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先生曾經在《唐詩雜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幾乎每個朝代的末葉都有迴向賈島的趨勢”“宋末的四靈，明末的鐘譚，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
【簡單註解一下：宋末的四靈，全稱“永嘉四靈”，指的是當時永嘉地區的四位詩人，他們的字號中都有一“靈”字故名。即徐照（字靈暉）、徐璣（號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號靈秀）；明末的竟陵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二人為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而得名；清末的同光派，名為“同光”，實際上詩歌活動在光緒中葉以及降，是光緒、宣統乃至民國時期活動的宋詩派。代表人物有鄭孝胥、陳衍等。】
【更準確的說，這種“迴歸賈島的傾向”中也包括與賈島同時期的詩人姚合，為簡要處理，本篇給姚合的戲份會比較少。】
賈島所寫的詩從內容上看無非是以山水為主要對象，從風格上看又是刻意追求一種“幽僻清奇”的。那麼，賈島究竟有什麼樣的魔力，每個朝代的末葉的詩人都選擇賈島為模仿的對象呢？（有一說一，賈島也有少量寫得比較
真切平易的作品，也有關注現實的作品，但不是以後末世詩人學習的重點，不討論。）
唐朝從安史之亂就己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敗，中晚唐的政局更為嚴峻：藩鎮割據，中央與地方之間爭鬥不斷；宦官專權，朝臣的任用甚至皇帝的廢立都被宦官操控；朋黨之爭，以牛李黨爭為代表的朝臣之間的派系鬥爭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的內耗。在這樣的情況下，文人想要效忠皇帝，並不可靠；為藩鎮出力，顯得不倫不類；如若捲入黨爭，前途就更看不到光明，甚至不小心就丟掉性命。當然，尤其在晚唐，科考環境也十分不好。文人的處境很是尷尬，想通過個人努力建功立業、出人頭地是很困難的。
正如在詩歌形式上，賈島選擇的是五律，五律與五言八韻形式的科舉考試形式相近。（前面的文章提到過，唐代科舉考試進士科考作詩，題目和形式都是有規定的，因此出彩的作品正是“帶著鐐銬跳舞”。）作五律相當於練手，有一定的功利目的。賈島曾經做過和尚，而後還俗，可見用世之心，只是局勢所限，即便有韓愈的推薦，賈島的應試之路依然走得艱難，終身未及第。
因此，詩人把目光轉向了山水 ，轉向了個人內心的感受。
一方面通過對自然山水的流連，將自己的思想境界遠遠地拋離世俗世界，指向一種玄遠的境界，以期獲得精神的解脫；另一方面，現實中的各種糾結又是非常深刻不能忘記的，即使面對賞心悅目的自然風景，詩中也總會帶有抑制不住的感傷，因此借山水抒懷，所抒之懷又有些負面的情緒。
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在賈島本人所處的朝代末葉，即晚唐，賈島就是很受歡迎的。
正如聞一多在其《唐詩雜論》中說，賈島確乎是引領了一代詩風的：
我們簡直無法想像他給與當時人的，是如何深刻的一個刺激。不，不是刺激，是一種酣暢的滿足。初唐的華貴，盛唐的壯麗，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膩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種幻滅感。他們需要一點清涼，甚至一點酸澀來換換口味。在多年的熱情與感傷中，他們的感情也疲乏了。現在他們要休息。……他們還覺得“退”才是正當辦法。正在苦悶中，賈島來了，他們得救了，他們驚喜得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這裡確乎是一個理想的休息場所，讓感情與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張著眼睛往有清涼色調的地帶涉獵去。
與其說是賈島受歡迎，不如說賈島其人其詩體現了當時文士的集體心態的縮影。
