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方卓然 黨格致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陳俊2008年曾隨上海援川救災防疫隊前往什邡堰，參加汶川大地震的災後心理援助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他又是上海第一個前往市內集中收治確診病例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防疫一線，進行心理諮詢與疏導的精神科醫生。
這個春節假期，陳俊本打算帶全家去東北滑雪，已經訂好了機票，疫情發生後就退了票，“準備宅一個春節”。年初一下午，他在醫院的工作群裡看到領導正動員大家主動報名出征上海公衛中心，想到自己曾有抗震救災的經驗，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從1月26日進駐到2月10日，他在公衛中心連續奮戰了15天。初到公衛中心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精神科醫生要來一線，甚至連呼吸科、感染科的同行們也對陳俊的參與發出質疑。公衛中心感染控制科專家黎蘭英是陳俊的朋友，她第一次在隔離病房中看到陳俊時非常驚訝，不明白為什麼他會來，也擔心像他這樣沒有消毒隔離經驗的人參加到一線會被感染，成為醫務人員的包袱。
但陳俊有他的理解，他知道從核酸檢測到正式確診，觀察隔離的這段時間對患者來說很難熬，而一旦被確診，“就像被判刑一樣被蓋了個帽子，患者就會更恐懼更焦慮”。彼時，社會對新冠肺炎缺乏瞭解，小道消息甚囂塵上，不少患者往往會覺得“一旦患上這個病好像就完蛋了”。
針對患者在隔離治療期間出現的心理問題，陳俊一般會先從患者關心、生氣或害怕的問題聊起，逐步對患者的情緒狀況和相關表現進行檢查和評估，形成診斷並進行心理干預，根據患者的嚴重程度選擇進行支持性心理治療或藥物治療。
陳俊曾經在隔離病房中遇到過一位年過半百的患者，她是家庭成員中第一例確診病例，後將病毒傳染給了家人，導致家人中出現了重症、危重症病例。老人非常自責，求生欲不強，直接影響到了治療效果。
他還遇到過一起肢體糾紛，打架的是兩位快要痊癒出院的男性患者。由於隔離病房處於封閉狀態，空間受限且單調，無形中為患者帶來了心理壓力，有時使其產生煩躁激動的情緒。除了病友之間相互發洩，患者還會將壓力轉向醫護人員，比如對治療和隔離措施表達出不滿意、不理解的態度等。
“我碰到的大多數患者症狀都比較輕，一般在解決他所擔心的問題或給他一些解釋後，這些患者的情緒在短期內就可以得到緩解。少部分有抑鬱或驚恐等急性焦慮發作的患者恢復較慢，需要進行藥物治療，我們也會持續進行隨訪。”
雖然有關地震、火災和大規模傳染病的心理援助都屬於災難精神醫學的範疇，但相比十多年前在汶川的心理援助工作，陳俊坦言，無論是災難發生模式還是對患者的干預條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理諮詢難度都更大。
“災難精神醫學一般會劃分急性期、暴露期、重建期，根據災難發生後的天數計算，地震有明確的時間、地點、人物，但把這個模式套到新冠肺炎疫情上卻不適合，因為根本沒辦法說清哪一天是災難發生的那一天，對於不同的人群，時間是不一樣的。”
此外，在汶川大地震中，前線和後方分得很清楚，全國人民都在為汶川、為四川加油，同時後方的人很安全。但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影響的人群不再有明顯的區分，所有人都會感到被威脅，不分上海和武漢，也不分醫療一線和外面的所有人，大家都對潛在的傳染源有所擔心。
心理諮詢的難度還體現在心理干預的具體操作層面。在平時進行心理諮詢和治療時，為了拉近與患者的距離，陳俊都會特意不穿白大褂，避免患者“看到白大褂就血壓增高”。可在公衛中心與患者交談時，他不得不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還要時刻提醒自己避免與患者有肢體交流。“平時我們看到一個人很傷心，會拍拍他肩膀，給他遞一張紙巾，但現在要保持1~2米的交流距離。穿著防護服除了悶熱之外，視野也很受限。護目鏡上經常會有蒸汽，對患者來說觀感也不好。”
在公衛中心，除了為患者進行心理疏導，這裡的醫務人員也是陳俊服務的對象。
還是在到達公衛中心的第二天，陳俊就與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李鋒籌劃開展關於醫護人員持續工作狀態下心理健康的調研，當天完成了病例報告表（CRF）和知情同意書的編制，並在第二天一早申請倫理快審。他希望能通過科研成果帶動一線工作，從篩查中尋找可能影響一線工作人員情緒的因素，採取積極應對措施並評估效果。
“患者需求跟醫護人員不一樣，醫生的壓力跟護士的壓力不一樣，在隔離病房裡的一線工作人員跟在外面做後勤的壓力又不一樣。”陳俊每天做的，就是針對不同人群的心理狀況“對症下藥”。
與患者的情況有所不同，醫務人員的心理問題主要表現為神經緊張、睡眠障礙等生活規律的紊亂，“很多人躺下去一兩個小時睡不著，入睡比較困難。”陳俊認為，這其中既有休息不好、需要隨時待命搶救等客觀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過重的緊張、焦慮和壓力。
“醫務人員壓力大主要來自幾方面，一是對被感染的恐懼，二是擔心家人，三是繁重的工作本身。”在針對性的諮詢和建議之外，必要時，陳俊會為受睡眠障礙困擾的醫務人員開具新型安定類藥物。與傳統的安定類藥物不同，這些藥物的藥效都是短期或中短期的，能滿足一線醫務人員4至6個小時的入睡需要，且醒來後不會有宿醉反應。
此外，公衛中心後續也收到了社會捐贈的一些用於鬆弛緊張心理的治療儀和按摩儀。“我們將治療儀的VR眼鏡和按摩儀合在一起給醫務人員使用，經過這樣的一些物理治療，大家也放鬆了不少。”
2月初，公衛中心在原有的A3病房樓之外另開了一棟A1病房樓，陳俊每天的工作從只負責一棟樓，變成了要負責兩棟樓。兩棟樓間原本不允許走動，醫院專門為陳俊一個人開闢了一條通行路線，由專人把守，他笑稱其為“陳俊小道”。在這條小道上，陳俊每天來回奔波，反覆出入隔離病房、穿脫防護服，一天為十多位患者和四五位醫務人員進行心理諮詢。
在陳俊入駐公衛中心第八天後，又有四位精神科醫生加入其中。陳俊看到感染控制科專家黎蘭英在朋友圈裡發文承認心理疏導工作很重要，又提到上海市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也曾公開表示精神衛生在防疫救災過程當中的重要性。
這些患者和同行的認可，都讓陳俊感到欣慰，“無論是抗震還是抗疫，在一線的救災、救治過程中，除了硬件的支持之外，心理上的支持也同等重要。這是我們工作的意義。”
當被問及疫情結束後最想做的事是什麼，陳俊笑著說，想去東北滑雪，雖然那時候雪可能已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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