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齊景公曾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嬰以為治國有三患，也就是——“忠臣不信”、“信臣不忠”、“君臣異心”——這三種狀況。
由此可見，“君臣同欲”是一國政治清明的必要條件，因此國君與大臣間是否能合作無間，便關係著賢臣可否得君行道、使國可治。
如果以公允的歷史眼光來評定，齊景公與晏嬰並非是典型的“聖君與賢相”之組合。齊景公之荒淫史上有名，然晏嬰被譽為繼管仲以後齊國的一代賢相，“荒君與賢相”的組合，我們誠不樂見之。
那麼，不妨讓玲瓏由這個角度去深入分析，看看晏嬰在如此困頓的局面中（齊國連續發生崔慶、欒高之亂，弒君、廢立事件又頻頻發生），是如何在齊國公室與卿大夫的紛雜矛盾間取得平衡的，又是如何維持、安頓齊國政治局面的。
施“強公室、抑私門”之政
晏嬰所屬的時代正處於“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及“陪臣執國命”的局勢中。春秋中後期，各國公室漸卑。首先出現的“臣弒君事件”是趙穿弒晉靈公，其次是魯國東門氏欲去三桓以張公室，三桓反驅東門氏，致使魯國公室喪失政權四世。
當時各國公室衰弱，卿大夫崛起，齊國也不例外。齊桓公五子爭立的殘殺剛剛過去，靈公八年內訌再起。先是刑殺鮑牽，逐高無咎，引起國佐佔據谷邑叛變，接下來靈公又殺了國佐，釀成內亂。
平陰之役後，齊國元氣未復，緊接著便發生了“崔慶之亂”，齊國國勢更弱了。莊公六年，崔杼因莊公通其妻而弒之，隨即慶封又消滅崔氏，獨掌齊國大權。崔、慶以亂取國，引起齊國原有的高氏大族結合欒氏與陳氏家族共同驅逐了慶封。
《東周列國·春秋篇》崔杼、慶封劇照
這期間齊國國內政局風風雨雨、動盪不斷，使得齊國的公室政權愈形削弱。
春秋政事，在於諸侯；諸侯政事，在於大夫。累世相傳之世家大族，遂成彼時社會之重心，齊國亦然。國氏、高氏、崔氏、慶氏、鮑氏、田氏（即陳氏）皆其著者，至於其位最尊、其族最大者，在玲瓏眼中，則非國、高二氏莫屬。
國氏與高氏，乃“天子之二守”，為上卿，家世顯赫，歷史悠久。國、高二氏本可作為齊國逐漸削弱的公室的強大後援，然而隨著齊國內部的幾次政局變動，國、高二氏亦捲入其中，且權柄逐漸削弱，旁落於其他家族。
其間，崛起於莊公時的陳無宇甚有寵，遂在此時逐步壯大；至景公時，陳氏已是齊國內部的主要勢力。
晏嬰身事靈、莊、景三朝，一件件的弒君廢立事件，使得他在為齊景公所重用，並確立“以禮治國”的基本方針後，在政治上的第一步便是“強公室”。
要知道晏嬰如何“強公室”，首先要了解的是晏嬰的相權究竟有多大。從史書中的資料，可以知曉晏嬰是當時齊國的“宰相”。“宰相”一職在齊國到底有多大的權限呢？
早前，齊桓公任用了出身低賤且有一箭之仇的管仲為相，總理國政，權力在高子、國子之上。這是一項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制度的變革，是中國宰相制度的開始。自此，宰相成為齊國最高的政權掌握者。
齊國宰相權力的範圍有哪些？參與決策和制定法規；參與對官吏的任免；總攬樞要；上承君命，下統群臣，為百官之長；諫君主，查群吏，執賞罰大權；掌握軍權；掌握外交權。共計七項。
也就是說，這七項，將是晏嬰在齊國進行改革的重心，他將憑藉這些經由相權所賦予的權力，來匡佐齊景公、捍衛公室。
《東周列國·春秋篇》晏嬰、陳無宇劇照
為了忠於社稷，晏嬰勢必尊公室，因此他對於崔杼、慶封這一類的亂臣賊子的甘言相誘，自然嚴詞以拒；除此之外，為了公室的強大，晏嬰必須採取行動來抑制私門。
對於陳氏政權逐步蠶食鯨吞齊國內政，在政治態度上，晏嬰倡導“以禮治國”，劃分上下間的分際，譴責陳氏政權“大斗出貸，小鬥回收”這種違反禮制、收買人心的行為；在政治手段上，他屢次勸諫齊景公要任賢納諫，以賢臣良士為尊，遠離梁丘據一類的小人，務使齊國政治清明，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另外，對於當時各國公族和卿大夫間私蓄力士、殺手做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晏嬰也深感不安。
在玲瓏看來，這類所謂的“勇士”，多半兇殘跋扈，皆是罔顧國家秩序、私逞武力之徒。他們對內不足以御暴，對外又不足以威敵，只是被那些背禮的權勢者作為從事政治叛變的籌碼而已。
為求國家秩序的穩定發展，晏嬰亦認為這一類人非除不可。當時齊景公身旁的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以勇力搏虎而聞名於齊國。晏嬰以為不可，上諫景公，建議將這三人除去，上行下效，使齊國其他卿大夫能因此也將此類“死士”去之，減少國內政局的動盪與不安。
