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詩人薛濤生於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卒於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薛濤字宏度，本長安良家女，父勳，因官寓蜀而卒。家貧淪落為官中樂妓。貞元五年（公元789年），薛濤因事被罰赴邊城松洲，獻《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獲釋。歸成都後，脫離樂籍，居浣花溪。濤知音律，工詩詞，與詩人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杜牧等都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有“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裡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的稱譽。薛濤在晚唐詩壇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下面將薛濤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逐一分析她的情感及其變化。
父卒之前
相傳薛濤八、九歲時，一日，其父薛勳指井邊梧桐而吟：“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濤應聲而續：“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對於幼女如此智慧識聲律而敏於文思，薛勳竟愀然久之，似乎預知她將要淪落風塵，以色藝事人。我們說。薛濤淪入樂籍，是時代和她家庭遭際使然，她的不幸值得同情，並使我們詛咒那個時代。當然，這些對於尚處於幼年的薛濤是不可能懂得的，她所知道的也許只是她信口所吟的“枝迎”兩句，是承“聳幹”而來的細緻展開，且聲韻諧協，有出離童稚的圓潤。有一種思想細密，音韻和諧，用語朗麗的細膩和清越。她也許還在期待父親會像往常一樣誇自己具有音律感，詩感，誇自己是一個“小才女”。
這段時光應該是薛濤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此時的薛濤應該說是一個思想很單純但又情感豐富，極富詩才的一個“小才女”。
家貧淪落為官中樂妓
“生來是個女性，命運已給她最大的不幸。如果沒有知識，渾渾噩噩像牛馬般過一世，倒也令人省事。最不幸的是去吃了“智果”，從模糊中醒過來，認識了自己也是一個人。”薛濤不僅清醒的認識自己是個人，應有做人的尊嚴，而且她心性極高，即使淪入樂籍，避免不了侑酒賦詩，為男性士大夫助興，也極力追求一種獨立人格，能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玉立於男性世界。在她的許多詩中，託物言志，體現她追求清俊高潔的情感特徵。
如《酬人雨後玩竹》：“南天春雨後，那鑑雪霜姿。眾類亦云茂，虛心能自持。多留晉賢罪，早伴舜妃悲。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此詩描繪了竹子虛心勁節的奇姿，寄託自己不同凡俗的情志和品格。春雨過後，竹子更加青翠茂盛，惹人憐愛，但許多人卻未見其在嚴冬傲霜鬥雪堅忍不拔的氣概。對於眾人的評議，它並不在意，只是淡然處之，仍舊保持著天真的本性，虛心自持。讓女詩人更欽佩的是：與竹相伴的是竹林七賢之類的君子賢士、君山二妃之類的忠貞深情女子。自己雖曾沒入樂籍，與自己相交的雖也有不堪之人，但多是慕詩名而來，以詩受之於人，亦不乏良友。竹伴高賢，我亦結良友，不是很相似嗎？挺拔清秀，勁節向上，不畏霜雪，傲立世間的竹，不正是宏度孤芳清拔、堅貞不墜品性的寫照嗎？
作為樂伎，其生活環境對薛濤這樣一位潔身自好，清俊高潔的女子來說，有著難言的痛楚。己欲高潔，而世人總是以有色眼光打量，甚至還有誹謗。然而，她並沒有因此沉淪下去，而是以才女的身份周旋於“才子”陣中，在痛苦中掙扎。當然，對於這種生活，她不免有些怨恨。在詩中，詩人反覆表達這種情感，尤以在《柳絮詠》中表現得最為強烈。詩云“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盪惹人衣。他家本是無情物，一向南飛又北飛。”詩人以柳絮自喻，明言她對於所處環境的悲憤。歷來人們以水性楊花來形容女性作風輕浮，不忠貞，更何況一樂伎，在世人眼中地位更低。“輕復微”的柳絮，只能隨風而東西，命運始終操在人手，自己不能控制。對於渴望自由，人格獨立的詩人來說，雖有才能但仍擺脫不了受制於人的命運。薛濤在這類詩中，多以自然物的高潔品質來喻自己所追求的獨立人格，清俊脫俗的氣質。詩歌格調高雅，詞句清麗，襟懷廣闊，超凡脫俗，得到當時及後世人的稱美，所以晚唐張為的《詩人主客圖》將其列為“清奇雅正”類。
“在士大夫大力提倡封建禮教、控制婦女思想，扼殺婦女才能的宋代，她並沒有被馴服。她不僅掌握了廣博的文化知識，而且敢於干預閨房以外的事情。”這句話是用來推崇我國文學史上傑出的女詞人李清照的。然而身處晚唐的薛濤在此方面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薛濤跟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一樣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奮鬥目標。薛濤之所以獲得士大夫（女校書）的美稱，不僅因為她多才多藝，更主要的是她有像士大夫那樣熱切關注現實，憂國憂民的情懷。
如被韋皋罰至松洲時寫的《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二首》，“有諷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再如唐憲宗時番王劉闢在蜀叛亂，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的薛濤十分憤慨，唐將高崇文討平叛亂，她熱情激昂地寫下了一首賀詩《賊平後上高丞相》：“始信大威能照日，由來日月借生光。”讚頌了唐將高崇文功德無量，日月皆要借其生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在成都府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其右。其部落眾寡，饋軍遠邇，曲折鹹具，乃招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詩人在那一年秋就寫下了氣勢雄渾，“直高中唐一格”的《籌邊樓》：“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十四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城外見邊頭。”告誡諸將不要急功近利，貪圖邊功。這哪是青樓女子之口吻，簡直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令人歎服！