封建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多半年少學習儒術，以求仕進；而末世帶來的動亂與黒暗往往使得他們中的大多數終此一生都與功名及第無緣。生活的困頓和仕進的艱難使他們飽嘗人世辛酸，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傷。因此，每個朝代末葉的許多詩人其實是有相似的創作背景、相似的人生經歷乃至相似的內心感受。
從詩人處境上看，每個朝代末葉的詩人無不想有所作為而又無能為力，對於賈島有一種歷史認同感。
“四靈”所處的時代，統治者偏安一隅，不思進取，簽訂了和議後，宋朝進入一個“看似”相對穩定的時期，其實統治階層紙醉金迷，奸臣專權，黨爭不斷；且金、蒙古虎視眈眈，隨時可以了結南宋的苟延殘喘。
四人中徐照、翁卷為布衣，徐璣、趙師秀曾任很小的官職。總之，整體上看四靈沒有進入主流官僚體系，甚至在下層社會也是處於窮困潦倒的狀態。四靈中最具賈島特色的是徐照，徐照“誰憐窮賈島，臨老失棲依”（《哭翁誠之》），著一“窮”字反映了他們的生活境遇，這也是與賈島有心靈契合之處。
“竟陵派”所處的明代萬曆年間向來被史學家認為是明代衰亡的開端，所謂“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孟森《明清史講義》）此時期國運式微，民不聊生，局勢動盪，危機四伏，國家處於崩潰的邊緣。
鍾惺年少聰穎，十八歲就為諸生，之後卻困於諸生十幾年。於萬曆三十八年考中進士，時年三十七歲。後入職，開始仕途生涯，後來捲入黨爭，再加上自身能力有限，政治上難有大作為，促使他遠離政治漩渦，在自然與詩文中尋求解脫。
譚元春更慘，他雖十九歲為諸生，但直到四十二歲才中鄉試第一，半生奔波八股取士之下。閹黨專權後，譚元春開始看淡，中第之心逐漸釋懷。
“同光派”處於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迅速走向衰敗的時期，統治集團內部腐敗，外敵入侵。同光體詩人多傾向戊戌維新，而後又經歷列強辱國、革命興起，他們目睹清廷敗亡卻無所作為；他們同情或者支持變法，但是又受到忠君愛國思想的影響使他們行為受到約束。所以他們的詩歌就表現為遠離現實，走向咀嚼內心冷寂的情懷。
在這樣一種歷史認同之中，詩人們就很容易把個人的坎坷遭際及人生感慨就通過詩歌創作表現出來。
從詩歌題材以及風格來看，末世詩人們的詩歌內容普遍缺乏對社會生活的關注，作品題材多表現日常生活、山水景物、酬唱應和，很多作品中自覺或不自覺的帶有佛禪意味（末世詩人多與僧人、居士交往，往往出入于山林佛寺之間也不是什麼難理解的問題，不多做解釋）。且他們多喜歡幽深孤僻的詩歌風格，語言及文風艱澀幽冷，偏向於冷色調。詩歌意象多描摹靜物，常常表現為殘枝敗葉、幽山冷水、殘陽冷月。
正如聞一多說賈島：“他愛靜，愛瘦，愛冷，也愛這些情調的象徵——鶴，石，冰雪。黃昏與秋是傳統詩人的時間與季候，但他愛深夜過於黃昏，愛冬過於秋。他甚至愛貧，病，醜和恐怖。”
就比如賈島以及“賈島們”愛“夕陽”（或變形為“夕暉”“落照”）意象：
賈島《泥陽館》：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
姚合《送饒州張使君》：飲罷春明門外別，蕭條驛路夕陽低。
鍾惺《欲泊》：是物皆冬氣，群情似夕暉。
譚元春《伯敬孟和茂之叔靜同坐河上》：各分衰草坐，相對夕陽言。
鄭孝胥《正月二十一日城西步歸作》：春山漸綠荒煙外，野水偏明落照前。
以“夕陽”來寫“近黃昏”的感受，並且夕陽下的所見必定是昏暗的，山水景物在選擇上本來又是清幽的。這些反覆出現的幽暗意象，營造出一種遠離人世與繁華的意境，既是他們作詩的追求，又是他們心態乃至社會人生狀態的一種投射。
這種詩歌創作選擇又是詩人創新理念的需要。當然，這種創新的驅動力是與末世哀音相符合的。
其實，賈島的詩學觀，本就是出於一種創新意識。《唐才子傳》載：“元和中，元、白變尚輕淺，島獨按格入僻，以矯浮豔。”中唐以韓愈為代表的韓孟詩派追求奇崛險怪，給詩歌帶來雄深雅健的氣勢的同時帶來艱澀難懂的弊端，而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的元白詩派也有太平易清淺的弊端。賈島身處兩者之間，通過努力變淺俗為深峭，變險怪為清奇，提出了不同於元白、韓孟兩大詩派的詩歌表現內容和審美趣味。（當然，
