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陶淵明是我國魏晉時期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作為田園詩人的他，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在他的《陶淵明集》裡，每篇佳作都值得去細細品味。另外我們也看到，陶淵明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矛盾的思想結合體，我崇尚安靜、悠閒的生活，也常念善事，喜愛山川流失，卻也是少有猛志，不流凡俗。
這種情況的出現則在儒、道兩家都對他有深刻的思想侵入。再則他的家庭、時代背景、個人性格等，令他的仕途經歷、文藝創作和思想架構乃至於行為都帶有一定的矛盾衝突，儒道兩家的雙重影響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但不管怎樣，體會陶淵明的文學作品就必須得深刻領悟到其”無法割捨得儒家理想和順應本心得道家歸宿”，在此基礎之上再進一步勾勒出儒、道兩家對其產生得影響，本文也將以此為由，對陶淵明得思想人格進行不同角度的分析。
儒道思想的多方面滲透
再儒家思想中，帶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積極入世的要求是儒家思想的濃墨重彩，這一要求也影響道了陶淵明的入世觀。《論語》：“邦有道則仕”。儒學中強調“兼濟天下”並重視個人的直接操守，陶淵明很顯然是受到了此觀念的影響。
“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和《飲酒》篇中提到“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都體現出了他對儒學的深同和喜好。自然地，陶淵明的許多行為都表現出了他擁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
陶淵明很多早期的詩文都說明了他在如初仕途的時候就以儒家思想中的謀道之路來作為其中的堅守。如他的：“猛志逸四海，賽翩思遠”，抒發了自己的豪情壯志，志氣無阻逸興遺飛。還有中年寫的“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 張掖到幽洲。
還有他對自己祖父的推崇敬慕：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武。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由此看來在他心中，做一個樹功立業、與時俱進的人物是初衷也是不失完美的理想。
從陶淵明的仕途來看，他的為官經歷是較為坎坷和艱難的，反反覆覆中，進退兩難成為了“狼狽”的標誌符號，這也側面表現出儒家思想影響的深遠持久。陶淵明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了仕途，但從二十道四十歲的二十年中，他五次出仕，五次辭官歸隱。可每一次出世和入世的餘波都令他的政治熱情大為受震。
辭官前不甘於放棄，即使他辭官以後，儒家精神的導向和驅動力仍然在影響著他。如《停雲》中的“罇湛新醪,園列初榮”，可惜他“願言不從”，美好的願望沒辦法實現，這裡所指的美好願望就是“入世”了。
《感士不遇賦》中他說“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榮木》裡悲切地抒發了“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悔恨未有建樹的悲憤和傷感：銘記在心的“先師遺訓，餘豈雲墜”的深慨沉重。“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直率地抒發了他渴望成就功業的偉大理想。對陶淵明來說，受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強烈的政治追求從未消失過。
儒家思想不僅要有個人的政治所求，還要有心繫天下的胸懷願景，這是一個高尚合格的士大夫必要條件。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炎火屢焚如，蜈城恐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座。
《乞食》中“飢來驅我去，不知競何之”。
這些都赤裸的揭露了當時受到災難之後，官府不作為導致了百姓食不果腹的悲慘現狀。在他的字裡行間所引發共振的就是儒家精神的核心意義: “仁政”的體現，由此可以看出，深知民間疾苦的他以及他的內心是緊挨著百姓的。
道家思想的“出世觀”作用
除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道家思想也對陶淵明產生了深深的烙印，這就讓他成為了一個既有崇高理想的士大夫，也是成為了人們常說的"隱逸詩人之宗”。陶詩用事引用《莊子》最多，一共四十九次：然後才是《論語》和《列子》，由此看來，陶淵明在道家思想的影響之下，甚至一部分儒家理論都被同化了。
道家對他的作用，讓他在還未歸隱的那段年月就時不時地偏離著儒家的正統軌道。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中的：“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裡的：“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乙已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中的：“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
這每一句都抒發著陶淵明對城外大好山水的流連忘返。
在陶淵明二十至四十歲之間的仕途中，他在劉裕、桓玄的部下都斷斷續續的擔任過職務，卸任又上任，出世又入世，看似“反覆無常”，難道外部是道家思想對他的影響嗎？
