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土意识是周人创业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观念，成王以后周人不断淡化西土意识，形成中国之主观念。周人的中国之主观念包括以成周为中心的地域之中观念及共主至尊的政治统治理念。从西周早期开始，周人围绕着四土的经营，逐渐形成了政治特点显著的天下观与民族观，并在春秋时期融入文化心理因素。
武王伐纣及二次东征之后，之前位居西土的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周人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使其逐渐成为中国之主。周人为了巩固新政权，政治身份的合法转化势在必然，从西土之人到中国之主的政治身份转化过程中，“西土意识”与“中国之主”的关系、“中国之主”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四方观念的形成和影响等均值得研究。
一、西土意识
在商代的四土观念中，“西土”一词已经出现。
如“己巳，王卜，贞：口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但这仅指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有关周初历史的典籍如《尚书》、《逸周书》中一些篇章也时常提及“西土”，如：
《牧誓》：“逖矣，西土之人!”
《大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
《康诰》：“以修我西土。”
《酒诰》：“封！我西土荣徂邦君御事小子。”
《康王之诰》：“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
《泰誓》：“西土有众，咸听朕言。”
《商誓解》：“肆商先誓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
《度邑解》：“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
孔传解释为“武王在西，故称西土 ”，这里的“西土”不仅是一个方位词，还带有一种地域群体意识，区别于商代的“西土”。
周部族在古公直父时为戎狄所逼，自豳迁至岐下，到达“周原”，周人以邑为名，号为周。《穆天子传》卷二：“大王直父之始作西土”之说，周人西迁后立稳脚跟。李学勤先生曾说：“古公迁岐，出于深谋远虑，不是退避，而是进取。”…古公直父率部族在周原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抹之瞑瞑，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蕃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从古公直父开始，周部族在商王朝之西蒸蒸日上。此外，古公直父指定幼子季历继承首领，季历的妻子太妊来自殷商，“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日嫔于京 ”。季历继位可以得到大邦商的支持。季历继位后，继承古公遗业，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开拓疆土，许多诸侯前往归顺，使周成为商西部的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周人的西土意识开始萌芽。
周人兴起之地——周原
周部族以西人“小邦周”的身份逐渐兴起强大后，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于是商王文丁以封赏为名，将季历召唤到殷都，表面上赐予王季“牧师”的封号，使其成为商王朝西方众诸侯之长，但又“驱汾人”(《合集》31997)，以抑制周部族的势力。之后不久“文丁杀季历”，商周关系趋于恶化。文王时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饥而不征，泽粮元禁，罪人不孥。”并礼贤下士，广罗人才，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使周的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姬周战胜黎国后，“祖伊恐，奔告于王。 ”由此可知，商王朝已经意识到姬周是自己统治的威胁，于是“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文王被释以后一直采取隐忍态度，积蓄力量发展西土，东西对立局面逐渐升级，西土意识进一步发展。
周人力量不断增强，周人领袖开始被商王朝所倚重。“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文王被封为“西伯”，取得了专征伐的大权。这时期的商王朝一直全力经营东方，并不以西方的周为其强敌。而周则向外扩张，北伐犬戎，西征密须，东攻黎、邗、崇，取得辉煌的战绩，使这些小邦国“再驾而降为臣”，成为周的与国。所谓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是指多数诸侯国归顺于周，由此之后周人在西方继续壮大，周公称赞文王“肇国在西土”，西土意识初步形成。
武王十一年率周师东征商纣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周人克商之时西土意识对保证反商势力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武王病逝后，三监叛乱，“肆朕诞以尔东征”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征服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周王朝，“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周人的西土意识最终形成。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周人正式成为天下共主。为了将所得的天下延续下去，“周公敬念于后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决定在中原地区营建洛邑。《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里的“中国”应指洛邑一带的中原地区，在当时周人的地理认识中，洛邑即是天下的中心，而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则表明周王受命于天，已是中国之主，此后的周人已很少提到西土。由此可知，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周人原有的西土意识逐渐衰落，有德之君受命于天的中国之主的意识逐渐兴起。
二、中国之主
周人“中国之主”观念具有地域中心认识和政治统治理念两层意义。武王新胜之后，希望在“中国”治理殷商遗民。周人认为洛邑“无远天室，其名兹日度邑。”决定在天下的中部营建新都洛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由此可知，周人把中国与天命相提并论，表现了周人的正统意识。
(一)中国之主观念的产生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唐兰先生认为铭文中的“(中国)当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即指洛邑。”周人以洛邑为当时天下的中心，以便控制殷遗民，继续向东方征伐，完成其控驭天下四方的宏伟计划。
