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早期的“襄阳城”
来源： 襄阳日报 作者：陈家驹 发布日期： 2019-01-08 19:56:32
通过对邹家湾古城遗址及其周边的遗址、地名、实物和现状地理环境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又翻阅部分历史资料，可以初步看出，邹家湾古遗址应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早期的“襄阳”城。这可从下列一些历史资料及现状地物、地理要素、历史遗迹等一一得到印证。
地理条件与环境
1、邹家湾古遗址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古城
从邹家湾遗址规模来看，仅存的遗址岗丘（含马岭）长达2000余米、宽1500余米，这还不算与其“配套”的其他城市用地，如潼口古码头、驿站等。除古城遗址外与其相关的还有跑马岭遗址，传说是驻军和练兵的“教场”，城南建有“兴国寺”，城中有“珠市巷”，城东有“扎马营”及潼口古码头遗址，城南有延续10余公里的高规格古墓葬区（潼口至小河、宜城207国道旁），城郊有“安静坡”即“贫民安葬区”等。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在其城周之空旷的田地中也散落不少的古陶、古瓦砾等残件，真可谓俯首可得千年以上的“文物”残件。从以上集聚区的规模和相关与城市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等布局而言，它不是一般的、大的聚居区，而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
根据襄阳市《文物普查资料》对邹家湾遗址发掘的遗物得出的结论是：“包含有战国及汉代两个时期遗物。”说明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也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另外襄阳市考古研究所陈千万所长认为，邹家湾古城遗址规模大，遗留器物丰富，历史跨度大，如果进一步发掘也可能出土更多更有力的佐证器皿，这里应是一个西周时期的城市遗址。我也希望对此古城遗址多作一些深入的发掘考察工作，为古城的过去提供更多、更有科研价值的资料，丰富我们襄阳的历史文化内涵。
还应说明的是，在邹家湾古城以西约6.5公里处的三步两道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属石家河至屈家岭时期的古遗址，距今约4600—4000年。三步两道桥遗址与邹家湾古城相距很近，二者之间应存在一定“进化”或“演变”过程，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2、古城地望与襄阳之“襄”与“阳”的微妙结合
这主要是根据中华民族对地名命名的法则，特别对大地名，或城市名称而言，一般依山、依水、依地理方位等进行城市等的命名。而邹家湾古城也应符合这一规律而命其名，“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和“山南为阳，山北为阴”的命名法则。古城恰好在渭水河之北，渭水古称“襄水”，其城在襄水之阳，顺理成章，城之名为“襄阳”；依山而言，城北有卸甲山，稍远更有岘山，故城在山之南，则名为“阳”而恰如其分，而冠以“阳”无可置疑。
3、当地居民流传中的口碑“南水北山定襄阳”
在欧庙邹家湾一带，上岁数的老人们常对后人传授说，我们（欧庙）老辈对我们讲“南水北山定襄阳”，我们这就是“老襄阳城”，还说“连府带名”搬县城（今襄阳城）。邹家湾老人们说，我们这就是“襄阳村”。这口传史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科学道理的，我们人类发展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除文字记载外，很大一部分历史文化传承是由代代人的口碑相传而保留下来的。
话说邹家湾古襄阳城地望和历史文献上记载的襄阳城
前面用了不少笔墨介绍邹家湾古遗址的遗物遗迹，对于古遗址（襄阳城）的地望，古人选址、遗址的规模和形成年代及早期城市的出现与襄阳城的微妙关系是本次考察的重点。自从介入对欧庙地区古遗址三步两道桥、邹家湾遗址、潼口老街老码头、欧庙双城遗址的考查后，我一直想从中找到这些古遗址相互间关系及演变的渐进过程，特别是这些古遗址与襄阳城有没有内在的关系。
邹家湾：襄阳古城建城的地望条件
纵观邹家湾古城选址，在两三千年前的经济生产条件下，能在襄（渭）水之畔的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含岗丘两侧之遗址暴露区）达2000余米。