歸隱田園後的陶淵明。終於能實現自己並非“快意”的理想，在他的筆尖下，撰寫出獨特的青竹白月，讓人不得不豔羨他歸隱後的愜意和清淡，也同時不失田園閒愜且飽滿的優美格調。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這首詩讓人想到了瓜果飄香，孩童作鬧，人情微暖融融盡顯。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體現出人世界淳樸沒有隔閡的人間氛圍，在這種輕鬆的生活狀態下，陶淵明在山水之間的悠然自得的模樣不僅讓人想到了莊子的南柯夢，靈蝶舞以及“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一"的高妙境界。
陶淵明受道家影響還體現在他即便是貧困不堪，也不改初心的行為上，他在塵世的許多年裡，不斷的去構建一片片引人入勝的精神桃花源，而當他來到現實的農田，他才發現務農不是一個悠然俯拾的表面藝術。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陶淵明的生活並非全是安然悠閒的狀態，他也嘗過飢寒困苦和汗流浹背的迷惘，但他並沒有被生活上小小的挑戰而放棄他最為熱愛的清風明月，事實上也是如此。而陶淵明帶著道家的灑脫淡然，重著短褐，永遠歸息歸於精神休憩地。
陶淵明晚年的詩作是一面鏡子，映著他越來越清楚的內心，歲月己晚時，他可以算的上是道家生死觀方面虔誠的信徒。
《擬輓歌辭》中“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從上文我們可能並非能明確的看出悲哀或者喜悅，反而嗅出了一絲淡淡的逍遙無畏的態度。這也正契合了莊子所說的：“夫若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
而在《形影神》中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則已經昇華道對生命報以順其自然的態度，有了沖淡高遠的境界。對他來說。生命在大浪中已無起伏，歸隱山水以後則無所憂思，到了最後競無畏喜憂，只要深入自然的內在本質，讓生命順遂大化而去就是一種永在的表現。他對生死的態度，從來不是建安正始時的惶惶怯怯，而是無比平淡地自然面對、無比淡然，就如同接受每天的日落日出一樣。
其思想中儒道矛盾的原因
一、要看陶淵明的儒家入世情懷，就要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和出身上去，一種從小耳濡目染的思想是很難從根子裡拔除的。陶淵明的父輩祖先很多事儒學的優秀人物，他的曾祖父曾擔任長沙郡公，他則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太守。
從他先人的輝煌記錄就可以看出，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父輩們的功績都刺激和暗示他從小就應該樹立起人生的至高理想，儒家的策名就列無疑成為了他應做的最理所當然的事。勤懇、清正、以民為本、等思想也成了他的精神座標。所以，歷代積極入世的家庭情結是儒家對陶淵明影響的不竭源頭水，支撐著他在黑暗腐朽不盡人意的官場輾轉進退十幾年，在退出後牽腸掛肚的緣由一部分就在此。
道家思想影響是從小就在他心中潛伏著的。他的祖父孟嘉是江夏名士，世人對孟嘉的評論是“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沖默有遠量”；外祖父的翩翩風度，符合玄學道家名流的標準。試想，陶淵明從小就看到孟嘉在吟詠莊老逍遙天地，在林木清風間吟嘯自如，如何能不受影響呢？
況且陶淵明敬重孟嘉，其程度不亞於敬重陶侃。所以之後陶淵明才有闡發“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悉疑"：生髮"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的恍然大悟：感發“做攸上古，厥初生民，做然自足，抱朴含真。”這些明顯的道家情感傾向。
二、陶淵明所處時代背景也是對他造成影響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東晉是門閥士族的時代，社會的長期動盪不安，統治者荒淫奢修，政權頻繁更迭、官場昏暗險惡，好像哪個地方都沒有希望的存在。在這種讓人無奈的社會里，換做任何一個有思想和抱負的人，失望和失望之下的退隱之心誰都是會產生的，陶淵明當然也不例外。
“三五道邀，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
這首題畫詩，寫滿了文人的沉痛悲苦，無奈與憤，在這樣的時代裡，文人的性命十分渺小，一不小心就會失了性命。因此，當時大多數文人避談政治，盡是遊山玩水、談玄說理，為了表明自己沒有參政來明哲保身。所以一種退避山林，冷眼看世間的歸隱風氣開始盛行。陶元亮受到這樣思想的影響也是很正常的。
三、個人性格。陶淵明的性格不像辛棄疾那樣所塑造的一生都事忠軍老臣的形象，也不像蘇軾那樣在竹林煙雨裡邂逅自己一生的超然達觀、輕靈瀟灑，陶淵明有返璞歸真、順其自然的主張，面對無奈與悲憤，焦慮與困苦，他仍然能守住本心。
這些性格的造就讓他一方面把儒家經典的教訓銘記於心，一方面又望眼欲穿並且深深熱愛著山水間的自然風光。我們也可以看出，陶淵明的作品是完全脫離模仿別人的討論，也就是說和別人是不可能共有的，並且毫無矯揉造作，將其真實的情感赤裸的全盤表現。
結束語
總結來看，陶淵明是在文學史上極具個性和地位的文學大家，在動盪的亂世之中，他不願違背個人原則去複合當朝的統治者，在沒有辦法之下，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間取得心靈的平靜，而心中又牽掛著國家和民族蒼生讓他在兩個維度之間痛苦不堪。在他人生經歷中，儒家思想的觀念始終貫穿整個人生，而道家思想則一步步家中了自己的控制慾望。在這樣的矛盾中，陶淵明用借近乎完美地方式，融合了儒道兩種思想，成為了對國家社稷牽掛的文學大家，同時也是一個返璞歸真熱愛山水的田園派大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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