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土意識是周人創業過程中逐漸產生的觀念，成王以後周人不斷淡化西土意識，形成中國之主觀念。周人的中國之主觀念包括以成周為中心的地域之中觀念及共主至尊的政治統治理念。從西周早期開始，周人圍繞著四土的經營，逐漸形成了政治特點顯著的天下觀與民族觀，並在春秋時期融入文化心理因素。
武王伐紂及二次東征之後，之前位居西土的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周人分封制與宗法制的結合使其逐漸成為中國之主。周人為了鞏固新政權，政治身份的合法轉化勢在必然，從西土之人到中國之主的政治身份轉化過程中，“西土意識”與“中國之主”的關係、“中國之主”及與其緊密相關的四方觀念的形成和影響等均值得研究。
一、西土意識
在商代的四土觀念中，“西土”一詞已經出現。
如“己巳，王卜，貞：口歲商受[年)?王佔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但這僅指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區。有關周初歷史的典籍如《尚書》、《逸周書》中一些篇章也時常提及“西土”，如：
《牧誓》：“逖矣，西土之人!”
《大誥》：“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康誥》：“以修我西土。”
《酒誥》：“封！我西土榮徂邦君御事小子。”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泰誓》：“西土有眾，鹹聽朕言。”
《商誓解》：“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
《度邑解》：“日夜勞來定我於西土。”
孔傳解釋為“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這裡的“西土”不僅是一個方位詞，還帶有一種地域群體意識，區別於商代的“西土”。
周部族在古公直父時為戎狄所逼，自豳遷至岐下，到達“周原”，周人以邑為名，號為周。《穆天子傳》卷二：“大王直父之始作西土”之說，周人西遷後立穩腳跟。李學勤先生曾說：“古公遷岐，出於深謀遠慮，不是退避，而是進取。”…古公直父率部族在周原進行了大規模建設：“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抹之瞑瞑，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蕃鼓弗勝。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從古公直父開始，周部族在商王朝之西蒸蒸日上。此外，古公直父指定幼子季歷繼承首領，季歷的妻子太妊來自殷商，“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日嬪於京 ”。季歷繼位可以得到大邦商的支持。季歷繼位後，繼承古公遺業，修明政治，發展經濟，開拓疆土，許多諸侯前往歸順，使周成為商西部的一個強大的諸侯國。周人的西土意識開始萌芽。
周人興起之地——周原
周部族以西人“小邦周”的身份逐漸興起強大後，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於是商王文丁以封賞為名，將季歷召喚到殷都，表面上賜予王季“牧師”的封號，使其成為商王朝西方眾諸侯之長，但又“驅汾人”(《合集》31997)，以抑制周部族的勢力。之後不久“文丁殺季歷”，商周關係趨於惡化。文王時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飢而不徵，澤糧元禁，罪人不孥。”並禮賢下士，廣羅人才，採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使周的勢力有了更大的發展。姬周戰勝黎國後，“祖伊恐，奔告於王。 ”由此可知，商王朝已經意識到姬周是自己統治的威脅，於是“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文王被釋以後一直採取隱忍態度，積蓄力量發展西土，東西對立局面逐漸升級，西土意識進一步發展。
周人力量不斷增強，周人領袖開始被商王朝所倚重。“賜(文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文王被封為“西伯”，取得了專征伐的大權。這時期的商王朝一直全力經營東方，並不以西方的周為其強敵。而周則向外擴張，北伐犬戎，西征密須，東攻黎、邗、崇，取得輝煌的戰績，使這些小邦國“再駕而降為臣”，成為周的與國。所謂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是指多數諸侯國歸順於周，由此之後周人在西方繼續壯大，周公稱讚文王“肇國在西土”，西土意識初步形成。
武王十一年率周師東征商紂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周人克商之時西土意識對保證反商勢力的團結起了重要作用。武王病逝後，三監叛亂，“肆朕誕以爾東征”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征服殷商在東方的殘餘勢力，鞏固了周王朝，“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周人的西土意識最終形成。
周公成王東征以後，周人正式成為天下共主。為了將所得的天下延續下去，“周公敬念於後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決定在中原地區營建洛邑。《尚書·梓材》雲：“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這裡的“中國”應指洛邑一帶的中原地區，在當時周人的地理認識中，洛邑即是天下的中心，而皇天將中國的土地與人民交給周的先王治理則表明周王受命於天，已是中國之主，此後的周人已很少提到西土。由此可知，隨著周王朝的建立，周人原有的西土意識逐漸衰落，有德之君受命於天的中國之主的意識逐漸興起。
二、中國之主
周人“中國之主”觀念具有地域中心認識和政治統治理念兩層意義。武王新勝之後，希望在“中國”治理殷商遺民。周人認為洛邑“無遠天室，其名茲日度邑。”決定在天下的中部營建新都洛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由此可知，周人把中國與天命相提並論，表現了周人的正統意識。
(一)中國之主觀念的產生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周成王時的青銅器《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日：餘其宅茲中國，自之義民。”唐蘭先生認為銘文中的“(中國)當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即指洛邑。”周人以洛邑為當時天下的中心，以便控制殷遺民，繼續向東方征伐，完成其控馭天下四方的宏偉計劃。
