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16日，直皖戰爭開打，僅一天功夫，皖系“定國軍西路司令”曲同豐，就被直系悍將兼自己小老鄉吳佩孚抓了俘虜。7月18日，曲同豐被吳佩孚帶到保定“光園”，直系大佬曹錕擺下盛宴，先接受曲同豐獻刀，又樂呵呵請曲同豐吳佩孚一行人入席。然後觥籌交錯間，這幫幾天前還殺紅眼的人，竟然就“老鄉長”“司令短”地叫著，以作家霧滿攔江的形容說：“於是大家坐下來飯局，那時的仗是這樣打的”。
這類“溫情”場面，放在軍閥混戰成一鍋粥的民國時代，其實並不罕見。一邊是“今天王大帥打李大帥，明天趙大帥又打王大帥”，動不動“大帥”們就乒乓亂打。但另一邊，哪怕是打紅了眼，“大帥”之間的私人關係，也常見客客氣氣，見面也經常各種其樂融融景象。有時還一道捐助個學校禮聘個“大師”。相關的“民國風度”，也在後世愛好者裡圈粉無數。“北洋軍閥真可愛”的論調，也長期很有市場。
但是，也恰是吳佩孚的這樁“溫情”往事，也帶來了另一個疑問：
打仗都能打成請客吃飯，這幫掌舵當時中國軍政大權的人，真就這麼兒戲？當然不是，如此“兒戲”，正因維繫北洋軍閥體制的，恰恰是這個圈子裡的各種“關係”。脫胎於晚清北洋六鎮的北洋軍閥，內部關係也是錯綜複雜，既有曹錕吳佩孚這種“老上下級關係”，也有師生、鄉黨、宗親、姻親等各種關係。比如“直皖奉”幾大派系，都是以籍貫分出來的，而在直係軍閥內部，曹錕的弟弟曹銳就當了他的直隸省長。至於各級軍政要職？那更是“多系私淑弟子，故能以舊倫理觀念，維持北洋綱紀。”
所以說，與其說北洋軍閥是個軍政團體，不如說是個“關係團體”。這樣的“關係組合”，平日裡拉幫結派容易，勾心鬥角也常見，掐架也越發不斷。卻也有“好處”，別看打來打去，可畢竟關係網太密，各個派系間你中有我，利益糾葛錯綜複雜，打著打著一不留神就碰著“老關係”。正如姜文電影裡那句經典臺詞：
“人越多的架越不容易打，因為勾來的人越多，越容易勾來熟人。”
於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北洋軍閥戰爭裡，常有那種“昨天打得頭破血流，今天就一起抽菸喝酒”的“溫情事”。
可問題又來了，雖說彼此關係鐵，大家關係網廣，可要維持這麼複雜的關係，歸根結底還是靠實力。打仗這種“炮響黃金萬兩”的糟錢事兒，都這麼個折騰法，還不得坐吃山空？這事兒，那就戳了北洋軍閥“民國風度”下的畫皮了：想保持實力，就得用些“民國風度”之外的法子。
最常見的操作，當然就是橫徵暴斂。雖說很多文學作品裡的“大帥”們，常是一幅愛民如子的好形象，可這形象是用錢堆出來的，錢又從哪來？常見的一個套路就是“預徵”，也就是把農民後幾年的稅，這一年一口氣徵完。比如直係軍閥張英華1926年坐鎮河南，就把當地田賦一口氣“預徵”到1929年。這個摟錢套路，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也青出於藍——
1936年的四川省樂至縣，田賦竟然“預徵”到了1978年。另外還有“加捐”，就是在老百姓交的合法稅賦之外，加收各種“捐稅”。比如20世紀20年代的山東，就有“軍事特別捐”“軍械捐”“軍鞋捐”等多種捐稅，總額竟是正常稅收的四倍。就這還嫌收的少，後來山東又多了“人捐”，也就是家裡幾口人就攤幾份錢。另外還有“狗捐”“牛捐”“馬捐”等，家裡有多少動物就攤多少錢，不交就斃掉。1926年的河南省，全省每年“捐稅”多達一億，河南全省男女老幼，平均每人至少要分攤三塊大洋的捐稅，負擔觸目驚心。
“種鴉片”更是軍閥們來錢快的大招，北洋軍閥的控制區域裡，許多地方不但大力種植鴉片，更堂而皇之的收“鴉片稅”。合肥一地的“鴉片稅”，十年間就暴漲了十倍。北洋軍閥北京城每年賣鴉片的稅收，多達六千萬銀元。常把“民族大義”掛在嘴邊的吳佩孚，就曾在河南玩命推廣鴉片，強制每個大縣種植鴉片150頃。民族大義？錢拿到手才是真！
看過這樣的操作，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優雅的“民國風度”外表下，在那些“民國精英”們滿臉國家大義的“凜然正氣”下，是無休止的軍閥混戰，是持續不斷的災荒與瘟疫，是河南山東各地土匪縱橫，數十萬土匪襲擾四方的災難，是一個優雅“民國時代”外表下，苦難深重的中國。
此情此景，也正如，英勇就義前對北洋軍閥的那聲怒吼：“可憐一個好好的中國，就斷送在你們這班軍閥手裡了！”
當然，中國並沒有斷送，但指望這些充滿“民國風度”的“名流”，在那時代扛起中國的命運？顯然，還是不靠譜。“溫情”的背後，恰是那個落後捱打的時代，中國多少悲劇的因由。“風情”表象下，多少歷史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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