男女相識到相知，相知又到相戀，皆緣於一個“情”字。有情才相知，有情才相念。於是有才華，多情的佳麗們，藉手中筆，盡情抒發深戀之情。
薛濤更不例外，亦是堅定執著地追求相濡以沫的純潔愛情。她幻想自己有個好情侶，終朝相伴，雙雙生活在幸福中，享受夫妻的恩愛。但是，俊傑們欣賞薛濤的才華雖然有的也愛慕薛濤，但不願與她結為夫妻。很顯然，有一條鴻溝橫在他們中間，那就是身份的懸殊。
真正的愛情生活是幸福的，當薛濤面對鏡中月，水中花般而無力爭取的愛情生活時，只能品位出一個“苦”字。現存作品中有四首《春望詞》透漏了她追求愛情的崇高的道德標準以及她冰清玉潔，情摯意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同時也是對灰飛煙滅的愛憐生活發出的陣陣哀嘆。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愁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攬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
風光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著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作者在第一首中把一個少女的心理活動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來。春光明媚的日子裡，一個美麗的姑娘帶著淡淡的愁思姍姍而來，來到滿園春色的花叢中，不看則已，一看那嬌嫩欲滴的花朵，便觸動了心靈深度的幽思，她頓生怨恨之心。她恨那意中人為何不與她一同欣賞這春之花。正所謂：“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觸景生情，她自然會怨恨那不與她共同“喜怒哀樂”的意中人。
本來，春天的鳥兒婉轉於樹梢頭，那美妙的歌聲，悅耳動聽，令人心情舒暢。可在女主人公的聽覺神經上留下的卻是“復哀吟”的顫音。一個“哀”字，寫出了她百轉回腸的複雜思想感情。她感到惆悵和寂寞，怨憤之情便油然而生。因而少女聽到的嚶嚶鳥聲也覺得哀婉悽苦。
薛濤的追求落空了，她用自己的筆表達出自己所思念，所敬仰的意中人不知身在何方，而產生的悽苦煩悶的心境。她成天接待來自四面八方的墨客，送往迎來，眼看自己昭華已盡，卻“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找不到一份真正屬於自己的感情歸宿，每當清晨梳妝時，她常常對鏡垂淚，她的內心世界是何等的痛苦和寂寞。
一切景語皆情語，薛濤在《柳絮》中也表達了自己的情思和哀怨：“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盪惹人衣。他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有北飛。”作者在詩中表達了自己的悲慘的身世，作為歌妓，她生活就是“一任南飛又北飛”，而沒有普通封建女性所有的安定生活。此中，她內心渴望天倫之樂而不可得的哀痛是一目瞭然的。
薛濤在這一時期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已不再象幼時那樣“單純”和“無知”，她有著雖為生活所迫淪為樂妓的苦楚，但卻有著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懷。濤雖身為女兒身，卻也有著位卑不忘天下事，憂國憂民的情感，另外薛濤在這一時期也追求自由美好的愛情等等。這一時期在薛濤一生中是最重要，然而卻帶著幾分淒涼的意味。
脫離樂籍，居浣花溪後
薛濤被罰松洲回來之後，雖脫去了樂籍，但這是以隨叫隨到為條件的。雖說有了一定的自由，最終仍是擺脫不了與男性周旋，也擺脫不了世人的有了眼光。故而她在《蟬》一詩中又抒發自己本性高潔的情志，傲兀不群的節操。詩云：“露滌音清遠，風吹故葉齊。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前兩句以蟬高潔的生活本性，表達自己孤芳自賞，不同流俗的性，第三句是她拋頭露面、酬答唱和，周旋於男性世界的形象物化。一個“似”字，表明這只是表象，內質則是“各在一枝棲”。
薛濤被赦回成都後，便擺脫了樂籍。但她並沒有像一般“從良”女妓那樣，“充人後棟”、為人妻婦，隨隨變變找個生活上的靠山，而是“退隱於西郊浣花溪，鍾琵琶花滿門”。開始了持續一生，獨立不倚，“合規範”的韌性抗爭生涯。這中置弱女子獨立生活的艱難與不顧，為了堅持做人的節操，而寧願一人“琵琶花下閉門居”，瀰漫一派濃濃的山林隱士涵養高操潔質的況味。
早在青年時期，她就感到自己不是塵世的女子，“長裾本是上清儀，曾逐群仙把玉芝”（《試新服裁製初成》三首），暮年，終於在經受人世患難之後，迴歸道門。這是她為自己選擇的歸宿，也是命運的必然結局。樂妓加女冠，這幾乎是中國封建女性中最不幸的一生。薛濤偷吃了智果，又品嚐了禁果，她走了一條與封建社會中普通婦女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失去了女子應該得到的東西，卻獲得了一般女子難以獲得的價值；她失去了人生寶貴的愛情，卻獲得了男子也難以獲得的才名。貞節坊前、名教簿上也許不會有她的名字，中國詩史上卻因此產生了又一位卓越的女詩人。這是她的不幸，又是她的大幸！
當然，時已進入晚年的女詩人也許並沒有想這麼多，她也許只是依然保持著自己本性高潔的情志，也許還在憧憬著什麼，女詩人留給我們太多的想象的空間。
薛濤活到六十二歲，死後當時川西節度使段文昌為其題寫墓名：“西川女校書薛濤宏度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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