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双重转型：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两种转型重叠在一起，全世界没有前例可循。我们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水深了，摸不到石头了。怎么办？因此，现在改革到了新的阶段，必须统筹考虑，统筹安排，这必须站得高、看得远，要有战略家的眼光。用一句流行的话，叫“顶层设计”
厉以宁 经济学家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深化改革，为什么要深化金融改革？这个问题回答不出，中国经济就可能走“老路”，如果回答错了就有可能走“邪路”。
那么，如何让中国的金融改革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以下三对辩证关系。
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所谓内生力量，是指一个体制自身所具有的机制作用，改革就是为了形成新的体制和新的运行机制。外生力量，是指外部的力量对经济本身的刺激和压制作用。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康，那一定是内生力量起了作用，因为他身体的内部机制是完善、健康的。但如果生病了，有的人靠自身机制就可以恢复；有的人却需要打针吃药，甚至动手术，这就是外生力量对于他的作用。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但是经济运行的机制还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来调控经济。
比如，中国长期存在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就首先是因为地方政府都希望经济迅速增长，于是极力加大投资，扩大信贷。尽管经济增长率因此上去了，却引发了通货膨胀。这迫使中央政府实施反通胀措施，尤其是紧缩财政和信贷，立刻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失业增加，GDP增长率下滑，结果各级政府和企业叫苦不堪。中央政府又不得不再次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周而复始，投资冲动怪圈就由此一直没有停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一会儿增长率提高，通胀上升；一会儿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
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过度迷信宏观调控，以为宏观调控可以确保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代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我们要深化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的核心原因就是内在机制的不健全。
阶段性成果和目标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一定要认识到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离我们的目标模式还有距离。
我们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金融方面来说，就是希望形成完善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金融体系，让金融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就此止步，以为阶段性成果等同于目标，很可能会前功尽弃。譬如说，要想办法将民间资本吸收和引导到金融机构中，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投资和建立金融机构。金融领域应该打破垄断，这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当前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真正地向民营资本开放，这不仅仅限于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而要成立有竞争性的大金融机构，此外，让有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上市，让这些以民营资本为主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业中重要的一环。这样的一种竞争格局才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进程。现在国家参股的股份制银行和民间形成的股份制民间资本银行太少了。
又比如说，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的改革，要想办法把更多的农民引向致富的道路。现在农村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中央的文件已经下达到县。从对几个省考察结果来看，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
农民承包地的使用权确定以后，发使用权证，宅基地也明确下来，发宅基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上农民盖的房子发房产证，而过去无论盖得多高都是没有房产证的。试验区就靠这个三权三证。承包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房产权证，保障了农民权益，增加了农民收入，任何人不能侵占。
此外，土地确权便于土地流转，活跃了农村的经营。农民想扩大生产，比如盖养殖场，但往往苦于没有资金来源，因为土地和房屋不能抵押。这个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中国民间金融和农村小城镇金融将活跃起来。事实上，导致农民和城市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的权利被限制了。城里土地是国有的，但市民祖传和新购买的商品房都有房产证，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却没有权证。城里居民想创业，可以拿房屋到银行去抵押贷款，为什么农民不能这样做？这就是当前同我们目标模式存在差距的地方。
此外，在对一些县的考察时了解到，银行、信用社不愿意接受农民的不动产抵押。主要原因是银行担心农民欠款不还，而抵押的房屋、土地无法处理。因此，一定要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土地抵押了以后不还债，网上将其土地的面积、位置全部公布，网上竞价，这样抵押品就变活了。
统筹安排和战略眼光
