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发展在改革中。我经历过东北“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我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从我身上可以管窥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缩影。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绝不是顺利的。中国资本市场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跌宕起伏，同样非常不顺利。我是中国资本市场亲历者和参与者，我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我是最早提倡推行股份制的学者之一，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基础上最早提出发展资本市场，并参与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
今年以来A股持续低迷，跌破了2700点，现在股市再跌也没有什么理由了，毕竟市盈率这么低，主要是恐慌造成的下跌，根本上是制度和法律不健全导致的。虽然这些问题不能马上就解决，但是要对中国股市有信心，中国资本市场肯定会越来越好，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做好。
我为股份制改革点星火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中，有两项最重要的改革，第一个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进行了改革，极大的发挥了农村的生产力。
第二个改革就是股份制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重点进入了城市，主要是针对企业。企业改革是改革企业制度，实际上是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期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国有企业最大的弊病是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和政企不分等，导致效益不高、人浮于事和吃大锅饭等问题。
但是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还有很大的争论。 最初企业改革是学习农村搞承包经营责任制，搞生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和租赁。这是浅层次的改革，是在不触动所有制和所有权情况下，对经营机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调动了一部分积极性，比如厂长负责制或者是经理负责制，这种办法可能搞活了一些企业，但它是责权利不配套的，是以牺牲整个社会效益为代价的。
当时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银行贷款只能进行流动资金贷款，不能进行长期的贷款，后来我们开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但是完全靠银行已经不行了。大家就想到用股份制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些企业在内部集资，职工出钱算做公司股份，但是三年回本付息，利息和当时储蓄存款的利率相同，它还不是股票，类似长期债券。
股份制是厉以宁最先提出来的，在1980年一次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能不能用股份制这个办法进行社会集资。尽管还没有涉及到企业制度改革，但是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1981年的夏天，我们在烟台参加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以宁老师住在一个房间，他问我，你看我们用股份制来进行社会集资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我认为，用股份制改造企业，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集资，这时我已经提到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了。我提出，在不改变所有制和公有制的前提下，对所有权进行改革，把产权下放给别人。
我最早公开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观点是在1984年，当时我为《金融经济师手册》一书写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企业性质”等内容，有一万字左右。我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198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阐述了股份制的性质，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
之后，我继续深入研究股份制，从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时间里，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十篇有关股份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十论股份制”），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在1989年写了一本书《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在国内首先提出，在中国推行股份制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理论为股份制改革提供了明确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股份制的书。
作“混合所有制与深化国企改革”讲座（2014年11月13日）
该书的修订版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特意放了一个照片，是厉以宁老师和我在长城上的合照，寓意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在序言中我写到，献给为中国改革而勇敢探索的人们。
《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修订版扉页：股份制改革，不到长城非好汉（左边是我，右边是厉以宁老师）
我是第一批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人
如果从1990年算起中国资本市场有近30年，但是实际上也有30多年了，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公司发了股票，最典型的是深发展和深宝安，但是没有二级市场转让，都是私下转让，没有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股票。
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86年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营业部开始搞股票转让，也搞债券转让，不仅有发行市场，而且有转让市场，市场的萌芽就起来了。1985年在深圳、辽宁主要是转让一些债券，还没有涉及到股票。1986年小飞乐、还有真空电子和延中实业也开始转让。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也提出来了，要不要资本市场，因为股票就是二级市场转让，就是资本市场的问题。
1981年夏天，在烟台，厉以宁教授让我用发行股票的办法研究社会集资和股份制改革后，我就开始研究股份制，同时也就开始了对股票市场（证券市场）的研究。
我不是提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人，但是至少我是第一批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我也是最早提出开放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建议的学者之一。我公开地提出来是1984年的10月在安徽合肥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十几个研究生，向大会提交了一篇文章——《叩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门》，在这个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很多学者极力反对中国开放证券市场。在会上我坚决支持开放证券市场，我说中国必须得搞，因为中国的股份制必须得有股票，股票必须得转让。