武王克商之后东土和南土始终未能安宁，这也是周人四土中最重要的部分。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三监叛乱，周公东征。眉县杨家村大鼎、小臣簋等铭文都有提及周初对东土的用兵之事。鼎日“隹(唯)王伐东尸(夷)，(谦、濂)公令史日：‘(以)唪(氏)累有(司)后或(国)伐(貊)。’”小臣簋日：“东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解)征东尸(夷)……述东，伐海眉(嵋)。”东征之后周人的政治势力已深入东方滨海地带，之后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以及中原卫国等最为重要。同时，经营东都洛邑，将殷民置于王畿内，纳入周人监控，战略重心东移。 可见殷商在东方的势力已被周人所取代，周人成为东土真正的统治者，其东土观念形成。
西周分封示意图
周人以东征和封建解决了东土问题的同时，南方楚国不断强大，至昭王之时开始南伐。《史墙盘》记载：“(宏)(鲁)邵(邵)王，广楚(荆)，隹(唯)寞(焕)南行。”《逸周书·作雒解》：“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周人在南土的优势基本确立，实行了常规划的管理，成为实质上南土的统治者，其南土观念大致此时已经形成。
从西周早期到昭王时期，东土、南土观念已经形成。在此过程中，伴随中国之主观念产生，周人原有的西土之人的意识已经逐渐被淡忘。而北土始终未受到严重的军事危机，西土则直接以王畿抵御戎狄。
(二)中国之主观念的发展
随着周人中国之主观念的产生及发展，其共主至尊理念的也随之产生。早在文王、武王时便强调其“受命于天”的至上地位，《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日文王。”出于巩固周邦的需要，周人便将其政权神化，把“受命于天”与中国之主观念结合。 此后，“受命于天”的观念不断被加深、巩固，凡是忆及周人代殷或述祖先王之德行时，“丕显文武膺受大令”是周人有言必称的内容，如恭王时期《乖伯簋》“朕丕显文武膺受大命”，懿王时期《师询簋》“王若日：迷，丕显文武，膺受天令，匍有四方。”懿王或孝王时期《钟》“日古文王，初整稣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粤，匍有四方，訇受万邦。”周人随着其自身政治身份的转变，不断强化上帝的意志，以此来维护其中国之主的身份。
与“中国”相对的“天下”一词最初见于《尚书·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周初为了巩固四方，周天子通过分封的形式覆盖天下，以此作为自己成为“中国之主”的政治基础。穆王时期，周王朝对外扩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穆王时期对外扩张征伐使周人中国之主的身份得到了极大强化与最终形成。
周部族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以西人“小邦周”的身份逐渐强大，并最终一跃而成为“中国之主”。由“中国之主”观念延伸而来的“天下”观至昭王时期已十分清晰，“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周王对四方诸夷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要求他们承认自己天下共主的合法地位。可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中期前段周人“天下观”终形成。
三、影响
周人“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夷泛指周边民族。《尚书·旅獒》：“明王慎德，四夷或服。”
甲骨金文“夷”作“尸”，而“尸”像人弯腰屈膝的之形，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对四方边远各部族的蔑称。《史墙盘》云武王功绩：“永不(丕)巩狄虐，髟伐尸(夷)童。”《禹鼎》铭文记载噩(鄂)侯驭方叛周，周王“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西周时期民族观的核心是夷夏观，即对于华夏族以及戎夷异族的认识和态度。西周和春秋时期，文献上习惯将四周边远地区的方国部族称为蛮夷戎狄。“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嗟!人元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周人对四方各部族的这种蔑称尽显了其以中国之主为自我中心的尊华贬夷的思想。
到了春秋时期，西周以来形成的政治特点显著的民族观融入了文化心理因素。春秋以来，所谓“蛮夷与戎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蛮夷猾夏，周祸也”始终是当时政治家心里的警戒意识。春秋时期的夷夏之别已经不单指地域上的不同，更指文化上的差别。“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反映了中原诸夏对四夷的防范心理，其中也包括各种族问的心理隔阂，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心理上的隔阂主要表现为礼制、文化上的差异。《汉书·韩安国传》：“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盛不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 ”《白虎通义》载：“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既然认为四夷文化落后，与中原的礼俗文化差异太大，因此区别于中原地区发达的礼仪文化，这无疑有一种身份上的至尊荣耀感。《公羊传》说吴是夷狄，因而“无君无大夫”，亦即斥为无礼义之邦。而此时的中原地区经过西周礼仪两三百年的影响，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礼仪文化区，在夷夏认识上就有一种本能的隔阂。
随着诸侯争霸，民族融合有了大的发展，“用夏变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以“中国之主”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对周边四夷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百家争鸣后，社会上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形成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和大一统的洪流。《禹贡》、《周礼》等主张“四海同会”，若寻其迹，周人从“西土之人”转变为“中国之主”对后世夷夏民族观的发展以及大一统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媛媛 来源期刊：《长安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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