武王克商之後東土和南土始終未能安寧，這也是周人四土中最重要的部分。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三監叛亂，周公東征。眉縣楊家村大鼎、小臣簋等銘文都有提及周初對東土的用兵之事。鼎日“隹(唯)王伐東屍(夷)，(謙、濂)公令史日：‘(以)唪(氏)累有(司)後或(國)伐(貊)。’”小臣簋日：“東屍(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解)徵東屍(夷)……述東，伐海眉(嵋)。”東征之後周人的政治勢力已深入東方濱海地帶，之後分殷民，復位封國。此次分封，以東方齊、魯，北方晉、燕以及中原衛國等最為重要。同時，經營東都洛邑，將殷民置於王畿內，納入周人監控，戰略重心東移。 可見殷商在東方的勢力已被周人所取代，周人成為東土真正的統治者，其東土觀念形成。
西周分封示意圖
周人以東征和封建解決了東土問題的同時，南方楚國不斷強大，至昭王之時開始南伐。《史牆盤》記載：“(宏)(魯)邵(邵)王，廣楚(荊)，隹(唯)寞(煥)南行。”《逸周書·作雒解》：“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闢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徵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周人在南土的優勢基本確立，實行了常規劃的管理，成為實質上南土的統治者，其南土觀念大致此時已經形成。
從西周早期到昭王時期，東土、南土觀念已經形成。在此過程中，伴隨中國之主觀念產生，周人原有的西土之人的意識已經逐漸被淡忘。而北土始終未受到嚴重的軍事危機，西土則直接以王畿抵禦戎狄。
(二)中國之主觀念的發展
隨著周人中國之主觀念的產生及發展，其共主至尊理念的也隨之產生。早在文王、武王時便強調其“受命於天”的至上地位，《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日文王。”出於鞏固周邦的需要，周人便將其政權神化，把“受命於天”與中國之主觀念結合。 此後，“受命於天”的觀念不斷被加深、鞏固，凡是憶及周人代殷或述祖先王之德行時，“丕顯文武膺受大令”是周人有言必稱的內容，如恭王時期《乖伯簋》“朕丕顯文武膺受大命”，懿王時期《師詢簋》“王若日：迷，丕顯文武，膺受天令，匍有四方。”懿王或孝王時期《鍾》“日古文王，初整穌於政，上帝降懿德大粵，匍有四方，訇受萬邦。”周人隨著其自身政治身份的轉變，不斷強化上帝的意志，以此來維護其中國之主的身份。
與“中國”相對的“天下”一詞最初見於《尚書·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周初為了鞏固四方，周天子通過分封的形式覆蓋天下，以此作為自己成為“中國之主”的政治基礎。穆王時期，周王朝對外擴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達到鼎盛時期。《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穆王時期對外擴張征伐使周人中國之主的身份得到了極大強化與最終形成。
周部族憑藉著自身的努力，以西人“小邦周”的身份逐漸強大，並最終一躍而成為“中國之主”。由“中國之主”觀念延伸而來的“天下”觀至昭王時期已十分清晰，“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王對四方諸夷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要求他們承認自己天下共主的合法地位。可以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周中期前段周人“天下觀”終形成。
三、影響
周人“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夷泛指周邊民族。《尚書·旅獒》：“明王慎德，四夷或服。”
甲骨金文“夷”作“屍”，而“屍”像人彎腰屈膝的之形，是中原地區的統治者對四方邊遠各部族的蔑稱。《史牆盤》雲武王功績：“永不(丕)鞏狄虐，髟伐屍(夷)童。”《禹鼎》銘文記載噩(鄂)侯馭方叛周，周王“率南淮屍(夷)、東屍，廣伐南或(國)、東或。”西周時期民族觀的核心是夷夏觀，即對於華夏族以及戎夷異族的認識和態度。西周和春秋時期，文獻上習慣將四周邊遠地區的方國部族稱為蠻夷戎狄。“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寧淮夷東土。”、“嗟!人元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周人對四方各部族的這種蔑稱盡顯了其以中國之主為自我中心的尊華貶夷的思想。
到了春秋時期，西周以來形成的政治特點顯著的民族觀融入了文化心理因素。春秋以來，所謂“蠻夷與戎狄交，中國不絕若線。”、“蠻夷猾夏，周禍也”始終是當時政治家心裡的警戒意識。春秋時期的夷夏之別已經不單指地域上的不同，更指文化上的差別。“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反映了中原諸夏對四夷的防範心理，其中也包括各種族問的心理隔閡，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心理上的隔閡主要表現為禮制、文化上的差異。《漢書·韓安國傳》：“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盛不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 ”《白虎通義》載：“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既然認為四夷文化落後，與中原的禮俗文化差異太大，因此區別於中原地區發達的禮儀文化，這無疑有一種身份上的至尊榮耀感。《公羊傳》說吳是夷狄，因而“無君無大夫”，亦即斥為無禮義之邦。而此時的中原地區經過西周禮儀兩三百年的影響，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禮儀文化區，在夷夏認識上就有一種本能的隔閡。
隨著諸侯爭霸，民族融合有了大的發展，“用夏變夷者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以“中國之主”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對周邊四夷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百家爭鳴後，社會上各種思潮相互碰撞，形成一股促進君主專制主義和大一統的洪流。《禹貢》、《周禮》等主張“四海同會”，若尋其跡，周人從“西土之人”轉變為“中國之主”對後世夷夏民族觀的發展以及大一統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作者：張媛媛 來源期刊：《長安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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