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週刊
本刊記者/隗延章
武漢封城第三天，方方開始接受《收穫》主編程永新的建議，在微博上寫下“封城記”的文字，很意外的是，她發現她的微博恢復了。
方方因此廣為人知，但大多數人只是知道她是一位作家，寫下了“封城記”，但對於她的往事並不瞭解。事實上，方方作為當年“新寫實主義”作家群中的干將，一直是作家中的實力派，而她近些年又以鬥士的姿態向文壇上諸多暗面說不。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次她在疫情中的表現順理成章，就如她對《中國新聞週刊》所說，“把非常時期的人和事記錄下來，難道不是我們當作家的人應該做的嗎？”
“新作和她的知識分子批判精神一脈相承”
微博上，方方對現實問題勇敢發聲。書齋裡，她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在疫情發生之前，她剛剛發表了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是無等等》。小說的靈感來源於她聽聞的一樁真實事件。小說中，方方將一樁兇殺案和一樁詐騙案交纏在一起，串聯起四個小人物、兩個大人物、兩個警察的命運。小人物意外撞入大人物的生活，陷入一段冤獄，警察介入後小人物被釋放，大人物卻早已利用體制漏洞，詐騙一大筆錢財，遠逃海外。
方方為這部小說取過幾個名字，比如《馬後桃花》和《深不可測》，前者取自詩歌“馬後桃花門前雪，出門爭得不回頭”。有一次，方方去麥積山遊玩，在一座石窟前，見到匾上寫著“是無等等”，當即決定將其作為小說名字。“是無等等”出自《心經》，“是”指“正確的事”，“無”意為“錯的事情”，等等是指“不過如此”。連起來，則是：對錯，得失，都不過如此。
這四字也啟發了方方對小說結構的構想。她將小說分為“是”、“無”、“等等”三部分，從三個視角講述故事。
“是”的部分是最沒用的人馬一鳴的視角，他為陷入冤案的朋友陳亞非奔波，最終自殺。“無”講述了地產商人張照酉和朋友林松坡等人，合謀編織一起詐騙案，怕事情敗露，將妻子殺害，將兇殺案栽贓陳亞非，後逍遙法外。“等等”則是從警察蘇衛和楊高的角度講述破案過程，蘇衛起初急於立功，刑訊逼供陳亞非，險些將案件辦成錯案，後在楊高介入之後，找到真正的兇手。
方方寫作最多的題材，是關於底層生活和知識分子。這類涉及警察、犯罪的題材，在方方的小說中佔比不多，但她也並非沒有積累。 90年代，方方受電視劇《命案十三宗》導演高群書邀請，去石家莊的監獄採訪13個殺人犯。她也寫作過《過程》《埋伏》等涉及罪案的小說。
季亞婭是小說《是無等等》的責編，在她看來，《是無等等》與去年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勞榮枝案”和“操場埋屍案”構成某種文化社會學意義上的互文性，“我想這部作品的氣質其實和她的知識分子批判精神一脈相承。這一次，方方對準的是90年代開始到世紀之交蓬勃生長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市場之惡，很多當下問題的討論起點，都必須回到那個年代。”季亞婭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作家與搬運工
身處疫情中心，方方的痛苦、憤怒、悲傷是具象的。她對於這座城市太熟悉了。最早爆出疫情的華南海鮮市場，她的三哥就住在附近的一個小區，如今那個小區感染人數武漢第一。而疫情中還在舉辦百家宴的“百步亭”，方方曾經在那當過4年的搬運工。
如今，方方已經在武漢生活了63年。她自己、家人、朋友、她小說裡的人物，分佈在這個城市的不同角落。 以往，還能出門的日子，方方走在武漢街頭，腦海裡會閃過自己小說中的人物，“走到漢正街時，我會找李寶莉。過彩虹橋時，會想到何漢晴”。前者是《萬箭穿心》中的人物，後者是《出門尋思》裡的角色。《萬箭穿心》在2012年時被改編成電影，備受讚譽，至今豆瓣評分高達8.6。
雖然方方被當做武漢作家的代表之一，但她並非武漢生人，而是出生於南京。兩歲那年，在水利部下游局做工程師的父親，為了響應國家建設三峽大壩的決策，帶全家溯江而上，從南京遷至武漢。三輪車將他們拉到一個叫劉家廟的宿舍，那裡剛建起十六棟紅色的樓房。
在這十六棟樓房的院子裡，方方完成了最初的文學啟蒙和人格教育。她父親學工科，卻熱愛文學，常給她講《唐人小說》。家中，最大的家規是“不準說謊”。5歲那年，方方撕了哥哥的作業本疊飛機，母親找到她，她撒謊說不是自己做的，被母親嚴厲懲罰，“從此對說謊有了心理障礙”。
方方讀小學時，“文革”來臨。父親這期間過世，兩個哥哥被下放到農村，家庭的重擔壓在她身上。為了養活母親，方方在19歲時去了百步亭的一家運輸合作社當搬運工，每月工資42元。更輕鬆的工作也有，是去工廠做學徒，但月工資只有18元，難以養活家庭。當時，她體重只有80多斤，卻要扛起100多斤的大包。多年之後她回憶，那時領導說的最多的卻是，“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
最難捱時，她對同事說，“如果30歲，我還在這個地方，我就自殺”。在百步亭當搬運工的日子，方方見識的世界，與她童年生活的院子裡，那些知識分子們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次，一位同事跟她說，“今天早上，我老孃在我跟前囉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牆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一邊說，一邊比劃。
另一次，方方去一個同事家，見到房間只有五六平方米，房間裡有一個上下鋪，同事和父親各睡一個。一個紙盒，鋪一塊塑料布，就是飯桌，揭開又是衣箱。方方日後形容見到這一情景，有“驚嚇感”。那時她與同事聊，同事卻態度達觀，常掛在嘴邊上的是“怎麼辦呢？只能這個樣子呀”。
