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缤纷的过程，既有金戈铁马的辉煌也有浅吟低唱的婉转。在盛唐时期，无数的诗人留下了如群星一般璀璨的诗篇。在当时许多大诗人的作品中都出现了“五陵少年”这个特殊的意象。李白在《少年行》中有：“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年少”实际就是“五陵少年”的倒装，这个名词最早始于汉代，是西汉中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指的是因为国家的政策要求，从其他地区迁居到五个特定陵县的少年。这群少年在西汉的社会中特立独行，对抗官府，既有快意恩仇的侠客，也有横行霸道的纨绔，甚至还有为祸一方的盗匪。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对于后世有很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到了数百年后，他们的事迹依旧在诗人的作品中加以流传。其具体为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浅谈汉代的陵县与五陵少年
谈到五陵少年，就必须要了解陵县的概念。所谓“五陵”指的就是西汉时期在汉高祖、惠帝、景帝、武帝、昭帝等五位皇帝陵墓周围设置的五座县邑。西汉时期，每一位皇帝和一些特殊的大贵族死后，国家会在他们的陵墓周围设置特殊的县城，迁徙部分百姓到此居住。这些百姓需要负责陵墓周围树木的管理，四时的供奉，以及防备盗贼等工作。这种县邑当时被称为“陵县”，规模大小不等，有一些因为人口较少所以在《汉书·地理志》中都没有留下具体的户口数。比如：
汉高祖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
汉惠帝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
汉景帝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
汉武帝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
汉昭帝平陵。昭帝置。莽曰广利。
汉高祖长陵
这些陵县一般都设置在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辖区内。但与其他的县邑不同，它们并不归属地方官管理，而是属于中央诸卿之首的奉常（太常）管理。据《汉书》记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由于西汉皇帝的权力不断上升，这些陵县的地位也不断在上升，中央一般会选拔精明干练的官吏来负责当地的政务。到了汉武帝登基，函谷关以东的地方豪强开始有坐大的趋势。这些豪强掌握了大量的金钱和人众，在当地的民间渐成势力，挑战当地的治安和行政秩序。武帝为了根除这些地方势力，直接用了主父偃所上“快刀斩乱麻”式的政策，将关东所有的豪强举家迁移到位于三辅的陵县居住。据《汉书》记载：
“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
自此之后就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西汉徙陵政策，这种政策很明显是为了抑制豪桀大族的发展。在武帝前期，中央也曾经下达过招募百姓前往陵县居住的诏令，武帝建元元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这是一则带有鼓励性质的诏令，每户居民自愿迁徙可以获得金钱和土地的赏赐，不过之后的豪强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但是，由于这些豪强可以携带自己的财物前往陵县，这就使得很多人到了陵县之后依旧可以享受非常优质的生活。所以，这些山东豪强就逐渐演化为陵县大户，之后他们的子弟也就开始被称为“五陵少年”。
“五陵少年”在汉代的内涵非常复杂。从政治上讲，五陵少年是政府管理地方之中的不安定因素，经常破坏朝廷的法令。比如“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王温舒，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从经济上讲，五陵少年有许多的纨绔子弟，凭借家中的财富走狗斗鸡，不务正业。比如：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时有功赐爵关内侯，自沛徙长陵，传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相识。”
汉宣帝像
历史上有名的邛成太后王氏的父亲在迁徙到长陵后就喜好斗鸡走狗，也因此结识了还在民间的汉宣帝刘病已，促成了之后的王氏入宫。不过，五陵少年中也有为人行侠仗义的勇武之辈，“硃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此外也有秉持家族内部的高尚节操，盛名称于天下的优秀代表。“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伦少介然有义行”。当然，还有最恶劣的一部分就是为祸乡里，鱼肉百姓的五陵恶少。比如东汉时期的外戚平陵窦氏家族，“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子孙纵诞，多不法。交通轻薄，属托郡县，干乱政事”。这就完全是一副纨绔恶少的嘴脸，国家后期也依法进行了打击与处理。综合来看，五陵少年集团的性格比较突出，大多比较重视气节，崇尚侠义。《汉书》中也有：“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为西汉时期的徙陵政策而聚集到了一起，在之后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地方力量，盘根错节。
