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對大明王朝有著長遠的考慮，對皇位的傳承，他先是立皇長子朱標為太子，朱標故去後，又立朱允炆為新的皇位繼承人。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後，年輕的朱允炆繼位，改元建文，然而僅僅四年之後，建文帝就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以“靖難”的名義推翻。明帝國經過短暫的動盪之後，進入了一個由明成祖朱棣主導的全面發展的新時代，明初分封制的變革也由此正式拉開序幕。

洪武時期的明初分封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民生。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封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

洪武三年（1370），為保證朱氏江山的穩定，朱元璋決定實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孫）分封到各地為藩王，一下子大明朝多了25位王爺，包括朱元璋的24為皇子和一個從孫子（靖江王）。朱元璋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是遵循古制，安邦定國。可是從實際分封地點和藩王的權限來看，他在防禦最為緊要的北塞之地分封有遼、寧、燕、谷、代、晉、慶、肅等王，分別授予“三衛”兵馬（一衛標準編制為5600人），這些藩王既能與武將一起參與防禦，又有權監視在外都司衛所。朱元璋分封的主要目的有兩點：一為“西北邊遠，非親子弟不足以鎮撫而悍外患”，意在讓這些藩王抵禦蒙古騎兵的入侵；二為“屏為皇室”，諸王有舉兵“清君側”的權力，“以資夾輔”，防止朝廷內部出現篡奪皇位的奸臣賊子。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朱元璋“以家治國”的方略，當然這種推崇“以家治國”的方略更多的是出於明初時期錯綜複雜局勢的需求，並且也對明初的統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藩王們擁兵自重，分封制也勢必會與皇權發生衝突，朱元璋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也做了一定的防範。除實行政治聯姻（朱允炆與耿炳文、雲南沐氏的政治聯姻）外，還在洪武二十八（1395）年重新修訂了《黃明祖訓》，讓這些藩王們恪守“家法”。但最終藩王與皇權相鬥的局面還是發生了。

引發明初分封變革的“靖難之役”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留給年輕的朱允炆一個“諸王驕悍”的大明帝國。朱允炆意識到藩王手裡的重兵對自己是巨大的威脅，於是聽從了齊泰、方孝孺、黃子澄等人削藩的建議。並在次年六月先後削掉周、代、岷、湘、齊五個實力相對較弱藩王，隨後將矛頭指向了實力雄厚的燕王朱棣。朱棣遂以反對朝中奸臣破壞祖製為藉口，打出“清君側”旗號，在北平起兵“靖難”。有意思的是，朱棣起兵便是依據朱元璋《黃明祖訓》中的“如朝中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朱棣所為的“奸惡”自然指的就是齊泰、黃子澄等人。這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宗室內部爭奪皇位的戰爭“靖難之役”拉開了序幕。

但其實，就算朱允炆不對朱棣下手，朱棣早有覬覦皇位的抱負，這一場爭奪皇權的戰爭也是難以避免的。

1402年，燕王朱棣的靖難軍順利進入了京師南京，“宮中火起，帝不知所蹤跡”，建文帝下落成謎，而朱棣也順利登上了皇位，改元永樂，是為明太宗（成祖）。為明朝分封制的變革埋下了伏筆。

“靖難之役”後的分封變革

以宗藩之力對抗朝廷，並意圖謀取皇位，這在歷史上並不少見，但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卻是我國史上唯一成功的戰例。也正是因為“靖難之役”的成功，與《皇明祖訓》的既定成法，朱棣也不得不打著維護宗藩制度的旗號，致力於朱允炆未竟的“削藩”事業，以減少諸王對皇權的威脅。當然朱棣的削藩必須比朱允炆更有策略性。畢竟

朱棣開啟“以靖難之名、行篡位之實”的大門，後世的藩王只要稍有野心與實力，都由可能步朱棣之後塵，這一點我相信朱棣心裡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他也以各種手段來削除藩王的軍事實力就顯得非常重要。當然朱棣的削藩比朱允炆更有策略性。

