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底，在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一位耄耋老妇人被人用担架抬下飞机，并被直接送到了景山医院，翌年的3月25日，她在病榻上度过了自己90周岁生日，此后她的健康每况日下，于1990年5月16日走完了自己漂泊的一生，并最终实现了自己叶落归根的愿望，长眠在她出生的这片热土上，这位耄耋老妇人就是五四时期一代才女，与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林徽因等人齐名的女作家，并与国立武汉大学袁昌英、苏雪林并称“珞珈三杰”的凌淑华。
凌淑华
凌淑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广东番禹人，出生于北京，其父凌福彭是光绪二十一年进士，与乡党康有为是同榜进士，曾历任户部主事、天津知府、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和直隶布政使等职，当时的封建士大夫有许多人都是三妻六妾，凌福彭也娶了多房姨太太，而凌淑华是其三姨太李若兰所生，在其姐妹中排行第三，在15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
凌福彭是一个守旧派，他没有参与其同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否则不是被砍头就是流亡海外，而精于词章并酷爱绘画的他，曾与京城许多画家过从甚密，家里常有文人墨客出入，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熏陶和影响之下，凌淑华也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并经常到处涂鸦，凌福彭的朋友王竹林是宫廷画家，见到她的涂鸦之后，认为这个小丫头有绘画的天赋，愿意教她学习绘画。
凌淑华（左四）与父亲（左三）等人合影
凌福彭给女儿凌淑华请的老师可不止一个，除王竹林之外，缪素筠、辜鸿铭、郝漱玉等人都曾当过凌淑华的老师，他们可都是赫赫有名之人，其中缪素筠还曾是慈禧的御用画家，只是凌淑华与其学画时间并不长，缪素筠就因病去世了，而辜鸿铭则是北京大学学富五车的著名教授，尤其精通西方多种语言，凌淑华曾受教于辜鸿铭学习古典诗词和英语，在这样一个起跑线上，想不成才都难。
凌淑华的绘画
辛亥革命之后，凌福彭没有追随清王朝殉葬，由于他曾在天津知府任内政绩突出，颇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曾被袁世凯保举为顺天府尹，是袁世凯手下得力干将，当袁世凯执掌北洋政府之后，凌福彭也是顺应时事改换门庭，很快就成为北洋政府的大员，在袁世凯以“中央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时，曾出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会参政等职。
凌淑华曾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所位于天津的学校创建于1906年，初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1916年著名教育家齐国梁出任校长时更名为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专门为中小学培养师资的学校，刘清扬、郭隆真、许广平、邓颖超等杰出女性都曾是该校校友，凌淑华是否与她们产生过交集，还缺少史料证实。
凌淑华
1922年秋，凌淑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此时燕园刚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完成校园规划设计，一年以后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副修日文，在燕园文化氛围影响下开始了文学创作，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小说和散文等作品。
而燕园内的博雅塔和未名湖，又都是绝佳的奇景，自幼喜欢绘画并受名家点拨的凌淑华，常常情不自禁地挥洒画笔，美丽的燕园到处都有凌淑华的身影，其出身、美貌和才华使她成为燕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凌淑华
1924年4月，梁启超和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和徐志摩等人被指定负责接待泰戈尔一行，并由徐志摩担任英文翻译，当时由陈师曾和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成立，这二人与凌淑华也都有师生关系，因此想借用凌淑华的大客厅“小姐家的大书房”举行茶话会招待泰戈尔一行。
林徽因等人与泰戈尔合影
正是这次在自己家里接待泰戈尔等人，让凌淑华出尽了风头，并由此结识了胡适、陈源、徐志摩、林徽因、丁西林等社会名流，其中陈源成为她的恋人，而徐志摩成为她的“蓝颜知己”，林徽因则成为她的闺蜜，可谓是风光无限且收获满满。
1924年底，由胡适、王世杰、陈源、徐志摩等人策划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由王世杰担任总编辑，陈源负责主编其中的《闲话》栏目，凌淑华自然成为撰稿人之一，而奠定其在文坛地位的《酒后》就是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
凌淑华的《酒后》
1926年6月，凌淑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被主持故宫博物院的李石曾聘用，李家与凌家是世家，李石曾安排凌淑华在书法绘画部门工作，当年7月与陈源结婚，第二年秋天夫妇俩去日本旅行时，凌淑华借机留在京都研习日本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
