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殺人案件的有效辯護方法
北京勇者律師事務所 易勝華
故意殺人是極其嚴重同時又是非常古老的犯罪，無論是在哪個時期、哪個國家，一旦罪名成立，都可能面臨最嚴厲的處罰結果。由於案情重大，關注度高，故意殺人罪的辯護存在很大的難度。從保障嫌疑人的生命權利、避免出現錯判的角度，故意殺人罪又有很高的辯護價值。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做過刑事辯護的律師，就像沒有當過兵的人；沒有擔任過故意殺人案件辯護的刑事律師，就像沒有打過仗的戰士。故意殺人罪的辯護，可能不是律師業務中最掙錢的，但一定是最過癮、最考驗功力、最有成就感的。
故意殺人案件可以分為兩類：作案人確定（當場抓獲、多人目睹或監控拍攝作案過程等），作案人不確定（事後根據其他證據鎖定）。我們從這兩個角度，研究故意殺人案的有效辯護方法。
一、作案人確定的故意殺人案件
很大一部分的故意殺人案件，嫌疑人是在作案現場被抓獲的，或者有多人目睹整個作案過程，或者作案現場的監控視頻拍下了作案過程，作案人的身份是確定的。對於此類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案件，常見的辯護方法有以下四種：
（一）申請精神病鑑定
對於社會影響較大的故意殺人案件，尤其是殺害多人、手段殘忍（碎屍、烹屍等）的案件，向司法機關申請對嫌疑人進行精神病鑑定，成為很多辯護律師的首選。然而，從以往的司法實踐來看（例如2006年陝西漢陰的邱興華特大殺人案），這種辯護方法的成功率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如果嫌疑人在作案之前沒有特別明顯的精神病症狀，司法機關一般不會同意辯護人提出的精神病鑑定申請。即使批准了申請，鑑定機構做出的鑑定意見，很可能也達不到辯護人的預期。即使鑑定意見認為嫌疑人有一定的精神疾病，司法機關也會認為其作案時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對判決結果不構成實質影響（例如2019年江西南昌紅谷灘萬小弟故意殺人案）。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與中國的傳統意識和輿論環境有關。殺人償命，是中國普通群眾的樸素的正義觀。中國普通群眾對精神病的認識不足，認為精神病可以偽裝，精神病鑑定可以造假，嫌疑人是假借精神病逃避刑事處罰。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不想在輿論關注的案件中，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去承受種種猜疑。因此，辯護律師將絕大部分希望寄託在精神病鑑定上，很有可能是徒勞無功的。
從嫌疑人患有精神病角度進行辯護，提高成功率的途徑有：
第一，提供嫌疑人作案前就醫就診的相關材料，直接證明嫌疑人患有精神病（2013年北京朝陽大悅城故意殺人案）。大多數時候，辯方很難拿出這樣的證據，一般都是提供證人證言，證明嫌疑人平時舉止異常，或者是嫌疑人親屬有精神病史。很顯然，這樣的證據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司法機關可以不採納。
第二，被害人親屬的態度。如果嫌疑人一方通過民事賠償取得了被害人親屬的諒解，精神病鑑定的阻力也會小很多。如果辯護律師忽視了被害人親屬的態度對案件結果的巨大影響力，試圖通過精神病鑑定取得良好的辯護效果，也是不太現實的。
（二）被害人過錯（或正當防衛）
在民間糾紛引發的故意殺人案件中，將被害人過錯作為辯護重點，是很多律師在辯護時採用的主要方法。尤其是近年來，“正當防衛”被數個有影響的案例激活，給一些命案的辯護工作注入了活力（2018年江蘇崑山龍哥反殺案）。這種辯護方法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有兩點要注意：
第一，對於被害人過錯的闡述，要點到即止，否則過猶不及。有些律師在庭審中用較大的篇幅、較為激烈的言辭對被害人的過錯進行抨擊，這樣容易引起被害人親屬的強烈反彈，造成庭審秩序的混亂，從而導致司法人員的反感，影響到辯護效果，甚至可能會對辯護律師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險。
