六，杜宏的妻子张茜每天都在单位加班，想用这种“满负荷”的工作状态减轻对丈夫的思念。杜宏牺牲的前一天晚上还与张茜通话，许诺妻子，春到雪融时，带她到北部边疆看一看，看看美丽的额尔古纳河，看看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张茜没有想到，第一次到丈夫守卫的地方，竟是陪丈夫“回家”。高大帅气的丈夫，成了轻轻的一抔灰。
年迈的双亲失去唯一的儿子，新婚的妻子失去年轻的丈夫，他们难以承受这样突来的狂风暴雨，然而，当这一切成为残酷的现实，他们又必须承受。生活还要继续，他们只能把悲伤默默埋藏在心底，而每当夜深人静，又只能以泪洗面。
采访途中。
那一组报道，我们几乎是伴着泪水完成的。除了杜宏的事迹报道，我们专门加了一条对于杜宏妻子的采访《知道我在等你吗》：“知道我在等你吗？在漫漫的长夜里，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作者与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时认识的小姑娘重逢。
大兴安岭之行，还有一段插曲，返程路经漠河，竟然找到了1987年大兴安岭大火灾采访时送我们鸡蛋的小姑娘。当时，整个漠河县城几乎被大火吞噬，小姑娘的妈妈在招待所做服务员，火灾后的招待所就是临时支起的几顶帐篷。端午节，小姑娘把亲戚家给她家的4个鸡蛋中的2个送给了我们。那2个鸡蛋被我切成了40份，分给了同住一顶帐篷中的40位记者……那场火灾，让人们记住了《中国青年报》的“三色”报道，我这个大学新闻系的实习生，也与李伟中、雷收麦、叶研3位记者一起，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对象。
左：作者在大兴安岭火灾区；右：作者与中青报记者李伟中（右）。
记者是没有节假日的职业，也是最容易收获感动的职业。就在又一个春节到来的时候，我的众多的同行，依然奔波在城市、乡村，奔波在高山、海岛，奔波在万里边关的巡逻路……甚至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场上。而我，一个马上走进人生第57道年轮的老记者，也在等待，等待又一次出发。
【今天是我的生日，祝福每一个关心关爱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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