1、在生产力低下，抗御自然灾害，特别像洪水之类的灾害是放在首位的，因此，此城的绝大部分是建在高于襄水地平面10—15米的高台地的岗丘之上，不会受到洪水之患的困扰。
2、另一个考虑建城条件则是水源，此古城选在襄水之曲，使城的西与南均距河流30—70米的地方，这样有利于城市取水，在洪水期间又不受洪涝之苦，整个城市不会因水而陷入被动。
3、其城址东之潼口为水陆交通之咽喉，是城之“市”和物资对外贸易与交换的口岸，它有码头直通汉江，自古至清代均在此设驿站，沟通南北物资等交换。
4、潼口也是关隘之地，对于城市的防御与征战均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5、为什么古襄阳城当时不选在汉江之岸？这和3000年前古人对大江大河的敬畏是紧密联系的，在当时来说，古人对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对放荡不羁的汉江来说只能是“敬而远之”，并把洪水视之为“洪水猛曽”，只能是保持相对距离，而以城市安全为重。如靠长江平原上的上海、武汉等其城市历史都不是很悠久，而在今天的条件下，它们得到迅猛发展，成了特大城市。
6、古襄阳城选址的另一个条件是，除城市建在高台地之上外，其周围又是汉水、渭水形成的大面积的沃野平原，对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物资供应保障体系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7、城之北有卸甲山及稍远的岘山形成城市的“靠山和屏障”。是古襄阳山之阳的支撑点，从而使古襄阳城占有“双阳”之阳的无可争辩的“阳”！
8、这里，台高土厚，质地好，适宜制造以陶制器皿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生产与制作。特别是这里林木生长旺盛，可提供充足的建设房屋的建筑材料；其北为岘山，岘山为石灰岩山体，石质坚硬，质地优良，易于开采，运送方便，为古襄阳城的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土、木、石等建筑材料的资源条件。
9、从地形上看，北高南低使整个城市中的主体建筑能占据城市中风水最佳地段，形成至高至上，而威居城市之首至高无上的威严之势。
10、城市大部分建在岗丘之上，有利于城市的排水，不受暴雨肆虐之苦。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在邹家湾岗丘地上选择建古襄阳城池，是古城建设决策者和规划建设者的高明之举，是符合当时在此建城的条件的。
习郁受封“襄阳侯”与古襄阳城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侍中习郁告退、还乡归养。汉光武帝念其功高，封为“襄阳侯”。其采食之封地位于今欧庙至宜城小河一带的“邑城”，而选址风光秀丽的“习家池”而居。可以推测这个邑城，就是当年位于今邹家湾的“襄阳城”，其城名曰“襄阳”，故汉光武帝以其地名适封其为“襄阳侯”。例如汉丞相萧何受封为侯时，因封地为酂阳，故授封萧何为“酂阳侯”。
汉末刘表领荆州牧时，将牧府（公元189年）由汉寿迁至古“襄阳城”为治所。
当年刘表领荆州牧时，将其治所由汉寿迁至襄阳城，但这个襄阳可能就在欧庙邹家湾的老襄阳城（邑城）。到襄阳后，刘表所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拜访襄阳当时的豪门大族蒯良、蒯越兄弟及蔡瑁等，获得豪绅大族的支持后，才将治所由老襄阳城迁入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书中所记述的“襄阳城，本楚之下邑……，为楚之北津戍也”中的北津戍（城）。也许这就是欧庙老人们常说的“连府带名迁县城”的说法了。可能从刘表始，襄阳之名才侨迁至“楚之北津戍（城）”，从此，襄阳之名取代了“北津戍”之名。北津戍之名渐隐没。远的不说，就跟前些年襄阳县（襄州）迁至张湾一样，今张湾之名逐步被襄阳县城关所取代一样。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记述的是何时代的襄阳城？
有不少人误认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述的是汉或汉以前的襄阳城。他在书中这样写到，襄阳“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郦道元生于公元472年，卒于公元527年。他所收集的襄阳城的地理资料也不过是东晋以后襄阳城的资料，那时北津戍之名的垒城已被刘表北迁治所的襄阳城名所取代。郦道元虽编撰了《水经注》，也不过是一个资料的精选和汇编，他并没有来过襄阳，更没脚踏实地考查过襄阳。
为什么早年的襄阳城建在今邹家湾襄水之畔，而不是选址在“北津戍”的位置建城？