第二，即便被害人一方存在過錯，嫌疑人如果殺害對象不是直接的有過錯者，而是其親屬，如果殺害的人數較多，手段較為殘忍，這種辯護方法仍然是無效的。就像“正當防衛”必須針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施，“被害人過錯”也必須是被害人本人的過錯，而不是其親屬的過錯。針對被害人親屬的殺害行為，恰恰反映出嫌疑人極強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
（三）自首、立功
自首、立功，是法定的量刑情節，也是律師在故意殺人案中非常注重的辯護角度。然而，無論是法律規定，還是司法實踐，自首並不是必然的“免死金牌”（2010年陝西西安藥家鑫故意殺人案）。有些犯罪分子在作案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以“自首”作為報復殺人後逃避極刑的手段，司法機關和社會輿論也不會被其這點小聰明所玩弄。律師在辯護中將所有的寶都押在嫌疑人的“自首”情節上面，也是有較大風險的。
立功也不必然導致嫌疑人免除一死。小小的立功，在故意殺人這種極其嚴重的犯罪行為面前不值一提。除非是與殺人行為相匹配的重大立功，最好能達到刑訴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要求，否則辯護效果也很難得到保證。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律師為了實現辯護效果，為當事人提供所謂的立功信息，結果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的麻煩。這不是辯護，是犯罪，是絕對不能逾越的紅線。
（四）認罪、悔罪
認罪悔罪態度，是司法機關在處理刑事案件時都會考慮的因素，也是辯護律師無話可說時的萬金油觀點。在故意殺人案件中，認罪悔罪不是嘴上說說就能起到作用的，必須有實實在在的行動，主要表現在經濟賠償方面。
中國現行法律有一個非常沒人性的規定，故意殺人案件對被害人一方的法定賠償數額極低。這個缺德的規定，給律師提供了一定的辯護空間。在法院的終審判決之前，如果被告人與被害人一方在賠償方面達成刑事和解，免死的概率還是比較大的。
但是，嫌疑人家裡可能不具備鉅額賠償的經濟實力，或者被害人一方堅決不接受賠償，必須要嫌疑人以命抵命，這種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作為辯護律師，我們需要對以下兩點有充分的認識：
第一，認罪悔罪態度，並不以“賠償數額”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如果沒有足夠多的錢，那就應該展示出足夠多的歉意和誠意。歉意與誠意的表達，既要選擇讓被害人一方能接受的方式，恰當的時機與場合，還要有持之以恆、堅忍不拔的決心。
第二，時間是療傷的最好良藥。案件剛剛發生的時候，被害人親屬必然處於極其悲痛、極度仇恨的狀態，短時間內不能諒解嫌疑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害人親屬的傷痛會漸漸平復，開始適應新的生活狀態。家庭遭到重大變故，失去一個重要的成員，家境一般的被害人一方的經濟狀況可能會有所惡化，不同親屬對於是否接受賠償的態度，有可能會產生差異。
如果案件的審理期限比較長，那麼達成刑事和解的希望也會增大很多。
以上四個方面，是當場抓獲嫌疑人的故意殺人案件的常規辯護方法。這些方法都是好方法，但是如果單獨操作的話，實現辯護目標的可能性比較小。最好的辦法，就是在辯護中組合起來使用，想盡一切辦法多設置幾層防火牆，增大保險係數。
對於此類案件，根據每一起案件自身的特點，還可以有一些比較個性化的辯護方法，例如：
主體辯護。某些故意殺人案件中，嫌疑人犯罪時的年紀，可能正好處在刑事責任年齡的邊緣地帶。如果嫌疑人年齡方面的證據出現了混亂，那就為辯護律師提供了借題發揮的空間。年齡是剛性的指標，在死刑案件中，嫌疑人的年齡一旦存疑，司法機關在處理的時候就必須非常慎重。
