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史書說他是“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堪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
這樣一位心懷天下，一身正氣的君子，卻還是難以避免被捲入所謂“朋黨”之爭的漩渦。
范仲淹的“忠”是一種超脫的忠，他是對江山社稷、是對皇帝所代表的朝廷的長遠利益，他的忠是大忠。他之所以可以批評皇上，是他站的位置比皇上還要高，可以去批評宰相，他永遠做他認為對的事情，而不是皇帝和宰相說的事情，這種品質是當時宋朝優秀士大夫的高尚品質，如果為官一任都能像范仲淹這樣，國家就有希望，民族就有希望。
然而，讓我們看看，他的這種憂國憂民的高度給他帶來了什麼？
得罪劉太后，第一次被貶：
天聖七年冬至，朝廷舉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領文武百官先為劉太后祝壽然後再到天安殿受朝。范仲淹知道了極力反對，認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禮，如今卻要與百官同列，行北拜之儀，是“有虧君體，有損主威”的事情。天子，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哪有皇上拜見她人的道理？不可而為之。不僅如此，他還公然要求太后還政。
對此，劉太后非常生氣，范仲淹也就此得罪了太后。
明道二年，劉太后駕崩，仁宗親政，范仲淹被召回任職。當時不少人在仁宗面前說太后的壞話，范仲淹對此十分憂慮，他對仁宗說，太后受先帝遺命，保佑您十多年了，應該感謝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糾纏她那些小過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勸告，詔令天下，不得對太后當政時的所作所為再說三道四，從而避免了一場政治紛爭。
由此看出范仲淹的高風亮節，“去小事則大事明”人格魅力。
宋仁宗時代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時代，所以他沒有被殺，換個時代，也許他就沒有後面的被貶了。
得罪皇上，第二次被貶：
仁宗呂夷簡等人的慫恿下，不滿意劉太后給指定的皇后。劉太后去世後仁宗皇帝一心想要廢后。終於等來了機會，可以廢除皇后了，偏偏有一群諫官堅決提反對意見，他們認為仁宗廢后，有違倫理有損帝王名望，要請仁宗皇帝三思而後行，其中范仲淹就是挑頭之人。於是范仲淹第二次被貶出京。
得罪宰相，第三次被貶：
後來范仲淹再次被召回京城做國子監一把手，皇帝意思很明確，就是讓他主抓教育。可是范仲淹照樣不安分，他和當朝宰相針鋒相對。首先上書皇帝說宰相呂夷簡在操縱官員升遷。然後又上書一副《百官圖》，標明官員升遷順序，同時標明哪些是不按規矩升遷的官員，指明這些官員就是呂夷從中做了手腳的案例。
一個是皇帝倚重的老臣，一個是皇帝喜歡的新銳，兩個人爭論得非常激烈，呂夷簡在當朝任宰相多年，以攻擊范仲淹為朋黨出手，哪一個皇帝也不希望大臣們有小的圈子出現，那樣皇帝就沒有威望了。范仲淹有朋黨嫌疑，仁宗再次選擇了呂夷簡，范仲淹1036年第三次被貶出京。
變法失敗，被永遠逐出中央政府：
然而，在范仲淹三次被貶後，仁宗皇帝對老臣的所作所為並不滿意，因此在慶曆三年1043年，宰相呂夷簡辭官，仁宗皇帝馬上就下旨讓范仲淹回京，讓他主持想要進行但是一直被阻撓的變法工作。
但是，他的變法觸碰到了大部分官員的利益，結果就是相當一批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監開始暗中串通，組織力量策劃剷除范仲淹。前朝老臣夏竦讓丫鬟模仿石介（支持變法的思想家）的筆記，篡改了石介給富弼寫的一封信，篡改添加內容，暗含著要發動政變把仁宗拉下馬的意思。仁宗看了，雖然不太相信，但是也起了疑心。
在一片反對聲中，仁宗為了維護皇帝的專權統治，下決心將“氣勢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古往今來，能做到執政公道，正義廉明，其行為的背後必有民本思想的人生觀在固守，更有其自檢的人格力量在支撐。
《岳陽樓記》文中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使我極為感動。他把怎樣做事，如何做人的人生觀講得通俗透徹。更是我們人格精神的追求。今來，能做到執政公道，正義廉明，其行為的背後必有思想的人生觀在固守，更有其自檢的人格力量在支撐。
做人要有堅定信仰、要有奮鬥目標，要有精神追求，要有道德操守。這是范仲淹為官做人的基本準則。讀懂《岳陽樓記》，便會讀出飽含范仲淹人生實踐的思想火花。
然而，范仲淹的三次被貶，最後一次被逐出京城再沒回來。說明了一個道理：一個優秀政治家，僅僅是思想有高度，政治上有抱負，憂國憂民，有著高尚的人生觀和人格魅力、等等優秀品質還不夠。他在政治上不夠成熟，一個政治上不成熟的政治家，終究不能為國家效力。比起秦始皇、漢武帝，他的行為沒能使國家因為他而改變。用現在的話來講，他的情商不夠高。他的直言不諱造成了他三次被貶，一次被逐出京城沒再回來，他的思想再高，不能為國家所用，他的品格再高，不能成為一國之君，不能成為為國家效力的大臣、宰相，只能是空有一番抱負。他的《岳陽樓記》的“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而樂而樂”也只能是一種為官的理想狀態。廣大人民對他的崇高境界的嚮往也只能是流芳百世，歷史沒有按照他的思想而進行改寫，這就是范仲淹的悲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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