在科技欠发达、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北津戍（今襄阳城）还是楚国北部临汉江的一个边陲渡口，楚国在津梁渡口上派重兵护渡，防止一水之隔的汉水北岸周、郑、晋、卫等诸侯国的入侵。再者，当时的汉水汛期，洪水猖獗，河道凌乱，水患严重，北津也不过是一个江心的洲岛之地而已，而且受汉水洪涝之骚扰而“漂移”不定。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筑堤拦水，北津渡口才逐步向城市发展而形成街市。至汉末，北津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汉江流域及中原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镇，作为治所而言，已具备条件。因此刘表将治所移至现在的襄阳，这是现今襄阳城不仅是津梁之镇，也成了区域行政中心之始。这还可从曹魏在襄阳首设“襄阳郡”始，奠定了襄阳在历代政权中的府、州，道、署的治所地位。
历史与考古文献中的襄阳城
自楚怀王十七年在成家园（今夫人城西）置北津渡口和驻军，安营扎寨建垒城后，城市的雏形出现，随着楚疆域的扩大，国家经济的发展，城与市也在此津梁渡口兴起，并日渐扩展，原成家园到铁佛寺一带日渐形成以垒城为中心的街市，但仍为一边境渡口小镇。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向东扩展。根据2007年出版的《襄樊考古文集》中《襄阳城内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在襄阳城西北角（许指巷）到南街西侧（南门口西）为东晋时期；而荆州北街、运动路一线以西为隋唐早期，而以东为唐代晚期；荆州街以东地区只能见到宋元时期遗址地层。”从这一考古报告资料显示，从楚怀王十七年所筑垒城一直到汉末仍是一座以津梁渡口防御为主的小镇。从发掘报告所知，在襄阳城内发掘到的最早文化地层为东晋（东晋为公元317年——420年）。说明刘表于公元189年至欧庙邹家湾古襄阳城，后又由邹家湾古襄阳城北迁至汉江边的是楚北津垒城。随着刘表北迁后北津垒城成为荆州牧治所，襄阳之名侨迁后取代了北津垒城之名。
邹家湾襄阳古城的衰落与隐没
自刘表将荆州牧府由邹家湾襄阳古城“连府带名”北迁至“楚之北津暮落戍（城）”垒城后，北津戍之名逐步被襄阳之名取而代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楚之北津之名也渐渐被遗忘或隐没。刘表“连府带名”北迁及曹魏首次在此设置“襄阳郡”之后，奠定了汉江之畔的襄阳城的牧治、郡治及路、州、府、道治所的中心地位，也使襄阳与樊城成为汉水流域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达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相反，邹家湾的襄阳老城也在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和商贸交通地位后，被新崛起的汉江之畔的襄阳城所取代，而逐渐没落，进而失去城市地位，而衰落、而隐没。这就像汉水北岸的古邓城的没落一样而失去了当年的繁华，而败落成为满地残陶、瓦砾的遗址之城，久而久之连名称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或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变迁、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让我们铭记历史、研究历史，不要忘记过去，那是我们襄阳城走过的路！
结束语：对襄阳城市渐进之路的思考
襄阳由襄水之阳走到汉江之岸，历经了千余年的历程。这也反映了城市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加速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方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也因而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形态，也因随着经济条件和区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的适应与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位置而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老城遭废弃或变成废墟，而新城如日中天而一展新姿。这一规律也适宜于今天邹家湾古襄阳城变成遗址的这一客观事实。对于新石器时代的三步两道桥古人聚住地和东十余里的邹家湾古襄阳城再到汉江边的襄阳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或是汉水南岸城市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一直是我探寻的一个希望得到答案的课题。
