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尽江南》是格非沉潜求索、呕心沥血十七年“江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主要人物虽然衔接前两部《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聚焦点却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状。
学者张清华曾指出，“格非在哲学上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所谓‘真实性’都抱着深深的怀疑，对人性和存在都抱着深深的绝望。在残酷性方面，他和余华有相似之处，关注着‘存在——死亡’的主题，困惑于宿命的力量。另有着一种‘玄学’的不可知论者和神秘的宿命论者的倾向。”
《春尽江南》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洞察后所创作的。它以市场经济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为社会背景，小说的主体故事虽跨度只有一年，叙述覆盖却是长达二十年。
小说围绕了诗人谭端午和庞家玉这一对中年夫妻及周边一群人的人生际遇，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中，人们或多或少陷入了精神困境，出现了异化的倾向。在物欲横流中沉沦，一步步走向堕落，沦为丧失精神追求的“行尸走肉”。作者用犀利的文笔将精神困境衍生的社会问题进行鞭挞，直切社会现实，
“深度切中了这个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一、社会影像：自然环境的退化和社会环境的畸变
- 1、自然环境的退化
格非曾说：“对我而言，‘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另外，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都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它是我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
江南的春天本应是草长莺飞、秀丽明媚。可“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传统诗境早已不见，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给鹤浦这座江南小城带来的是“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
“汀州采白萍，日落江南春” 的意境再也感受不到，烟尘和雾霾成了江南咄咄逼人的风光；“想象中的渔火”是运送垃圾车辆的车灯；“期待着鲜美螃蟹的渔场”却是“垃圾填埋场”；点食的菜肴“长江三鲜”之一的鲥鱼嚼起来却如同“嚼着一块塑料”！
以致你不得不对生存环境怀着深深的危机感，只因“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磺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B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相对空气污染，抽烟还算是安全。”
宁静诗意栖居的村庄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商铺和楼盘如不详的孢子般肆虐生长，星罗棋布的工厂和企业从四面八方将鹤浦团团围住。
沦陷的不止是富有江南独特的优美风景，还有人们内心的善良和思想上的理性。自然环境的退化带来的是社会环境的畸变。在以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导致人们信仰缺失、精神匮乏，早已分裂异化为唯利是图、利己主义的“怪胎”。
- 2、社会环境的畸变：尘世伦理道德已崩塌
美国学者迪克斯坦曾说：“艺术存在于种种联系的社会意义之中。”
社会的畸变渗入到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尘世伦理道德已崩塌，理性主义的光辉也不复存在，奢靡浮躁是社会环境的主旋律，蛮横粗暴是社会风气的潮流。这“缭乱邪恶”的社会现象和“离奇古怪”的社会事件随处可见，具体体现在“花家舍”事件和“唐宁湾新房”的葫芦案。
- A、“花家舍”事件：隐喻理想主义之地的阵亡
鹤浦的边 缘之地“花家舍”不再是《人面桃花》里王观澄创立的匪帮式“武陵桃源”，更不是《山河入梦》里谭功达一直追寻“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它摇身一变成为了《春尽江南》里纸醉金迷、肉欲横流的都市城市的“销金窟”。
张有德创办的“花家舍”是一所高级色情场所。用徐吉士的话说：“你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干，甚至可以做皇帝。”在堕落至极的狂欢之地，花家舍提供了无所不能的服务。