於是朱棣在入主南京之後，即刻將囚禁於京師的周王朱橚、齊王朱榑釋放，隨後宣佈凡是被朱允炆廢除藩王稱號的諸王，一律恢復原來的封號及相應的待遇，包括周王、齊王、代王、岷王等。就連在靖難之役中已經死去的湘王，也得到了恢復稱號，並由朱棣重賜諡號，由原本的“戾”改為“獻”。並且在即位初期，對眾多的藩王予以賞賜，同時提高藩王們的歲米。朱棣此舉看似在拉攏眾藩王，實則真正的意圖是在政治名分和經濟待遇之上予以提高，為自己下一步對藩王們的軍權予以削奪。

待到局勢穩定後，朱棣迅速制定了“削藩”政策，採取限制措施，嚴加管束。徙遷邊塞大寧、宣府、永寧諸王入內地，並羅織罪名削奪其軍權，同時嚴令禁止諸王節制地方武將及干預地方行政。此外朱棣還推行一系列軍事征伐，如六次北征蒙古、南征安南、經略東北等，皆由自己挑選武將，而不是像洪武時期一樣由藩王節制。他還將軍力大量調到南京、北平，在通過徵調精銳、校閱等方式，加強對地方軍權的控制。

值得說明的是，朱棣對分封的變革並不徹底，他削除了兄弟們的兵權，卻又予以了自己兒子新的兵權。他援太祖之例，賜予自己的兒子漢王、趙王各三衛，並委以重任。所以在朱棣逝後，亦發生三起效仿朱棣“靖難”做法的叛亂，期望自己能成為新的“靖難之君”。只是他們沒有成功，時過境遷，此之謂也。

變革之後的宗藩的墮落、國力的衰退

由於朱棣一系列的“限藩”措施，眾藩王們深感在政治、軍事等方面上已是無法能再有任何“作為”可談，於是便將精力集中到了“擴大莊田”之上，開啟墮落。因此自明仁宗時起，藩王“擴莊”之風漸興，通過乞請、接受投獻、強佔民田等方式不擇手段擴大莊田，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眾藩王人均佔地達數千頃乃至數萬頃。相對的朝廷控制的賦役土地則相應減少，由明初時850萬餘頃至弘曆則銳減至420萬餘頃，僅已百餘年就已減少半數以上。

隨著朝廷所控制的賦役土地的日益減少，國家財政來源也跟著日益縮減、而藩王們的收益卻日益增加。朝廷在宮廷、官員俸祿、軍隊開支也在日益增加，財政開支已經超過財政收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朝廷財政已經破產。為解決這一情況，朝廷只能不斷加重賦稅，直接加重朝廷與工、農、商之間的矛盾，直接對原本的經濟體系造成破壞，致使明中後期國內社會矛盾叢生，國力衰弱不堪。

結語

需要說明的是明朝宗藩的衰落是必然的，自朱棣“靖難”起，再到後來的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叛變，對宗藩的進一步採取限制措施已是必然。此後，明朝藩王們便在少有設立護衛者，且終身不得走出封國、終身不得入仕為官、不得經商，生子結婚甚至命名皆要得到皇帝批准。藩王們在政治、軍事上已無“作為可談”，唯一能做的就是坐食腐化、縱情聲樂，變身成為一個奢侈腐化的寄生階層，皇室崩潰至此，大明怎能不亡？

而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其一是朱元璋對皇室成員的“經濟生活實行全包”，這在無形中培養了藩王們的寄生可能性；其二是朱棣的“限藩”措施過於嚴苛，眾藩王們只能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到擴莊等經濟生活上的追求中去。

朱元璋一開始“上衛國家，下安臣民”的構想已成碎影。諸王成了明朝無法擺脫的一個累贅，直接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所以我們可以說：明之亡，非萬曆、非崇禎，實則起於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

---

參考文獻：《明太祖實錄》、《明太宗實錄》、《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成祖傳》、《明會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