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双重转型：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所有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书籍，讨论的都是发展转型；二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两种转型重叠在一起，全世界没有前例可循。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但是他们没有计划经济；东欧国家有体制的转型，例如捷克、前东德早就越过了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阶段，它们没有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既然没有前例可循，我们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水深了，摸不到石头了。怎么办？因此，现在改革到了新的阶段，必须统筹考虑，统筹安排，这必须站得高、看得远，要有战略家的眼光。用一句流行的话，叫“顶层设计”。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同样需要有“顶层设计”。试验仍然会有，但重大的决策必须由中央来做。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货币国际化大体上都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计价货币；第二阶段是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结算货币；最后一个阶段是成为国际上各国都承认的国际储备货币。按照这个路子来搞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正确估计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至今存在的制度障碍在哪里。人民币进出境的管制问题，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问题，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对外开放问题，可能是人民币最终国际化的障碍。必须统一考虑，由中央做出决策。当然，一定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在稳妥中前进，不然怎么能去弊存利呢？
人民币最后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要取决于另外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中国的综合实力有多大？综合实力不强的话，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困难的；二是外国人愿意不愿意将自己手上的货币换成人民币？这不是单纯的综合国力的问题，还有人民币的信用问题。这些都需要从多重角度考虑，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例子。
对货币流量水平和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判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这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决策体制。因为中国在双重转型阶段，货币流量有其特殊性。一、货币流通渠道不是很畅通，中间环节很多，流通速度较慢，这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很不一样；二、在中国占有很大比例的农民人口，过去跟市场很少发生关系，但改革开放后，农民被不断地卷入市场经济之中，他们对货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
这两个问题是某些研究中国货币问题的人未考虑的，他们习惯于搬用国外的计算公式，中国货币流通量如果处于他们所说的正常水平，实际上是紧缩，这才会发生2011年的怪事：货币已经过紧了，有些专家还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还有空间。
在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稍微冷一点，什么问题都出来了，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害处。这跟骑车一样，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过快当然不行，但在中国的国情下，8%左右还是可以承受的。
第三个例子，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同样是关系大局的问题。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货币跟财政政策应该是搭配使用；在体制方面，金融体制改革更应该跟财政体制改革协调一致。
在中国，大的项目几乎都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走到头了，今后卖地会越来越难。地方政府发债，行吗？一方面，这受到制度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债后，这个娄子捅大了，谁来还？
西方有一种说法：政府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换届，但只要国家不亡，就可以发新债还旧债，不断地连续下去。但今天这个招数不灵了。在南欧一些国家，旧债不还，新债没有人购买了。欧债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中国，让地方政府发债券，可能发生问题：地方债越积越多的话，地方政府就会破产，怎么办？这就是财政体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此外，城镇化过程中，公共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如果中央支持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进行担保，地方政府不还的话，怎么办？学术界正在讨论是否学习澳大利亚的经验：政府投一部分钱作为种子基金，金融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建立公共建设投资基金。该投资基金每年发基金债券，比银行和国债利率高，市场化运作，第一年发一批，第二年又发一批，年年搞，这样民众、企业愿意接受。运行得好可以将利润率稳定在10%左右。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在中国实行，需要认真研究。积极而辩证地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是我们避免退回去走老路和不小心走邪路的必要条件。
林权改革：
“顶层设计”的成功范例
1979年搞农业承包制的时候，只是农田承包，没有包括山林承包。因为当时农民对政策还没信心。因此一旦将山林承包，就会出现滥伐山林—否则过几年山林就收回去了，岂不错过了时机。中央发现“砍树成风”的现象后，紧急制止了山林包产，一耽误就是20多年。
后来中央认识到集体林权改革很重要，2003年起在福建、江西等省开始试点，2008年6月份决定在全国推广。这是顶层设计。为什么？因为林权改革有三大突破。第一个突破：农田承包制，规定农田不能抵押，而集体山林的承包却可以抵押，林木也可以抵押，这样林业就搞活了。第二个突破：林地怎么承包？当时有些专家建议，林地跟农田不一样，林地只能承包到乡、村或者农民合作社，但是中央决定是直接落实到户，给每户发林权证。第三个突破：农田的承包起初是三十年不变，后来改为长久不变。长久究竟是多长，谁也没有搞懂。2008年中央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决定中说了，70年不变。农民一想，70年不变，连孙子都长大了，因此就安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
厉以宁
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间曾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间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起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主要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论民营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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