墙上勾勒着“有点像傣族的风情画，又像日本浮世绘，有点不伦不类”；上演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故事却又强行加入“比尔盖茨和周杰伦”这些人名，看起来让英雄故事沦为饭后的笑点，荒谬至极。
“游人止步”的月亮门内是实行会员制的“私人禁地”；戏台上的演员下台摇身一变穿着“空姐制服”或“六十年代红卫兵的服装”的服务员，无论是潮流风格还是怀旧主题，都让你觉得是身处“人间的天堂”。
以徐吉士为首，高喊着自由和理想、启蒙与救世的诗人们，在物欲横流中，异化成为“花家舍”肉欲消费的常客。为了得到张有德“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五千元的出场费” 的，而交易筹码是报社给张有德外甥女提供一个不上夜班的职位，并不定期报道花家舍的事务新闻。
在金钱面前，利欲熏心的诗人早已丢弃了人性的廉耻和诗人的清高，俯首哈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诗歌 研讨会”就这样安排在奢靡颓唐的“销金窟”花家舍，所谓诗歌的研讨也不过是一场“肉欲释放”的人性堕落深渊里的狂欢。
在曾是理想萌发的渊源之地的“花家舍”充斥着丑陋的 利欲、情欲、物欲，所谓的审时度势，迎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不过是被利益至上、泛滥的欲望、扭曲的人性裹挟而上，成为了都市社会堕落的狂欢之地。这直接隐喻理想之地的阵亡：理想已丧失，道德已滑坡，乌托邦已湮没！
- B、“唐宁湾新房”葫芦案——道德伦理大厦的坍塌
唯天下至诚，方能尽其性。（摘自《中庸》第二十二章）
孔子也曾提过：“信则入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
从以上的语句可看出诚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立足之本，诚信的缺失会导致行为的失范。可在市场经济的大热潮中，人们降低了道德化的价值标准，不再崇尚诚信的理念。蛮狠无理成为了行走的规则，法律制度形同虚设。
庞家玉买了一处房产——唐宁湾的新房。因暂时不需要居住想出租，结果中介公司卷走了丈夫谭端午粗心大意落下的房产证，还凭空消失。
身为律师的庞家玉与租户李丽霞进行私下的交涉，却被反唇相讥，“屈死不诉讼”，步步紧逼。斥诸工商部门不仅不受理，还把责任推脱给派出所。部门办事员私下建议，“协商不成，直接半夜’把防盗门从外面焊死’”的无赖行径，被讥讽“怕死才成不了事”。这建议竟然与阴鸷、狠毒的乡村野妇的婆婆的想法不谋而合。
法律在身为精英律师的庞家玉身上，竟然连合理维护自身利益的功能都丧失了，成为保护蛮横不讲理租客、坑蒙拐骗被吊销执照的中介公司的安身盾牌。这无疑构成精彩的反讽效果！无奈之下，新房成了庞家玉无法诉说的一块心病。她只好动用黑白两道的势力，最后在黑势力“国舅”的野蛮介入之下，才成功收了房。
在这起唐宁湾新房的“葫芦案”事件中，可看出蛮横无理的世风成为常态，冷漠荒凉的世道成为了常理。社会诚信已经消失，理性主义已经缺席，道德伦理已经崩塌。在荒诞的世界唯有以荒诞的手段才能制服荒诞的闹剧。法律已沦为一纸空文，流氓才是捍卫合法权益唯一无二的手段。
二、人物群像：都市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
戴维·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说：“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总体特征各不相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个体遭遇的痛苦及其救赎的方式造成了不同的艺术形式。”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物质日趋丰富的时代中，人们的精神却日渐迷失。在社会环境的畸变中，人们或是挣扎或是沉沦或是堕落，各个人物的内心都不同程度出现异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困境：孤独、抑郁和扭曲，对人性的怀疑，从而对人生产生了幻灭的倾向。
1、 王元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殉道者
王元庆曾写道，“月亮下的金钱，从未使忙碌的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王元庆虽不是谭功达的亲儿子，却继承了谭功达追寻乌托邦理想的疯狂因子。他也走上谭功达的创建乌托邦的理想之路。他曾想建一个“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花家舍公社，可却与合伙人张有德的想法背道而驰，张有德是想把建成一个高级的风月场所，成为赚钱的“聚宝盆”。
当利益发生了冲突时，王元庆遭到合伙人的打击和变相的报复。先是莫名其妙遭到不明人物的毒打，被警察逮捕并关进监狱。当他向张有德妥协时，张有德奉劝他说：“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这句话直接道出时代的黑暗与疼痛的症结。