汉代为何会形成五陵少年集团
第一，政治上要削弱关东地区的原六国势力和新兴豪强。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剪除了各地的异姓王，实际上也是为了削弱当地的旧六国力量。比如韩王信的韩国势力，赵王张敖代表的赵国贵族势力等，这些力量虽然不入庙堂但却可以通过文化和社会两个维度影响民心。甚至到了刘姓诸侯国统治时期，他们依然可以在民间汲取养分、施加影响。以至于汉武帝时期曾专门下诏：“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这封诏令是直接下达给负责管理关隘的都尉，让他们加紧对于往来豪杰的审查。这说明，到了汉武帝时的豪杰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必须以国家政策的力量加以控制。这封诏书也可以视为西汉徙陵政策的前奏，在此之后不久，针对地方豪强的徙陵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将关东豪杰集团迁徙到京畿地区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管理，而且将其赖以坐大的地方力量来源彻底剪断。自此之后，这些豪强之家只能衍生出“五陵少年”这类纨绔子弟、乡里恶少，派遣一个干练果敢的地方官就可以轻易镇压，再也无法构成对于皇朝的威胁。在汉代，国家的力量是以京都为中心，呈同心圆状态向外部发散的。越靠近京畿地区，国家的力量越强大，影响力也越明显。所以，五陵少年集团只能是仰仗着祖辈积累下的财富度日，不会萌生出更多的非分之想。国家事实上也乐见五陵少年集团的出现，因为让这些纨绔子弟斗鸡走狗、徘徊街市，总好过放任其在东方做大，危及政权。
汉代的奢侈玩具——错金银铜骰子
第二，崇尚财富与奢侈之风盛行。西汉自宣帝之后，国家中上层的奢侈之风逐渐兴盛，成帝时期：“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正所谓上行下效，国家的统治阶层崇尚奢靡，民间的富户也极尽所能地享受自己的财富，自然就会涌现出大量的纨绔子弟。而且，正如笔者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所介绍的，西汉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衰落期，西汉的全部国家成果都被王莽完全篡夺。所以，这些五陵少年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直到王莽的币制改革使得国家经济崩溃，五陵少年的好日子才划上了休止符。这些富家子弟有些投入到了地方军阀的阵营中，甚至有人直接起兵反抗王莽，成为了两汉交替时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游侠文化在汉代极有市场
第三，游侠文化对于少年的影响。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五陵少年的先祖都是东方六国区域内的豪强，所受的文化底蕴各有不同。但是，这些热血少年却大多都被当时风行于全国的游侠文化所感染，重义轻生，恩仇必报。五陵少年的性格底色中本身就有这部分的因素存在，再加上西汉有名的剧孟、朱家、郭解等游侠的事迹流传。快意恩仇，仗义任侠就成为了五陵少年群体的特征，虽然他们达不到游侠的标准，可是其经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五陵少年集团对于后世的影响
由于五陵少年是一种社会群体，不涉及到国家的政治斗争，所以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崛起，很多西汉时期的五陵少年之家都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比如京兆韦氏，其先祖为西汉丞相韦贤，举家迁徙到平陵附近，其子弟就是五陵少年中的一员。到了唐代时期，韦氏一共出了数十位宰相，显赫一时。另一大族京兆杜氏，其先祖是西汉酷吏杜周，武帝时期迁居茂陵。《汉书》记载：“两子夹河为郡守，家訾累巨万矣。”杜氏后人就凭借着祖辈的福荫不断发展，到了唐代人才辈出，杜如晦就是当中的代表。韦氏和杜氏在当时合称“韦杜”，民间有“城南韦杜，离天尺五”的说法，以凸显其家世显赫，闻达一时。这足以看出，五陵年少集团到了唐代依旧是富家子弟的代名词，唐诗之中的章句也开始多了起来。
五陵少年最终发展为世家大族的一员
综上所述，五陵年少集团由于西汉时期的徙陵政策而出现。原本的关东豪杰被迁徙到京畿地区，其子弟纵横乡里，有仗义任侠的英才也有为祸一方的恶少。这一集团主要活动于民间，行为屡屡与国家法令造成冲突，是国家统治力量的离心因素。但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国家纷乱时期将家族很好地延续了下来，并且成为了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到了唐代时期这些群体依旧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有重要的作用，“五陵少年”也成为了唐诗中的经典意象，为后人所传唱。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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