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湖与山——明初以来巢湖北岸的聚落与空间》第二章
进入商周以来，巢湖地区的聚落继续发展，周边遗址（3.0~2.8kaBP）增加到114处，商周末期，聚落数量又大大减少，仅为60处，在数量变动的同时，聚落的竖向分布也产生明显差异。和新石器中晚期相比，商周聚落虽然大多数仍分布于10m等高线以上，但有从高海拔向低海拔地区转移的迹象，到了汉代，聚落遗址于50-100m地区为7处，有12处聚落分布于海拔5-10m之间，证明此一阶段，巢湖已从一万年以前的最大面积缩小了很多。《尚书》载：“成汤放桀于南巢”。这一时期的巢湖流域，是夏代的南疆，其后又称为“居巢”。
在江淮地区先秦时期诸多地名之中，居巢是并不经常见到，但却非常重要的小国。它地处吴楚交界地带，春秋以来，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围巢”，昭公五年：“楚子伐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后昭公二十三年，吴“于此年伐楚”，“次年灭巢”，再过八年，即定公二年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居巢（或“巢”），是吴楚拉锯战的中心，亦处于吴楚之交界线是显然的。但春秋之居巢所在的位置以及它和明清巢湖的关系，历来却有不同的观点。谭其骧先生在《鄂君启节再论》文中，曾认为先秦之巢与居巢是淮北和淮南多地都存在的地名，而秦汉之居巢县只是先秦多处居巢的一处。黄盛璋先生认为，“不论《左传》之巢或《史记》之居巢都是统一的，它们都是在一个地方，和本铭（指鄂君启节之铭文）之居巢也在一个地方”。这两种观点所指向的秦汉居巢县治的具体位置也并不相同。
先秦是否存在多个居巢暂且不论，但秦汉之际，正如谭、黄二先生所主张，江淮间的居巢仅存一个是可以确定的。虽然“在三国时因沦为魏吴间战场而荒废”，但秦汉至汉末三国之间，居巢县并未有迁移的记载，两汉之居巢显然与《三国志》中记载的居巢县具有承传关系。实际上，我们通过比较《三国志》中的有关居巢县的记载，可以大略发现这一时期居巢县，应是具有以下特征的城市：
图：居巢县的物质文明——北山头一号墓出土A型玉卮
资料来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图六一
首先，汉末三国之居巢县应是在巢湖岸边的城市，且地处河流进入或流出的交通节点。《三国志·魏志》载:“（青龙二年）五月，太白昼见。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这里的居巢湖口，显然表明居巢是和巢湖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或区域。《三国志》又载：“霸为都亭侯……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又说，“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前一条材料说明臧霸进攻孙权的路线，是先穿过巢湖，再进攻居巢县，后一条史料则说明从居巢县可以通过水路——即出湖的濡须河进攻孙吴重镇濡须口。显然居巢县是位于秦汉时巢湖出湖口的城市。它和上述几个地点之间的关系，自西向东应分别为合肥县、巢湖、居巢县，最后到达孙权掌控的濡须口。居巢扼守巢湖的东湖口，和巢湖的相对位置和明清巢县（即今巢湖市）是比较接近的。
其次，居巢县是个人口和规模存在变化的城市，且具有强烈的军事性。前文已引述春秋时期吴楚在居巢的军事活动，这座江淮之间的小城市，两汉之间人口估计不多。《三国志·吴书》，“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周瑜“以……无锡人颜连为居巢长”，依《后汉书·百官志》：“ 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国，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说明秦汉时期居巢的人口级别应该在万户以下。这座更多具有军事性，而非生产性或商业性的城市，在吴魏战争时期曾有大量驻兵的记录，如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夏侯淳“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又过两年（209年），“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直到234年，“权果召然入居巢，进攻合肥。”才显示孙权第一次占据居巢。从曹魏占据居巢，并以此为据点窥视濡须和东吴的时间长达27年。按曹魏时期军队的编制，大致按部，曲，屯，队，什，伍六级划分，一军大约在五千人上下。假定以公元207年的驻扎人口总人数为参考，当时“二十六军”应驻扎十三万人左右。这显然不是一座万户的小县可以容纳的。居巢城可能会在稳定驻军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化的扩建或增建，或在周边地区沿军事驻扎方向建立更多的堡垒和据点。否则就无法满足长期驻守及防御的需要。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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