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文
對於近現代中國而言，沒有哪一個國家比日本更重要。硬生生撞開中國大門的西方列強只想攫取利益，日本不一樣，它從一開始就一門心思想著鯨吞中國。勃勃野心，連沙皇俄國也自嘆弗如。從這個意義上講，若不是日本苦苦相逼，中國近現代的進程不會是我們如今看到的模樣。
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從來不遮掩，立在國策裡，寫在政論中，甚至成為坊間的談資，熱鬧到婦孺皆知的程度。早在江戶幕府晚期，“中華”的政治腐敗與社會凋敝就落在日本精英階層的眼裡。到了明治時期，即便尋常百姓，也將現實裡的中國視作文明的反面教材，阻礙帝國稱霸的絆腳石。
明治元年（1868年），也就是清同治七年，日本天皇明確提出，日本對外的大方針乃是“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此為日本侵華政策的濫觴。
日本深知，欲滅中華，先去手腳。1873年，“徵韓論”正式出爐。1874年，侵犯臺灣，試探中國反應。1875年，炮擊朝鮮，逼迫琉球解除與清朝的冊封朝貢關係。1879年，正式吞併琉球，改設沖繩縣。咬到的每一口，既是實惠的肉，又是壯膽的藥。覺得膽氣足了，終於在1894年不宣而戰，一舉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拿下朝鮮、臺灣以及遼東。
日本稱甲午戰爭為“日清戰爭”，國際上通行的說法是第一次中日戰爭。持後一種看法的歷史學家顯然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一個蓄謀的、持久的進程。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故而，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的8月15日，國際上把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叫做第二次中日戰爭。在我看來，這個觀點最正確的地方在於，它拒絕狡辯——有相當一部分人出於各種目的，把日本的侵華行動打扮成偶然、巧合、突發，歸咎於下層軍官的躁動、個別政客的冒進，或者訴諸各種各樣的“不得已”，無非是為了掩蓋日本侵華的戰略企圖，從而為日本政治高層脫罪，也為陷入軍國主義狂熱的日本人民脫罪。
不過，在保持清醒的前提下，進一步深入理解日本侵華的心理動機，我認為也是非常必要的。就像我之前講到的，日本是塑造近現代中國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們的心理，既是他們的行為驅動力，也必然間接地作用於中國，令我們的心理及行為產生這樣那樣的反應，甚至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比如中國的民族主義觀念，沒有日本的刺激，肯定不是現在的內容。中國人對自身的看法，對亞洲的看法，對世界的看法，多半也會全然不同。
那麼，日本的心理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到底是什麼樣？最近讀的一本書給我很多啟發，這就是李永晶的《分身：新日本論》。我認為此書是瞭解日本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由於學術性很強，我很難用通俗的文字複述《分身：新日本論》如何精彩，在此只好用一個故事來打一個不甚貼切的比方。
說起來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扶桑先生與華夏先生比鄰而居。扶桑是小戶人家，華夏是豪門望族。扶桑仰慕華夏氣度，一心效仿。
既是模仿，格局略小，不過扶桑頗有心得。日子久了，扶桑覺得自己跟鄰居惟妙惟肖，甚至懷疑彼此是血緣兄弟。鄰居是長子，自己嘛，可能是流離在外的庶子。
華夏家大業大底子深厚，奈何內鬥不斷，災禍頻仍，疲態盡顯。長子能力不夠不負責任，庶子看在眼裡，五味雜陳，心想自己何不挺身而出，擔起當家的重任。無奈幾度試探，終因實力不足，黯然而退。
某日來了一撥外鄉人，個個實力強勁。甫一出手，蠻橫無比。華夏略有抵抗，旋即敗北。扶桑頗識時務，立刻改正，免遭屈辱。再看華夏，依舊顢頇，千年鉅變，渾然不覺。
放下唇亡齒寒兔死狐悲的無畏情緒，扶桑心想，要打敗野蠻的外鄉人，就得習得同樣的野蠻。如果野蠻之力還不足以打敗外鄉人，那就拿自家人試手。先對付華夏的親戚，再打敗本家長子。
一試，原來不堪一擊，信心大漲之餘，扶桑復又開始懷疑，覺得自己肯定不是那家人的庶子，那戶人家也根本不是華夏，是支那。這支那佔據大陸，不思進取，簡直暴殄天物，與其讓外鄉人拿去，不如我來取走。如此一來，我扶桑登堂入室也好，侵門踏戶也罷，還有什麼愧疚？
一切就順理成章了。先取中原，再圖亞陸，最終席捲宇內，成就天下一統。小戶人家，暴發心態，不知癲狂悖謬乃自取滅亡之道。
用這麼一個粗陋的故事來概述《分身：新日本論》實在是偷懶的舉動。事實上，它也只涉及了本書的前半部分。在後半部分，作者講述了1945年之後的日本心路，也很有意思。仔細閱讀的讀者會發現，李永晶很巧妙地藉助“分身”這個說法，把中國的近現代化進程也放到了論述當中。這一點，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卻是本書非常重要的方面。以後有機會我再來談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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