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湖與山——明初以來巢湖北岸的聚落與空間》第二章
進入商周以來，巢湖地區的聚落繼續發展，周邊遺址（3.0~2.8kaBP）增加到114處，商周末期，聚落數量又大大減少，僅為60處，在數量變動的同時，聚落的豎向分佈也產生明顯差異。和新石器中晚期相比，商周聚落雖然大多數仍分佈於10m等高線以上，但有從高海拔向低海拔地區轉移的跡象，到了漢代，聚落遺址於50-100m地區為7處，有12處聚落分佈於海拔5-10m之間，證明此一階段，巢湖已從一萬年以前的最大面積縮小了很多。《尚書》載：“成湯放桀於南巢”。這一時期的巢湖流域，是夏代的南疆，其後又稱為“居巢”。
在江淮地區先秦時期諸多地名之中，居巢是並不經常見到，但卻非常重要的小國。它地處吳楚交界地帶，春秋以來，一直是雙方爭奪的焦點。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昭公五年：“楚子伐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後昭公二十三年，吳“於此年伐楚”，“次年滅巢”，再過八年，即定公二年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居巢（或“巢”），是吳楚拉鋸戰的中心，亦處於吳楚之交界線是顯然的。但春秋之居巢所在的位置以及它和明清巢湖的關係，歷來卻有不同的觀點。譚其驤先生在《鄂君啟節再論》文中，曾認為先秦之巢與居巢是淮北和淮南多地都存在的地名，而秦漢之居巢縣只是先秦多處居巢的一處。黃盛璋先生認為，“不論《左傳》之巢或《史記》之居巢都是統一的，它們都是在一個地方，和本銘（指鄂君啟節之銘文）之居巢也在一個地方”。這兩種觀點所指向的秦漢居巢縣治的具體位置也並不相同。
先秦是否存在多個居巢暫且不論，但秦漢之際，正如譚、黃二先生所主張，江淮間的居巢僅存一個是可以確定的。雖然“在三國時因淪為魏吳間戰場而荒廢”，但秦漢至漢末三國之間，居巢縣並未有遷移的記載，兩漢之居巢顯然與《三國志》中記載的居巢縣具有承傳關係。實際上，我們通過比較《三國志》中的有關居巢縣的記載，可以大略發現這一時期居巢縣，應是具有以下特徵的城市：
圖：居巢縣的物質文明——北山頭一號墓出土A型玉卮
資料來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漢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圖六一
首先，漢末三國之居巢縣應是在巢湖岸邊的城市，且地處河流進入或流出的交通節點。《三國志·魏志》載:“（青龍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這裡的居巢湖口，顯然表明居巢是和巢湖聯繫在一起的城市或區域。《三國志》又載：“霸為都亭侯……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又說，“二十一年冬，曹公次於居巢，遂攻濡須。”前一條材料說明臧霸進攻孫權的路線，是先穿過巢湖，再進攻居巢縣，後一條史料則說明從居巢縣可以通過水路——即出湖的濡須河進攻孫吳重鎮濡須口。顯然居巢縣是位於秦漢時巢湖出湖口的城市。它和上述幾個地點之間的關係，自西向東應分別為合肥縣、巢湖、居巢縣，最後到達孫權掌控的濡須口。居巢扼守巢湖的東湖口，和巢湖的相對位置和明清巢縣（即今巢湖市）是比較接近的。
其次，居巢縣是個人口和規模存在變化的城市，且具有強烈的軍事性。前文已引述春秋時期吳楚在居巢的軍事活動，這座江淮之間的小城市，兩漢之間人口估計不多。《三國志·吳書》，“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周瑜“以……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依《後漢書·百官志》：“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說明秦漢時期居巢的人口級別應該在萬戶以下。這座更多具有軍事性，而非生產性或商業性的城市，在吳魏戰爭時期曾有大量駐兵的記錄，如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夏侯淳“從徵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又過兩年（209年），“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直到234年，“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才顯示孫權第一次佔據居巢。從曹魏佔據居巢，並以此為據點窺視濡須和東吳的時間長達27年。按曹魏時期軍隊的編制，大致按部，曲，屯，隊，什，伍六級劃分，一軍大約在五千人上下。假定以公元207年的駐紮人口總人數為參考，當時“二十六軍”應駐紮十三萬人左右。這顯然不是一座萬戶的小縣可以容納的。居巢城可能會在穩定駐軍的基礎上進行軍事化的擴建或增建，或在周邊地區沿軍事駐紮方向建立更多的堡壘和據點。否則就無法滿足長期駐守及防禦的需要。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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