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中的沙陀与契丹，都曾先后入主中原，由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更被称作为“沙陀三朝”。

在这种民族融合与民族冲突的大背景下，由于沙陀与契丹接受与认可汉文化的程度不同，致使中原百姓与士人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的态度截然不同。

究其原因，是因为“华夷之辩”的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核心和基石。

中华文明圈内的天下观、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是形成“华夷之辩”的直接文化因子。其中的华夷观，即华夷之分，起初只是狭义的专指地域的分野，后来逐渐演化为汉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异同并以此为标准，严格地将华、夷区分开来，这点在唐朝的民族政策中体现的分外鲜明。

虽然唐朝仍以“四夷”、“夷狄”、“蕃夷”等名称称呼周边民族或国家，但同是夷狄，因存在“化外人”与“化内人”的界划，在性质上则迥然不同。

何为“化外人”？

凌烟阁二十四臣之首的长孙无忌在他献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律疏议笺解》中明确提出：“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乃声教之外，四夷之人，谓之‘化外人’”。

与“化外人”相对应的是“化内人”，即指“归化”或者“归附”唐朝的周边各族。在“化内人”居住区域内，唐朝往往设置羁縻府州来进行管理，故而“化内”与“化外”也并非恒久不变。倘若“化外人”臣服于朝廷，则被视为“化内人”；反之，“化内人”一旦叛离朝廷，自然成为“化外人”。

“化内人”因居住地点不同，分为“在蕃”和“入附”两种。“在蕃”指居住于原地，其所在地区已被纳入朝廷版图；“入附”指迁入唐境，一般被安置于羁縻府州内。相比较而言，“入附”者的汉化程度更高。李唐王朝所实行的上述民族政策，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了“华夷之辩”中华夷观的文化色彩，这种华夷观也被五代十国的百姓和士人群体所承袭。

首先我们来看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和参与。

具体就沙陀与唐朝关系而言，早在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廷就已在沙陀人居住区内设置羁縻府州性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于北庭都护府。沙陀人因此成为唐朝“化内人”中的“在蕃”者。其后，沙陀一度臣属于吐蕃国，由“化内人”转为“化外人”。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6年），沙陀人举族内迁进入唐朝的晋北地区，并由此成为“化内人”中的“入附”者。

后唐太祖武皇帝李克用及其父亲李国昌都是“入附”后沙陀人的后裔。在《唐六卷》卷3《尚书户部》云：“凡内驸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

也就是说，李克用家族都是唐朝的“王人”、“百姓”，内迁的沙陀人后代亦是如此。但此时，尽管沙陀人仍然以部落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但从李国昌先后担任朔州、蔚州刺史和云中、振武节度使，李克用被唐僖宗为诏封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等等一系列朝廷委任可知，李克用家族已经是晋地封疆大吏，与其他汉族的封疆大吏并无二致。

在李克用父子在晋地为官时期，也是沙陀汉化进程大大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在李克用就任河东节度使以后，通过娶汉妇、豢养汉人为义子、任用汉人为官、重用汉人宦官等手段，极大地丰富了沙陀人的汉化形式，沙陀人的汉化程度也得以加深。

李克用（游戏形象图）

沙陀人汉化程度之深，在李克用身上就可以管中窥豹。李克用长期以唐臣自居，并以恢复唐朝社稷为志向，在对其亲子李存勖的告诫中，曾说：“昔天子幸石门，武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震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九锡禅文，谁能禁我！吾卿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以复唐社稷为心”（语出《资治通鉴》）。

李克用在这段话中所露出的忠君思想，就是李克用深受汉文化熏陶的结果。李克用的后继者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以及后晋、后汉的统治者，都继续推行汉化政策，使得沙陀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日益加快。

沙陀族正是因为汉化色彩愈浓愈厚，逐渐被视为“唐人”或“汉儿”，所以中原士人群体对沙陀人建立的三个王朝，并未显示出抗拒、抵制和排斥的立场，更多的却是持认同的态度，并积极地参与其中。而沙陀之所以能割据一方乃至入主中朝，与中原士人的支持与扶助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存孝（演义形象画）

根据《旧五代史•李袭吉传》与《旧五代史•苏循传（附苏楷传）》记载，自唐末“丧乱之后，衣冠多逃汾、晋间”；“昔武皇（李克用）之树霸基，庄宗（李存勖）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缙绅旧族，咸登贵仕”。

所谓“数君子者”，即指李袭吉、苏循苏楷父子、王缄、李敬义、卢汝弼、李德林等人。上述中原士人进入河东政权后，竭心尽力辅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

如自称唐相李林甫之后的洛阳人李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建”；“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李袭吉出谋划策十五年，为李克用称霸河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如卢汝弼，“其父简求为河东节度使，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晋王薨，庄宗嗣为晋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足见李存勖对卢汝弼的依赖之重。

其他如盖寓、郭崇韬之辈，也是李存勖雄峙一方、逐鹿中原的重要官僚和得力干将。

虽说“沙陀三朝”的政体本质是蕃汉联合政府，但汉族士人群体无一例外都是三朝文臣集团中的核心与骨干。

根据《新五代史》记载，载册后唐史的147名官员中，汉族出身者90人，少数民族10人，其他不知族属47人；

载册后晋史的85名官员中，汉族73人，少数民族6人，其他不知族属6人；

载册后汉史的39名官员中，汉族33人，少数民族3人，其他不知族属3人。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沙陀等外来少数民族的族裔背景，在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时期，已不再是世人所看重的问题。而这种民族色彩的淡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陀的汉化，这也是中原地区士人认同、参与沙陀政权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沙陀对于中原地区的统治，也基本上采用的是汉族传统的治理方式，符合儒家的治世标准，故而能得到汉族士人群体的普遍接受与拥戴。如后唐庄宗李存勖曾下诏称：“盖前王子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务振纲纪，继承唐祚”；后晋高祖石敬瑭也曾下令：“朝廷之制，今古相沿”，明确规定后晋制度“用唐礼乐”；后汉高祖刘知远出于仰慕汉朝的缘故，“追尊六庙”，竟以“国号为大汉”。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原士人群体对于契丹政权的抗拒与排斥。