1928年初春，凌淑华在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这是陈源在其创作的小说中选编的，而为《花之寺》作序的则是徐志摩，这也是徐志摩短暂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他人作序，由此可以看出凌淑华与徐志摩之间的深厚关系。
凌淑华短篇小说集《花之寺》
1929年2月，陈源好友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时，热情邀请陈源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凌淑华随丈夫陈源欣然前往武昌，但陈源却恪守西方职场规则，没有聘用自己的妻子在文学院任教，此时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已，只是偶尔在文学院兼课，由于武大校园正在规划之中，教授们的住宿条件也很差，这让住惯了北京深宅大院的凌淑华很不习惯。
凌淑华与陈源合影
1931年的暑期，为了躲避武汉的酷热，凌淑华携女儿陈小滢回到北平避暑，京城内的一些文人墨客经常来访，徐志摩更是频频登门拜访，并将装有自己一些书信、日记等非常私密的皮箱交给凌淑华代为保管，从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对凌淑华的信赖，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之后，还曾因这个皮箱而酿成“八宝箱”事件,因为这个皮箱牵涉到了胡适、林徽因、陆小曼等人。
左起：袁昌英、凌淑华、苏雪林
武汉大学于1932年迁至珞珈山校址之后，凌淑华随陈源居住在美丽的珞珈山上，并将寓所称之为“双佳楼”，期间凌淑华与袁昌英、苏雪林过从甚密，成为珞珈山上的文学挚友，三人经常在一起畅谈文学，度过了一段静谧而美好的时光，三人常有佳作问世，被圈内人誉为“珞珈三杰”。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淑华担任主编创办副刊《现代文艺》，这算是凌淑华的第二份正式职业，正是在此职位上，让凌淑华有机会结识了更多的作家，这也是她相对快乐的时光，胡适到武汉大学讲学时，曾与武汉大学部分教授合影留念，在这幅照片中也包括“珞珈三杰”。
胡适与“珞珈三杰”等人合影
正是在这段比较安逸的时期，凌淑华的生活被来自英国的青年诗人朱利安搅乱了一池春水，朱利安是以外聘教师的身份进入武大文学院的，与其身份相似的还有在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英国诗人燕卜荪，初到中国的朱利安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了许多困难，院长夫人凌淑华由于没有出国的经历，对来自异邦的英国小伙也充满了好奇之心，其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给予了朱利安许多帮助，而结果竟让朱利安狂热地爱上了凌淑华。
朱利安
几十年以后，旅英作家虹影根据朱利安生前遗留下来的资料，创作了一本名为《K》的小说，讲述了朱利安与凌淑华夫妇之间的感情纠葛的故事，1999年在台湾出版发行时曾轰动一时，并有多种译本在许多国家出版。
中日“淞沪会战”之后，武汉很快又成为中日之间的主战场，国立武汉大学在校长王星拱的带领下迁至四川乐山办学，凌淑华携女儿陈小滢也到了乐山，但战时乐山条件异常艰苦，大小姐出身的凌淑华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于1939年回北平为母亲奔丧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四川乐山。
1943年，陈源被国民政府派往英国伦敦，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当时伦敦经常遭到德国空军的大轰炸，凌淑华和女儿也就没有前往英国与丈夫团聚，直到1946年陈源被派往巴黎出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时，凌淑华才携陈小滢与陈源团聚，从此在海外漂泊，陈源时常奔波在巴黎和伦敦之间，而凌淑华与女儿则侨居在伦敦，这其中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夫妻感情上的问题。
1953年凌淑华在伦敦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其封建家庭背景一度引起西方读者的浓厚兴趣，从而成为英国的一部畅销书，除了创作和绘画之外，讲学也是凌淑华晚年的一个重要内容，她曾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讲学。
凌淑华《古韵》
1965年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法国外交部要求台湾尽快关闭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馆，相关人员相继撤离后，唯独陈源不愿离开，被法警强制带离，陈源深感耻辱而导致血压升高，期间曾几次中风，最终于1970年3月在伦敦去世，由于陈源曾与鲁迅进行过笔战，在大陆是一个“反动文人”形象，关于他的介绍很少，是一个被尘封的历史人物。
凌淑华与陈源在法国留影
1979年，年近八十的凌淑华罹患乳腺癌，此时的她更是思念故乡北京，那是她出生和成长之地，她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遂于1989年12月被女儿女婿送回北京，住院期间曾在老舍先生儿子舒乙的帮助下，回到她以前生活过的地方转一转、看一看，了却了她人生最后的愿望。
尽管凌淑华与陈源在感情上存在嫌隙，一生也是聚少离多，即便有机会生活在一起，也是刻意地分开，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成就了二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凌淑华最终也是作为无锡人的儿媳妇，与陈源合葬在无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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