后来我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刊登在1985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在文章里明确提出中国要开放股票市场，并对如何管理股票市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实际我是1983、1984写完的，1985年交给厉以宁老师看的，他给我递到《北京大学学报》上。
我看到了中国改革的方向——股份制，搞股份制必须发展资本市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几年我跑上海、沈阳和深圳专门去调研，这阶段是股份制和资本市场的萌芽。
邓小平同志1986年在北京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送给他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新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这对证券市场开放起了非常大的示范作用，这对主张开放证券市场的人是很大鼓舞。
飞乐音响股票
亲历中国资本市场两场著名的世纪大争论
第一场大争论——要不要搞证券市场
1990年证券市场建立后，关于证券市场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主要是证券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对证券市场性质的公开争论已经很少见了，而是转为中国要不要搞证券市场的争论。当时出现很多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暴涨暴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证券欺诈等 ，又出现了“8·10”事件。
有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中国不够条件开股市，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吴敬琏先生。1995年8月由《上海证券报》主办了一次“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研讨会”，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金融证券专家和业内人士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吴敬琏、萧灼基、刘纪鹏教授都去了，我也参加了。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主要围绕吴敬琏1994年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何处寻求大智慧》。他认为，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条件不够成熟，1990年开放证券市场开早了，中国资本市场在1995年产生很多问题的原因是搞早了，在会上引起非常大的争论。
在文章里和在会上吴敬琏谈到了在1985年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中国宏观经济研讨会（也被称为“巴山轮”会议，会议是在长江的一艘游轮上召开的，游轮的名字叫“巴山”）。 他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的一句名言，托宾认为中国要搞股份制是可以的，但是中国搞证券市场要20年以后还差不多，意思是我们应该在2005年再建立股票市场。为什么呢？他引用了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默尔森的一段话，大意是在落后地区银行的作用比证券的作用要大。
我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在发展中规范 在规范中发展》，我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如果不发展，那规范什么？用不着规范。我们是先打篮球后画边界，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如何发现问题。我们可以等发现问题后再画边界、定规则，但是如果把球赛给取消了，我们也没必要去画边界、定规则了。我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不断规范，如果证券市场不发展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规范。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到底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提出了非常关键性的一些问题。
第二场大争论——“股市赌场论”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揭露了基金业本身存在的内幕交易等问题，如基金搞对倒，搞老鼠仓等。2001年监管部门查处了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等企业操纵股价等违规违法件，引起了股市波动，一场监管风暴即将来袭。这时候吴敬琏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对股市发表了一些看法，有人把吴敬琏的谈话总结为三个要点：1、中国股市是一个大赌场，而且是一个不讲规矩的赌场；2、全面炒股是不正常的现象；3、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过高。
2001年2月11日，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举行与记者见面的“恳谈会”，批评吴敬琏的观点，认为其不利于股市的发展。我当时在日本讲学，没有参与这场关于股市的辩论和争论。但是我很关注，回国后我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一些看法。我认为，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归根结底是如何看待中国股市、如何发展和规范中国股市的问题，辩论双方都看到了中国股市存在的严重问题，都强调要加强对股市的监管，但在如何看待和对待股市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我个人认为，吴敬琏先生把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看的比较严重和透彻，应当肯定，同时也认为他把中国股市说成是一个“赌场”，是不科学的，曲解了股市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容易造成误解。
2001年12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我为中心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证券研究所（吴晓求为研究所所长）联合在友谊宾馆召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规范高级研讨会”，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刘继鹏和韩志国等著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我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多数人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不应当“推倒重来”，而应当严格规范，在规范中健康发展，这次研讨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规范高级研讨会（中间前排中间是我）（2001年12月）
在起草《证券法》中和人拍桌子
管理层非常重视规范证券市场，“8·10”事件以后，就决定起草《证券法》，实际上《证券法》不是1995年开始起草，而是1992年我们就开始起草。我国的《证券法》从起草到出台一共用了6年多的时间，这在中国所有法律的起草中，时间是比较长的。当时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要起草《证券法》（当时不叫《证券法》，而叫《证券交易法》），于是就委托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进行起草。财经委员会组织了时任财经委员副主任的厉以宁为组长的起草小组，副组长是高程德教授（2015年去世），当时有好几位组员都是北京大学的，把我也吸纳进去了。