王元庆后来无计可施，重新找了一块地，把它建造成一个精神病院。他自诩为这个世界唯一“正常的人”，可精神病院落成之后却是第一个住进去的人。
他是建造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追随者。当现实与理想相碰撞时，他毫不犹豫想凭一己之力去改造这个物欲横流、利己主义盛行的畸形社会，却只能被丧心病狂的大众、黑暗社会围攻狙击，当理想主义破灭后他只能自我放逐。他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也揭示了商业社会对像王元庆一样的反抗者的有形戕害。
- 2、以徐吉士、陈守仁为首的堕落者：都市社会里分裂异化的人
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徐吉士和陈守仁都是端午的诗友。徐吉士当年是“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如今却沉浸在肉欲当中，恨不得全天下的美女都供他享乐。
陈守仁在湖畔建立起自己的庄园“呼啸山庄”，聊着养生之道，追求雅致的生活。可背地里却是对见面还不到24小时的远方侄女绿珠“摇尾求欢”，就在厕所里堵着她并宣称“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人销魂”。
曾经诗社社长宋惠莲从一个崇拜诗歌的单纯天真少女摇身一变成为衣锦归乡的“海龟”。大贬国门，却又挂着国门的行头在国外谋生。她变成一个精明市侩的商人。
被功利社会分裂异化的还有许多人：警察唐燕升坦言刑警的本质等同于收尸队；特需病房的主任李丽霞自称是“死神的使者”；大流氓国舅冷小秋却成了主持正义的“房子拆迁能手”。
在利益至上的市场化经济中，《春尽江南》当下的都市社会不止是整体的乱象横生，甚至曾经的知识分子都放弃了道德操守，在世俗功利时代中追名逐利、狼狈为奸。屈服和妥协成为了常态，无论是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的追求都失去了自我，或迷失或沉沦，或堕落或毁灭。
- 3、庞家玉：既是时代的追随者，又是生死，焦虑的回归者
如果说李秀蓉是对诗人充满崇拜的浪漫理想主义少女，希冀着过诗情画意的生活。那么从将名字改成庞家玉，也意味着“改掉一个时代”。庞家玉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追随者，因为“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她原本学的专业是船舶制造，可她从未想过从事跟专业相关的工作。她摆过地毯，倒卖衣服，也拒绝谭端午安排编辑的工作。
因为她已在高人的指点下，自学法律专业知识，审时度势地成为一个律所的合伙人。她事事要强，人生信条是：“一步也不能落下”。在她不断的努力之下，贫穷的家庭慢慢步入了小康家庭。
她不断努力，害怕被时代抛弃，可却又不得不沉沦在这世俗的肮脏之中。她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既厌恶扭曲的人性及失序的道德规范，却又在唯利是图的社会中蝇营狗苟，虚以委蛇。她为了金钱而违心为不法之徒辩护，可又对弱势群体报以同情。
心中仅存的正直与善良又不断撕扯着她敏感的神经。她只得通过沉浸在肉欲的快感中来获得暂时安宁，出轨陶建新，来释放紧绷的神经，来获得心灵暂时的平静。可她过后她又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为了儿子能上重点学校，且进入所谓的“龙班”，她甚至给教育局局长送钱，从事不可告人的权色交易。为了儿子得到特殊的·待遇，她费尽心思给老师送礼物。为了让儿子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出类拔萃，以后能出人头地，不要成为像丈夫那样“烂掉的人”，她不断逼迫已经有自闭倾向的儿子。在“成绩高于一切”的班主任的建议下，更是放走了陪伴儿子七八年、视为命根的鹦鹉，害得儿子差点精神崩溃。
她失败的教育理念，错误的价值理念。只能通过伤害的手段，强迫儿子进入她所谓的“顺应时代”的庸俗的现实轨道。
庞家玉注定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俗之徒。她生的焦虑烧灼着她，让她变得敏感又易怒。她虽是时代的追随者，可却在人性的“堕落”中挣扎，不愿就此沉沦。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当中写道“前意识系统与潜意识系统是彼此冲突的，症状是使冲突暂时告一结束的妥协产物······如果来自前意识的精力倾注一旦停止，潜意识兴奋所能释放的一种情感（作为已经发生的压抑的结果）就会有一种危险，即只能体验为像焦虑那样的痛苦的情感。”
庞家玉正是被这种焦虑的痛苦所击中，她经常出现歇斯底里的咆哮和无法抑制地失控。她可以因为一只虎皮鹦鹉，可以是一个PSP游戏机，也可以是一把脱落了手柄的铲子，为此她可以对儿子恶语相向，事后又无比懊悔！
死亡是净化灵魂的最好方式。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时，她终于跟自己和解，又变成了那个怀抱理想的李秀蓉。儿子的成绩、丈夫的颓废、与生俱来的屈辱在死亡面前变得不再重要。生的焦虑、死亡的通知书让她无须再去紧紧跟住利益熏心的时代的脚步了，她跑到曾经的对立面——20年前招隐寺穿着敏感“隐身衣”的李秀蓉，再也不用做“铜墙铁壁、无所不能”的庞家玉。