1978年，方方等來恢復高考的消息，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彼時，新的世界已經開啟，舊世界的痕跡卻尚未褪去。方方記得，那時她參加了一個名為“紅楓葉”的文學社，社團裡討論最多的幾個話題是：小說能不能寫愛情、能不能寫悲劇、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暴露陰暗面，以及，文學是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方方開始了自己的寫作。她的一篇小說，因為“調子陰暗”被斃掉了。大四那年，發表了處女作《大篷車上》，之後成為一名稿約不斷的作家。她曾經的百步亭4年的搬運工生涯，成為她寫作時常汲取的養料。她完成於上世紀80年代中旬的作品《風景》，被評論界稱之為“拉開了新寫實主義序幕”，小說中一對夫妻和9個孩子生活在只有13平方米的板棚屋裡，困厄地掙扎與彼此毆鬥，呆板、機械地打發著生活。這一切，像極了方方4年搬運工所見所聞的生活。
知識分子
熟悉方方的人都知道，其實“封城記”並不是這位作家第一次用文字記錄災難。1998年洪災，方方曾去湖北嘉魚縣的堤壩等地採訪。有一次，她到堤壩那一刻，水已高過堤面，全靠堤上壘起的半米沙包擋著江水。災難之後，方方寫作了一篇名為《把這一切都記住》的文章，文中除了表達對解放軍的讚美，著重提到對災難背後人禍的反思，在結尾她寫道，“請無論如何也要記住，這場洪水是大自然給我們人類的一個憤怒的大巴掌”。
只不過，那時，中國還沒有互聯網，方方對洪災的記錄與反思，並未引起廣泛的關注。在大多數人心中，那時她並非一個關注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更多還是一個書齋中的作家，依靠虛構和想象工作。
90年代的作家方方，相比80年代，寫作已經有所轉變，她寫作大量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在她的筆下，知識分子的命運大多沉重、悲哀。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祖父在父親心中》裡，畢業於京師大學堂的祖父，一生“書生一樣活著，勇士一樣死去”。而到了父親這一代，曾經“好穿白色西裝”“勇敢反抗舊式婚姻”，“通曉五國語言”的父親，最終在一場場政治運動中變得戰戰兢兢，懦弱無力。
方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對祖父的瞭解太少，他去世時，我父親自己也才剛剛大學畢業。但我父親則有一堆日記留了下來。他從1942年開始到他死的日記，都保留著。其實像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一樣，他愛國，有正義感，希望生活安靜平和，愛家庭，對政治運動充滿苦惱，為自己所學無處可用感到悲觀。儘管如此，他還是在努力地學習，希望有一天能有用處。‘文革’中，我父親在家，除了讀書就是讀書。他們真是悲哀的兩代人。祖父是遇到戰爭，社會動盪，導致被日寇殺害，而父親更多的是在政治運動中不得安寧。”
由於家庭關係以及自己的見證，方方對於知識分子的觀察充滿真切的細節。對於這個群體，她悲憫、同情又本能地審視。 那些與方方同輩的知識分子們，在她筆下依然處境尷尬，在物慾逼迫下節節敗退：《滄浪之水》中，曾經心懷士大夫理想的池大為，最終選擇向權力投降；《無處遁逃》中，科研工作者嚴航，收入低微、老婆出軌，想要出國改變命運，卻被美大使館拒之門外。
作品之外，方方本人，卻沒有她筆下的知識分子身上那股或窩囊或世故的氣質。她個性直率、行事灑脫。某種程度上，她繼承了祖輩和父輩老派知識分子原初的正直，也從當年搬運工的工友那裡習得了一些樸素直接的處事之風。她沒有知識分子的酸腐和瞻前顧後，更多的像是不諳世故的爽直。
方方上大學時，一場詩會上，方方是唯一在場的大學生。一位老詩人讓她發言，她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大意）”。日後，像這樣的直言不諱，已經成為方方的標籤。畢業之後，方方在湖北電視臺工作。一到開會，領導就跟她說：“現在我們開會了，你就回家吧”。“他們擔心一讓我發言，我就會說他們不想聽的話”。方方日後回憶。
方方對公共事務發聲最初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要從2014年說起。那年5月，彼時身為湖北省作協主席的方方，發微博公開質疑詩人柳忠秧“跑獎”。一年之後，方方又在微博公開質疑某詩人“跑職稱”，矛頭直指湖北省人社廳違規操作，讓不符合晉職規定的“T詩人”順利晉升到文科最高級別職稱正高二級。曾經外界聞所未聞的文壇黑幕，被方方次第揭開，一時間引發軒然大波。
文學編輯季亞婭第一次見到方方，是在《十月》雜誌35週年紀念會上。方方給她的第一印象是：短髮，很精神，嗓門大，“好像是五四青年或者是延安青年穿越到了當代”。她欣賞方方對公共事務的發言，“她是不會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為同路人諱這一套的，就事論事實事求是，很難說她有哪種固定不變的圈子或者派別立場”。
質疑“跑獎”“跑職稱”，和這次寫作“封城記”，讓方方在人們印象中，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越發鮮明。但在接受採訪時，方方卻有意無意的，將自己與“知識分子”和“關心公共事務”的標籤拉開距離。她更願意將自己發聲的原因，歸因於樸素的良知和正義感
，“我根本不是一個關注公共事務的人。但我會關注民生和世道，關注個人的生活。”方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0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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