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商鞅变法是任何一个时代谈起改革都不会放过的话题，同样不会过时的话题。秦国的商鞅变法不是孤零零地存在于战国时期，类似的这种变法各国大大小小均有发生，绝大部分是与商鞅同为法家学派的，但是为何唯有商鞅成功，在秦国的变法中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农战论出现的基础

商鞅变法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是富国强兵，意味着其一切思想都围绕着如何实现富国强兵而开展；封建农业社会，富国必须重农，强兵必须重战，可以说农战论是商鞅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基本内容。而农战论出现及成功实践有三大基础：历史观，人性论和价值观。

应时的历史观：商鞅的历史观在整个先秦思想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备受历来史学界的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商鞅的历史观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是属于先进的。商鞅将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总结说道：“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大致意思是，远古时代的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的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的人们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僚。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他将三世更替的原因总结为“乱”，即“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

自利的人性论：商鞅对人的本质及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判断和思考，得出“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观点。言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这与性本恶论和性本善论不同，但细究起来还是更加接近性本恶论，不过商鞅并不认为自利逐利是性本恶的意思，这是介于善与恶的中间观点。同时他指出获利方式是存在善恶的。儒家诸位圣人认为人性是不能更改的，但商鞅认为人性可以被随意捏造，而这需要利用人性中的“自利”。这样就能像捏造一个未成形的陶胚，随意塑造成任意器具。

实用的价值观：商鞅的价值观十分讲究实效性和实用性，若是价值不能在现实世界落实，那么这个价值就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摒弃和扼杀。商鞅主张单一的价值观，只讲国君之利，而否定其他价值的存在，他这种观念的确会让国君手握大权、令国家按着国君设想方向前进，但这也会让整个社会陷入

总而言之，这三大基础都有着缺陷和时代局限，却还是为农战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秦国富强开启了新大门。

农战论的动机

关于商鞅提出农战论的动机，晚清至新中国的历史学者陈启天在《商鞅评传》一书中有着大篇幅论述，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还有部分学者将其动机大概归纳为“农战有利于富国强兵”，这也是可以的。下面我们具体详细讲几个原因，首先，尚力时代。战国是列国竞争、以力相尚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战国两百余年的时间，爆发的军事冲突达到两百三十多次，几乎是年年有战争，“诸侯相伐，兵革满道，国有相攻之怒，将有相胜之志，夫有相杀之气”。这事不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能更改的，有着莫大影响力的先秦诸子主张偃兵非攻，完全没什么效果。因而，商鞅认为战争事实既然改变不了，不如大力参与。

其次，农战利于国家。农战有利于国家，可以促使国家力量不断增强。商鞅大力推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的政策，有利于打击所有除君主外的力量，要分散及弱民，士大夫家族也不例外，商鞅想官僚、士人和民众地位齐平，只有君主高高在上，拥有绝对化的权力与地位，这样可以让国家攥紧拳头办事，不至于分散太多力量。农战既可满足百姓的个人私利，还能扩大国家赋税、增强国家实力，实现国家公利。农战兼顾着公私，但公所得到之利大于私，国家肯定是占利远大于民众的。

最后，借农战使民朴壹易治。商鞅曰：“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他眼里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核心标准在于社会是否有序。表面上“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是民众利益得到很好保护，实际上这事是建立在残酷的高压统治之下的。农战可以让整个秦国只有“两种”职业和工作，农民和士兵，这样就达到了“民朴壹易治”——商鞅理想社会的目的，民众被驯养，只能俯首听命。《商君书·农战》：“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不易使也。”农民是军队的主要来源，而农民朴愚可以让秦兵达到“是以三军之士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虎狼效果。

重农措施

商鞅指出：“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按兵”意为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商鞅是认为农、战二者皆不可偏废，必须兼顾。农业社会，强国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就在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为战争提供士兵，因此商鞅强调“农先于战”，战又是农的直接目标；因此，商鞅重农是以战胜敌人为目标的。商鞅的重农措施主要记载在《商君书·垦令》，共列出二十条措施，可划分为经济和政治两大类。

贵农贱商

这一措施的核心观点在于“不从农者无以食”。民众趋利避害，因而只有使农民唯有在农业生产中才能获得名利，才能驱使他们一心相农。“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军队以战功获得爵位提升社会地位和增加土地妻妾，农民通过纳粟来获得爵位，即“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这种爵位的获取难度颇大，不是寻常百姓能得到的，并且这还是得在灾荒及国家缺粮时，才能纳粟千石获爵。虽有着入粟拜爵的说法，但实际中还是坚持爵位从战争中出。

官府会在赋税和粮食价格方面给予让利农民，而商贾则会在强制增加其经营成本、借此弥补在农民那少收取的税额，“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当然这主要针对的是私商，而不是官商。商鞅提出

改进吏制，以防蠹农

商鞅除了重视经济方面的农业外，政治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为符合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商鞅在行政方面的推行改革，通过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设置统一机构来达到利民目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方面，商鞅提出要：“无宿治。”不能让政务过夜，也就是禁止拖延公务和积压公事。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官吏疲于处理公务，无暇从农民身上压榨利益，农民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思从事生产。此外，商鞅裁减官吏数量，他认为“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官员减少国家所需要支出的钱粮也会减少，百姓所需缴纳的赋税也会减少，这会让农民对农业生产有更高的热情。

设置统一官府机构

强制“纠正”风气

商鞅对秦国农民可以说相当的严格，他刚入秦就意识到秦国的社会风气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民贵学问，又贱农”、“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意不壹而气淫”等。商鞅认为这样的社会风气令民众意志不能够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不利于农战地实现。为了让农民“安心、静心及愚心地集中精力、体力于农耕”，统一价值观和纠正社会风气，商鞅采取并实行了两种方法：第一，打击消除社会上影响农民心智、使农民产生异心和懒心的五种人，褊急之民、狠刚之民﹑怠惰之民﹑费资之民﹑巧谀恶心之民。商鞅对他们采取“重刑连其罪”的作法，力求达到他们“不生于境内”的地步（这样一来，让秦国国内各种人才大量缺失，后患无穷）；

此外，更过的是商鞅甚至要求统治阶层的“国之大臣诸大夫”认同农业，不要追求知识和到处闲逛，即“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这些权贵大臣以身作则这样做，才会让农民安安心心从事农业，说到底还是“愚民”政策。

结语

农战论的确对秦国的富国强兵提供了莫大的助力，其重农措施直接促使秦国富裕和军队强大，各种资源的稀缺问题被“抛掷脑后”，让秦国爆发出超越自身和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前文多次提到商鞅在愚民，事实的确如此；常理而言，商鞅的重农政策当是有利于民，然而事实结果并非如此，商鞅的将使秦国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作为最高价值，农民不过是“刍狗”“工具”，重农不过是实现战争天平倒向自己的手段。甚至商鞅还认为，民众富强不等于国家富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他为了让民众充满斗志和活力，不惜让民众陷入贫困之中，人为干预不给他们好生活。

商鞅的农战论的实践中，出现了众多矛盾；商鞅重农，却反对富农；虽主张农战并举，却强调战的作用。商鞅是先秦诸子当中提出“事本禁末”的第一人。可以说，商鞅的做法很“法家”，开心了秦国君主，害惨了秦国民众。

参考文献：《史记》《商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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