她踏上一直想去的梦想之地——西藏，那个净化灵魂的诗意栖息之地。虽然她最终因为病情发作而未到达，可是在前去的途中，她做了一个又一个断断续续的梦。梦中她变成了陆秀米，又进入了姚佩佩的境遇。她生命的最后惊奇地又宿命般走向乌托邦梦想之地，生命回环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圆环，从而揭示一个道理：生命不息，理想不止。
- 4、谭端午：置身于风暴中心的失败者，同时又是处于风暴之外的多余者
如果说 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摘自《春尽江南》）
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个硕士，是小有名气并深受女人追捧的诗人。在招隐寺跟未改名为庞家玉的李秀荣有过一段露水情愿。一年零六个月后宿命般地相遇、结婚。可在结婚的当天他就想着离婚。
谭端午同样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用庞家玉的话，他是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他所有的努力，就是努力活成一个“失败者” 。当年意气风发的诗人在跟硕导闹翻之后，就流落到了“鹤浦矿山机械厂”。后又受不了最终托关系去了“鹤浦地方志办公室”。
他一方面拿着只够抽烟的“两千元”的薪水，窝在地方办公志浑水摸鱼，聊此余生。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在世俗的生活中沉沦下去，所以他沉浸在音乐和写诗的世界。他喜欢古尔德的钢琴曲，喜欢巴赫的平均律，他始终愿意在莫扎特和海顿中“堕落”，活成“烂掉的人”，他喜欢一切失败者。
他观察着并注视着周遭的一切。曾经崇拜着自己的妻子如今事业有成，上进心强，早已将他远远甩在身后；曾经的诗友陈守仁已经是一名富商，在“呼啸山庄”坐地为王，来来往往都是非富则贵；另一个诗友徐吉士已是鹤浦晚报的副主编，后又为去人大还是政协而烦恼。毫无疑问，谭端午是这个追名逐利的社会中一个失败者。
对于儿子，他没有像妻子庞家玉一样把成绩及名次看成衡量一个优秀生的标准！对于地方志一无所知的“关系户”的同事，他淡 然处之。对于妻子的出轨和 徐吉士的糜烂生活，他既不鄙视也无批判。他只是冷漠地对待，如同局外人一般。他业余的爱好和追求是研读《新五代史》，并坚持写已没落的诗歌。
80年代，“诗人”不仅仅 是一种身份和荣耀，但荣光消失之后，他不屑于钻空子、走邪门歪道，也不懂得抓住时代的脉搏“乘风破浪”，更不会顺应时代积极入世成为“弄潮儿”。只因他不愿做鲍老师口中“蒙着眼睛”的驴去拉磨。他固守着内心的净土和知识分子的理性。
在繁琐世俗中，他学会片刻抽身；在奢靡浮躁的风气中，他依然淡泊从容；在物质横流中，他独守个人净土！他虽处畸形的社会环境，他依然保有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栖居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冷眼旁观世态人情。
三、回归——呼吁时代精神的昂扬奋进
格非说，今天这个时代，老成、狡诈，我们不可能轻易驾驭它，对个体而讲，今天是个强大得多的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端午要面对的挑战肯定比秀米和谭功达更孤绝。正因为如此，他的坚持才更有价值。
因此格非给《春尽江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谭端午戒了烟，也读完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开始写小说，故事的开始是普济的小农村。并将20年前留给李秀蓉的诗《祭台上的月亮》续写成了长诗《睡莲》。
这表明了诗人不再只沉浸在个人的净土，他将完成自我身份的回归和责任担当，不再躲避，不再成为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只要知识分子的高举理性的旗子，将人文情怀延续下去，乌托邦的精神就永远不会消失。
就如学者洪治纲说，就《春尽江南》而言，格非并不是想高举乌托邦的大旗，与失序的现实进行唐吉诃德的战斗，而是要通过一些令人敬畏的人物，质疑我们日趋荒漠的内心生活，并传达梦想对于我们的重要。
绿珠也从云南龙孜到了鹤浦，准备在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当老师，过一种踏实而又朴素的生活。精神病院被拆迁了，王元庆也回家生活了。
都市社会的乱象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乌托邦”的理想终将开始下一个轮回，知识分子的追寻永远都在路上。“江南无春”的时代困境这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重新高举理性科学的昂扬的时代精神，“春风”终将又会“绿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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