實際上，賈島的創作更多的是流於幽冷奇峭。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嗯，下面提到的所有末世詩人的創新，也多是沒有達到預期的……）影響有宋詩壇良久的“江西詩派”到了南宋（江西詩派）末流“資書以為詩”，一味片面追求硬語拗句。當江西詩派的弊病日趨明顯時，很多詩人開始尋找新的詩歌路徑。如徐璣就曾與徐照、翁卷等人說：“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無禁，豈能名家哉！”於是“四靈”崛起，針對江西詩派提出截然不同的詩學理想：“自吐性情”“刻意求新”“以矯江西之失”。
【當然，學習賈島不是從“四靈”開始的，在北宋初期就有九僧、林逋等人。然而在太平盛世，文人心態相對而言較為平靜，九僧、林逋等人雖都不求仕進，以一種甘願的心態追求高逸淡遠的境界，甚至傾向於遁世而居。但他們的整體心態不是苦悶孤寂的，詩歌內容以閒適怡然為主。而四靈等人最初是有仕進之心的卻又多有屢試不第之經歷，政治前途的渺茫，他們在出與入之間矛盾掙扎，最後才選擇退守心靈。
詩歌中更有一種清冷之感。】明代詩壇上聲勢浩大的前後“七子”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擬古之風甚烈，這種片面擬古被公安派所批判。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所謂“性靈說”，出自袁宏道《敘小修詩》），強調個人性情抒發，但公安派末流又走向過分的俚俗、淺率。這時，竟陵派來了。“竟陵派”為的是矯正公安派末流的“俚”與“俗”，但在具體宣揚“性靈”方向上卻更加強調“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的個性。有一說一，竟陵派的初衷是好的，而他們倡導幽深孤峭、求新求奇的風格，希望以此匡救公安派之失，實際操作中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清代詩壇上先後領軍的有：
神韻說：王士禛提出，倡導一種沖淡超逸和含蓄蘊藉的韻味，推崇的是王維、韋應物詩歌的那一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追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境界。反對詩歌的寫實與現實功用，對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詩歌非常排斥。簡言之，這是一種片面的“模擬盛唐”。
格調說：沈德潛倡導，用唐詩的格調去表現封建政治和倫理思想，只要詩歌的內容符合“忠孝”和“溫柔敦厚”的原則，那麼它的格調就一定是雅正的。近體詩主要模仿白居易。要之，這也是一種片面的“模擬盛唐”。
這些主張以及主張下的詩歌創作在道光以後走向末流，此時，身處亂世之中，同光派批評“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近代詩鈔序》），批評格調派標舉溫柔敦厚而失之愚，指出這兩派詩歌缺乏激憤怨怒之氣，不能反映亂世。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詩歌創作應該隨著不同的時代而有所改變。
由此，同光派提出“不墨守盛唐”，宗宋而不以宗宋自限的口號。他們在主體上學宋詩，但不排斥唐詩。當然，同光派成員比較多，內部也分為不同的派系。學習賈島比較明顯的是鄭孝胥、陳寶琛、林旭等人。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賈島、姚合的作詩方式其實是相當辛苦的——“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所謂“苦吟”。這當然不是一種好的作詩方法，而他們被模仿恰恰也是出於這個點上。試想，千百年來能有幾人有天生的高超的作詩能力呢？多數文人有的僅是中人之資，而賈、姚的這種“推敲”正是提供了可借鑑的模式。
恰如聞一多先生所言，“作為一種調濟，賈島畢竟不單是晚唐五代的賈島，而是唐以後各時代共同的賈島。”從唐末到宋末、明末、清末，面對時代給予的艱難課題，詩人們前赴後繼地進行了探索。他們的詩歌帶著社會價值難以實現的悲涼，在看似追求避世絕俗中宣洩著抑鬱失意。儘管他們創作的詩歌不能成為詩歌史上主流，但也都為詩歌的發展注入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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