从汉化进程的速度而言，契丹明显远逊于沙陀。自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廷就在契丹部落了设置了辽州（羁縻府州），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契丹就是“化内人”中的“在蕃”者了，这比沙陀人的“在蕃”早了34年。

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廷在契丹部落里又新置昌州、师州、带州、以及松漠都督府等，并赐予契丹酋长窟哥“李姓”以示尊宠。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等三代唐帝，均以联姻手段笼络各代契丹酋长，一些契丹部落也内迁至营州、幽州一带，甚至远迁至青州，成为“化内人”中的“入附”者，这比沙陀人“入附”早了将近一百多年。

但不知何故，契丹的汉化程度始终不深，与唐廷的关系也是时浓时淡，羁縻府州的设置也是经常变动。

在安史之乱后，唐廷在东北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基本上荡然无存，契丹人中除去长期居住在河朔地区的一小部分已经被汉化外，大部分游离于唐廷的统治之外，完成了“化内人”向“化外人”的转变。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契丹建国之后不久，“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李）克用于云州东城”，展示了契丹人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契丹走上了对周边民族的征服与掠夺之旅，尤其对与其毗邻的云州、幽州地区虎视眈眈。阿保机在位期间，契丹铁骑已经开始涉足幽云以及河北有关地区，将大批财物、牲畜以及人口劫掠北去。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阿保机“空国入寇”，因遭受到晋王李存勖的反击，“无所得而归，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意。”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后，秉承阿保机以武力掠夺中原并伺机称霸中原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对于中原北部边境防守都比较重视，所以契丹一直无机可乘。

等到了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期间，近有朝政紊乱，远有藩镇反叛，契丹终于有机会挥师南下。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号称20万，进入中原，帮助石敬瑭消灭后唐并扶持石敬瑭建立后晋王朝。由此，石敬瑭向耶律德光以父子相称，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后晋向契丹称臣，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岁币30万匹帛。契丹在此时的国力已经开始逐渐的凌驾于中原王朝之上。

儿皇帝石敬瑭

幽云十六州的割让，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抵御契丹铁骑的天然地理屏障，更是直接影响了其后数百年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以及中原王朝政权的安危。

在后晋王朝的滋养下，契丹国力空前强盛，耶律德光的野心也终于按耐不住，后晋开运末年，耶律德光第二次挥师南下，这次他不再扶持任何人，而是直接攻陷后晋首都开封，灭亡了由沙陀人建立的后晋王朝。

不过虽然契丹政权灭亡了沙陀政权，但并没有获取取代沙陀政权的资格。这是因为契丹入主中原之后，由于汉化不深，还抱着夷狄掠夺中原的战略方针，以“打草谷”的名义，大肆纵兵杀掠，致使“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又以严刑相威胁，竭力搜刮赀财，使得中原地区财富殆尽，民不聊生。

契丹铁骑

契丹的种种作为，终于激起了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力反抗。“（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于契丹，皆思逐之矣”，耶律德光毕竟是孤师南下，深入中原腹地，中原地区形势已然失控，耶律德光无奈北撤，在撤退途中病逝，“至杀胡林而卒”

契丹依恃武力为后盾的统治方式，直接导致契丹与中原各族人民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和尖锐，也使得中原各族人民反抗契丹的斗争此起彼伏，在中原的压力日甚一日的严峻形势下，契丹无奈北返，仓皇逃出中原，至此契丹与中原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究其原因恰是在于契丹由于汉化程度不深，始终无法被中原士人群体和百姓认同和接纳。

如后唐翰林学士张砺，身陷辽境，在悄然南归再度被俘获后，说道：“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旧五代史•张砺传》）。

儒士张希崇，被俘虏至辽后，“莅事数岁，契丹主渐加宠信”，但仍然感到“身陷此地，饮酪被毛，生不见所亲，死为穷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岁”，于是设计杀死契丹主及其部从，投奔后唐（《旧五代史•张希崇传》）。

儒士刘昫身陷契丹，在北上途中趁机逃脱，藏匿于上谷大宁山中，与之前就在此避难的儒生“结庵共处，以吟诵自娱”，后来才出仕后唐、后晋（《旧五代史•刘鄩传》）。

后晋中书舍人李浣，晋亡后归辽，先后任职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得到其兄密信之后，“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被辽兵抓捕后，曾两次自杀（

以上种种，足以表现中原士人群体对契丹政权的敌视与排斥。

综上所述，可见当时“华夷之辩”的判断标准，首当其冲的是异族汉化程度的深浅，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族利益的损害与否。之所以中原士人对沙陀政权与契丹政权会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正是“华夷之辩”思想的具体显现。

细究之，沙陀与契丹汉化程度深浅的差别，也恰好与其影响中原地区的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相对应。进入宋代社会以后，沙陀人的族属背景几乎消亡，这也正是沙陀完全融入中华文明圈的必然结果。契丹对中原北部边境的压力依然如故，也就是说五代十国时期紧张的民族对立情绪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加突出与加剧，这也是契丹始终游离于中华文明圈之外带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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