定性辯護。有些故意殺人案件的定性未必是準確的。被害人因為嫌疑人的行為而死亡，並不意味著嫌疑人一定是故意殺人，還可能是故意傷害致死，或者是過失致人死亡。即便是故意殺人，也有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的區別。辯護律師結合證據進行充分論證，改變案件的定性，那也可以達到很好的辯護效果。
隨著科技進步，監控技術的發達，故意殺人案中“作案人確定”的比重將會越來越大。此類案件中，嫌疑人致被害人死亡這個基本事實是清晰的，但並不意味著決定案件性質和量刑的其他事實也是清晰的，辯護空間仍然是很大的。
二、作案人不確定的故意殺人案件
作案人不確定的故意殺人案件，是指發現被害人遺體的時候，作案人不在現場，偵查機關通過各種方式排查，通過部分證據鎖定了嫌疑人。這類案件的特點是，由於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害人的死亡與嫌疑人有關，偵破難度較大，辯護空間也較大。尤其是一些遲遲未偵破的年代久遠的懸案，通過新技術找到了嫌疑人，但案發時取得的一些證據，可能因保管不善而滅失，這就給辯護律師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在“口供為王”的指導思想下，此類故意殺人案也分為幾種情況：嫌疑人承認作案；嫌疑人不承認作案（零口供）；嫌疑人供述出現反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我們都不能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嫌疑人供述上，還要高度關注嫌疑人供述之外其他證據的質量和數量。
對於此類案件的辯護，除了上文提及的幾個辯護角度外，比較常見的有以下兩種：
首先是程序辯護。
所謂程序辯護，是根據“程序優先”的原則，查找辦案機關在訴訟程序中（特別是偵查階段）存在的重大問題，主要是刑訊逼供、疲勞審訊，申請非法證據排除，推翻辦案單位據以認定關鍵事實的證據，從而得出無罪的結論。
這種理念是值得肯定的，但中國的司法機關更注重“實體正義”。如果案件的關鍵事實查清楚了，程序上存在的違法問題另當別論，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在“命案必破”的年代裡，司法機關為了追求命案偵破率，審訊中存在不少違法行為。如果較起真來，這些陳年舊案可以找出很多程序上的重大問題，獲得改判的可能性是較大的。近年來隨著司法的進步，“刑訊逼供”在故意殺人案件中明顯減少，程序上的大漏洞已經比較少見，而小小的瑕疵並不能動搖已經查明的基本事實。如果偵查人員通過違法手段獲得嫌疑人的供述，而嫌疑人在供述中提供了其他關鍵證據的線索，即使將其有罪供述作為非法證據排除，剩下的有罪證據也足以證明案件事實，不影響案件的定罪量刑。
所以，如果有證據證明司法機關在偵破案件時存在重大違法行為，且該行為足以導致影響案件的關鍵證據被作為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辯護是非常好的一種辯護方法。如果司法機關程序上的違法行為不足以排除關鍵證據，辯護律師雖然可以就程序問題在法庭內外有精彩的表現，卻很難獲得實質性的辯護效果。
其次是證據（實體）辯護。
不管法律學者和辯護律師如何堅持“程序正義”，司法人員卻更注重案件的事實是否清楚，而事實是由一份份證據來呈現的。絕大多數司法人員更想聽到辯護律師對證據發表有價值的意見，論證案件是否事實清楚、證據充分。
沒有哪個案子能達到事實特別清楚、證據特別充分的程度。事後偵破的故意殺人案，必然會有一些查不清楚的事實、找不到的證據。現有的證據，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完美無瑕。為了實現證據辯護的有效性，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選擇關鍵證據重點突破。雖說故意殺人案件的每一份證據都有它存在的價值，但證明案件關鍵事實的證據只有幾個。針對這些證據進行突破，可能會有重大收穫。除非是沒找到關鍵證據中存在的重大問題，否則，與其對所有證據平均發力，談一些不痛不癢的質證意見，不如集中火力摧毀關鍵證據。