這除了代表晏嬰對“選賢”的賢士標準必須符合“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的要求外，同時，也表達出他對所謂的“危國之器”一定摒棄不用的決心。
除此之外，晏嬰身居相位、位高權重，他一定要對齊國的政治局勢相當瞭解。
景公喟然嘆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
由此可見，齊景公對齊國政局的認識，無疑是不清晰的；而晏嬰對齊景公無疑是失望的。在史料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晏嬰伺機而諫的例子。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景公劇照
事實上，就齊景公目前“以政亂國”的方式而言，他想使齊國長治久安，是絕無可能的。
齊國當時“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的情況，使居相位的晏嬰不斷地大聲疾呼——上位者必須奉行善政，並且身體力行貫徹到底。以求徹底改善這種“上下交相徵”所造成的種種弊端，使民眾能得到休養生息。
晏嬰如此高瞻遠矚地對齊國政局殷殷告誡，是因為親見陳氏因討好百姓得法，勢力不斷地擴張，造成這種“私門”不斷膨脹、“公室”逐漸萎縮的局面。
而齊景公明知“公室”不振，猶荒佚怠惰，更為晏嬰所恐懼。正因如此，晏嬰一再強調施行禮制的必要與強迫性，將“強公室，抑私門”的政治主張貫徹於施行禮制的決心上。
秉持“廉正、尚儉”之理念
晏嬰除了以禮制來實踐其“強公室、抑私門”的政治主張外，也倡導所謂的“善政”——即居上位者必須真正為下層的百姓著想，親近百姓，使政令貫徹，上下一統。因此，晏嬰又提出“尚儉”，希望能使百姓能生活得更好。
“尚儉”是晏嬰政治措施中的核心。如在他勸諫齊景公要作盛君時，曾提到身為國君應該要“薄於身而厚於民”，使百姓能因此親愛國君。
很顯然，晏嬰對“尚儉”的作用是相當肯定的，而且他認為這是“君子之事”，也是個人立身處世的基本要求。
史料中有關晏嬰“尚儉”的記載相當多。如晏嬰身為齊國的宰相，吃的卻是粗糧淡飯，配的菜也相當簡單平常，連景公都感嘆他家太貧窮。但晏嬰卻以為自己的飲食並不貧乏，他相當感謝國君的賞賜。
晏嬰不以身處相位為尊，對飲食並不特別重視，他認為符合“士的行誼”才是最重要的，至於飲食，能求溫飽便足矣！
又如“惡華服”。晏嬰身為齊國宰相卻穿著粗陋的衣服，而且相當陳舊，實在是相當不體面，於是“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茈”，但“晏子辭而不受”。
“狐之白裘”指的是用狐狸腋下的白毛所作成的皮衣，“元豹之茈”指的是狐之白裘以豹皮斜飾其襟，可見這件皮裘相當貴重。
雖然國君的恩賜如此誠摯，而這件皮裘又是如此貴重，但晏嬰以“明上下之防”拒絕了國君的盛情美意。可見他對自身的修持確實相當謹慎，不容自身有一絲的安逸與不當行為出現。
《東周列國·春秋篇》晏嬰劇照
晏嬰不僅僅對衣食秉持著相當謹慎的態度，在住的方面亦相當堅持。齊景公曾“賜晏子邑”，但“晏子辭”。於是，齊景公又想到要為晏嬰換個房子來住。這次景公以“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為理由，要給晏嬰換房子，但晏嬰卻再一次辭謝了。
晏嬰以房子為其先人所居，不可輕易棄之，並且乘機向景公提出諫言——“踴貴而屨賤”。他希望景公能因此省刑，使百姓得到喘息。
後來齊景公又以“寡人慾朝夕見”的理由，希望晏嬰能搬進宮中去，晏嬰對此的態度，又是“請辭”。
晏嬰以為只有“至賢”才能夠做到在退隱時名聲反而更大，親近君王時也能控制自己的地步，而自己因為尚未達到這樣的境界。如果進宮與君王相伴，恐將適得其反，發生不好的事情，因此又婉拒了國君的盛情美意。
從晏嬰連番的推辭看來，他對於住家的舒適與否並不在乎，他刻刻以國家百姓為念，時時以砥礪自己，力求居處合宜，在當時來說這是相當難得的。
齊景公對晏嬰的賞賜，除了有物質上的賞賜外，還有一些特別的賞賜。例如：齊景公曾以晏嬰妻老且惡，故欲以景公“少且姣”之女妻之。對於這樣的賞賜，晏嬰以不願負今糟糠之妻當年委身相托之情而婉拒了景公。
在晏嬰看來，富貴利祿，雖是人人所愛，但若因追求財富的累積，使人人競逐於利，國欲治實不可為。
正因如此，晏嬰不斷以具體行為向齊景公以及齊國上下昭示“尚儉”的重要性，希望能由他個人出發，進而達到抑止齊國上下奢靡之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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