1、通过对三步两道桥遗址的考察，那儿是新石器晚期的先民聚落，遗址文化层面积较大而厚，而且遗物较丰富，据文物部门考证和分析认为是屈家岭至石家河晚期的文化类型，若按此推算，距今已有4000—4600余年历史。从遗址规模和遗留下来的器皿来看，属大型人居地、从器皿的制作来看，其生产力已达到一定高度，生产、劳作已有明确分工，由大聚落向城镇过渡的趋势。要改善居住、生活和生产条件，必须寻找新的、能满足以下要求条件的居住地，如土地、水源，逐步向江河方向靠近，那儿土地宽阔肥沃，适宜发展，以及对外交通和环境安全等等。对于三步两道桥聚落来说，向东，向襄水下游的汉江之畔迁徙，我想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也许他们就走了这一步，至少有聚落首领东迁邹家湾襄阳古城一带，继续开拓发展，进而走向城镇化初级阶段，从而超越新石器阶段。
2、邹家湾古襄阳城遗址，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所占据的河流与山水地望而言，它是一座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的古城，根据河与山的地貌特征和我国命名的规则，它就是古襄阳城。据历史记载，东汉初年因食邑之地的襄阳（邑城）受封其“襄阳侯”的习郁而论，他就是襄阳最早的、有史可查的襄阳人。因为他的封地就在今欧庙、潼口、邹家湾至宜城的小河口一带的“邑城”。
3、根据以上一些文献记载和现场查看及文物部门的发掘与田野普查资料，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邹家湾襄阳古城遗址与楚之北津戌之间的“转换”关系。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春秋战国时由于欧庙邹家湾一带地域平坦开阔，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业种植。汉水西岸10余公里外有岗丘起伏，还有一条襄水（今渭水河，古称襄水）它向东流，经邹家湾至潼口，于宜城小河注入汉水，是古代“临水居高”的最佳居住地和建城的最佳选择地区。因此在邹家湾崛起一座襄阳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事实上历史就是这样，在襄水之畔建起了一座距今有两三千年历史文化的襄阳城。更令人不解的是，经营了千余年的古襄阳城在汉以后却消失了，成了一个古遗址，令人叹息。但这也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吧。因为科技在进步，生产力在提高，经济在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调整，城市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壮大、到没落或被其他的城市而取代或侨迁。我认为是古襄阳城随着经济发展而受到环境、区位的限制，从适应到不适应，其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丧失，而优势不再而造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刘表将初置在古襄阳城的牧府治所由邹家湾襄阳城迁至汉水南岸的津梁渡口的楚之北津戌城——垒城，而受到严重地位下降而造成的，古襄阳城的存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其后曹魏首设“襄阳郡”，治所初期也在古襄阳城，但后来也迁址汉水南岸的襄阳城，从此邹家湾之襄阳城就每况愈下，最后沦为遗弃之城，最终成为废墟之城了。这在襄阳不泛其例，如樊城西北七里的古邓国都城——邓城，昔日繁华的邓国之都城也成了一个被废弃之城，又如位于襄北黑龙集附近的汉代朝阳县之朝阳城也成了遗址之城了。
4、虽然上面我作了古襄阳城迁徙的推证，但还缺乏更多的文献支持和地下发掘的支持，我更寄希望文物考古部门对邹家湾古襄阳城作进一步的发掘或深入调查取证，以揭开邹家湾古城的真实面貌，还原历史的真相，为襄阳之名作一个真实的、可信赖的交待。由于资料欠缺，加之本人学识浅薄，谬误之处多多，只是想把襄阳之名的来龙去脉提出来与关心襄阳历史的仁人智士作些探讨而已，不到之处请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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