第二，重視客觀證據。相對經濟犯罪而言，故意殺人案以言詞證據為主，言詞證據具有主觀、易變的特點，經過辦案單位加工、篩選的言詞證據，留給辯方的空間是比較有限的。我們可以將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客觀證據的認真研究上。例如，現場勘驗筆錄，法醫鑑定意見，作案工具，通話記錄等等，這些客觀證據裡面可能隱藏著重要的信息，等待我們去發現。
第三，儘量體驗作案現場。律師介入故意殺人案件辯護的時候，距離案發已經有較長時間，作案現場可能已經遭到破壞，但是律師回到作案現場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通過對周邊環境的觀察，對現場佈局的瞭解，這種身臨其境的感受，可以讓律師更加熟悉案情，甚至可能有特別的收穫。
以上兩種辯護方法中，程序辯護著眼於證據的合法性問題，最終得出無罪的辯護意見，證據辯護著眼於證據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問題，最終可能得出無罪或罪輕的辯護意見。辯護能否成功，取決於能否說服司法人員。而說服司法人員，是比較困難的一項工作。
故意殺人案件在事實方面的認定，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如果辯護律師逆向而行，從“增加合理懷疑”的角度入手，動搖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信心，則可能達到較好的辯護效果。我們將這種辯護方法稱為“疑點辯護”。
故意殺人案件如果確認了犯罪事實，處罰後果極其嚴重，即便不是死刑，也可能是漫長的自由刑。一旦出現錯判，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難辭其咎。量刑輕重，是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範圍。事實真偽，則是沒有彈性的。司法人員在事實方面，必然是非常謹慎的態度，必須排除作案者“另有其人”的可能性。
“疑點辯護”的主要途徑，就是在程序辯護、證據辯護的基礎上，將辯護的重點放在論證作案者“另有其人”上，放大案件的疑點，動搖司法人員對案件關鍵事實（被害人是誰殺害的？）的信心。
疑點辯護，不是無端猜測，必須建立在事實和邏輯的基礎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作案動機。嫌疑人的作案動機是否強烈？除嫌疑人外，被害人是否有可能誘發其他人作案？例如：私人恩怨，財物，姿色等等。其次，作案現場。除嫌疑人外，現場是否有其他來歷不明的腳印、指紋、毛髮等遺留物？再次，周邊環境。如果不是密閉的空間，作案現場周邊環境如何？是否存在流竄作案的可能？最後，物證情況。故意殺人案中的作案工具、現場重要物品必須有明確的去向，如果下落不明，也是事實不清的表現。
例如，在一些年代久遠的強姦殺人案中，偵查機關提取被害人體內的精液，在很長時間後通過DNA比對鎖定了嫌疑人，如果沒有其他確鑿證據證明案件的基本事實，即使嫌疑人承認實施了殺人行為，整個案件的證據體系也是非常單薄的。被害人體內的嫌疑人精液，只能證明其與嫌疑人可能發生過性關係（不能完全排除嫌疑人精液通過其他方式進入被害人體內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從發生性關係到強姦，再到殺人，這幾個事實認定的過程存在很多的空白，需要大量的證據來填補。如果沒有非常紮實的證據填補，就很難達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硬性要求。
結語：
如果說刑事辯護是律師業務的皇冠，故意殺人案的辯護就是皇冠頂上最奪目的那塊寶石。然而，刑事辯護這個皇冠，不是由珠寶而是由荊棘編織成的，上面長滿了刺。故意殺人案的辯護，就是皇冠上那根最長、最硬、最鋒利的刺。只有充滿了勇氣和智慧的人，才能摘下這根刺。
在故意殺人案件中，律師為之辯護的嫌疑人，既可能是無辜的平民，也有可能是隱藏的惡魔。對於蒙冤者，我們當然是要使盡渾身解數，為他洗刷冤屈，還他一個公道。困難的是，面對試圖逃脫法網的真兇和非常糟糕的在案證據，作為辯護律師，我們該如何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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