起草《证券法》过程非常地曲折，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激烈争论。1994年5月，人大法工委和财经委分别提交的草案被要求合在一起。为此，两边的人要一条一条对。有一次为了修改一条目录我和法工委的一个负责同志吵起来了，我没有控制住情绪，拍了桌子。厉以宁老师说我失了教授的风度，丢了教授的面子。我跟厉老师说，为了起草一部好的《证券法》，我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
除了我们自己，我们还请了一些同志，包括券商过来，听取修改意见，在讨论证券公司这一章的时候，法工委的同志提出来，凡是券商以及与券商相关的人必须离开，要么不公平。我就说，“如果你让他们离开,我也离开。”后来双方妥协，在讨论这一章的时候,证券公司和证券协会的人不要说话。
1993年我们拿出第七稿，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第一次初审。会上有两种意见，有一部分委员问:“这我也看不懂，我就问你吧，你说这个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是社会主义，我举双手投票。如果是资本主义，我坚决反对，踏上一只脚。”
还有一部分委员反对制订这个法，认为没有必要:“你们见过股票没有？没见过的话，你们看看《子夜》，那里头有股票吧，《子夜》那里头说得很清楚，那小老板上吊，你看见没有？马克思说过，交易所的羊被狼所吃掉，你们懂吗？”
《证券法》修改座谈会（1994年4月）第四排右起第五人是我
我们在起草《证券法》有太多的曲折，我光稿子就修改了二、三十稿，而且都是我回到学院里打的，相当部分都是我执笔的。
经过6年的起草，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表决通过《证券法》，并规定于199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国有了一部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之后我还参与起草了《证券投资基金法》。
现在对中国资本市场还有一些争论，但是中国资本市场就是在争论中发展的，现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基本形成。中国资本市场的意义：第一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融资的角度，对企业有很大帮助；第二、对企业的改制发展，公司化和法人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对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的国际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之后的国际并购也起到重大作用，包括赴香港和美国上市，吸引国外的资金。中国资本市场还改变了人们的投资思想和投资意识。
《证券法》第二次修订可能卡在注册制上
《证券法》第二次修订目前可能是卡在注册制上，其他条款都没什么问题。我认为，在《证券法》写上从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至于何时施行根据具体情况再定，因为还有行政法规等规定限制。现在股市表现也不好，不少人认为因为《证券法》第一次出台的时候，股市就跌下去了，如果现在出台修订后的《证券法》，对现在市场不利。《证券法》的第二次修订总体上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的国际化，应该欢迎它尽快出来。
最了解公司情况的是企业、券商和交易所。在美国证监会的作用不是太大，就是程序性审查，不去调查和研究你的材料，只看你的材料符合不符合证券法和公司法。在中国如果你要去调查研究这个企业是真是假还存在很多困难，光靠证监会发审委是做不到的。
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太小了，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沪深两市加起来总市值还不到50万亿元，上市公司才3000多家，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推行注册制让更多公司上市。
要对中国股市有信心 现在是恐慌下跌
中国股市牛短熊长的现象一直存在，上证综指2007年最高达到6000点，2015年涨到5100多点，现在又跌到了2600多点。有人对比美国股市，说A股近10年来的涨幅远远落后于美股，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们很多钱都押到房地产。我们发了天量货币，可以说世界第一，这些钱大都进入了房地产。之前，如果房地产不好的话资金会流到股市，如果股市不好资金就会进入房地产，资金在这两个地方来回流动。但是现在，资金流动不起来了，房地产不好资金也不流入股市，股市不好房地产的资金就更进不来。
第二、投机市场。因为中国资本市场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市场，是一个投机市场。许多投资者短期炒作，赚一把就跑。绝大多数投资者是亏损的，亏少的亏30%，亏多的亏70％、80％。如果股市搞好了，投资者有信心了，就能够吸引国内外的资金入市，股市也就好起来了。
第三、赚钱效应太弱。我劝中小投资者少进股市，我在1992年写过一本小说《稳操胜券》，名字叫稳操胜券，实际上告诉他们股市不是稳操胜券的，别当韭菜。在发达国家，散户是十个人炒，七个人亏钱，两人不赔不赚，一个人赚钱，在咱们的证券市场赚钱的连一个人都不够，可能都没有一个人。
有人说中国股市要崩盘了，我认为中国股市崩不了盘。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制度和法律不健全导致的。
第一、好公司不怕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推进公司制度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让优质公司上市，那就不怕跌，而且也跌不了。
第二、重视投资者回报。中国资本市场肯定会越来越好，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做好，现在普通投资者都赔钱，这个市场怎么能好？目前A股上市公司还只是象征性分红，如果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从股民变成股东，每年能获得5%的收益，像德国股市都是这样的，每年固定分红至少5%，那普通投资者也就不去炒作股票了。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进一步地改革与创新，应该从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构建自主创新经济体系和为服务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高度去规划。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进一步国际化，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需要，才能使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才能使中国从资本大国变成资本强国。
虽然有些问题不是马上就能解决，但是对中国资本市场要有信心。黄奇帆最近给中国证券市场提了一些具体措施，实际上怎么让股市稳定发展，不要大起大落。
无怨无悔我的资本市场人生路
对于我3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人生路，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我认为我是对的。如果说有一件比较后悔的事情，那就是我后悔不应该跟领导吵架，但是性情就是这样，所以我被批了，但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坚持我的观点，没有什么真正后悔的事情。我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坚持下来。我在研究股份制的时候，人家劝我别再研究股份制了，股份制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有人劝我放弃股份制研究，这些研究风险很大。我说我没错，我还会继续研究股份制，我不会气馁，我义无反顾地研究这一题。
用我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股份制时的一句话总结下，“股份制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在这块基石上，可能也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厦。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有着无可遏制的力量。而从经济组织形态上说，股份制正代表着这样一种力量。无论欢迎还是不欢迎，它迟早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舞台上一展雄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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