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史书说他是“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
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
范仲淹的“忠”是一种超脱的忠，他是对江山社稷、是对皇帝所代表的朝廷的长远利益，他的忠是大忠。他之所以可以批评皇上，是他站的位置比皇上还要高，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皇帝和宰相说的事情，这种品质是当时宋朝优秀士大夫的高尚品质，如果为官一任都能像范仲淹这样，国家就有希望，民族就有希望。
然而，让我们看看，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高度给他带来了什么？
得罪刘太后，第一次被贬：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文武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范仲淹知道了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有亏君体，有损主威”的事情。天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哪有皇上拜见她人的道理？不可而为之。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
对此，刘太后非常生气，范仲淹也就此得罪了太后。
明道二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任职。当时不少人在仁宗面前说太后的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他对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她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
由此看出范仲淹的高风亮节，“去小事则大事明”人格魅力。
宋仁宗时代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所以他没有被杀，换个时代，也许他就没有后面的被贬了。
得罪皇上，第二次被贬：
仁宗吕夷简等人的怂恿下，不满意刘太后给指定的皇后。刘太后去世后仁宗皇帝一心想要废后。终于等来了机会，可以废除皇后了，偏偏有一群谏官坚决提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仁宗废后，有违伦理有损帝王名望，要请仁宗皇帝三思而后行，其中范仲淹就是挑头之人。于是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出京。
得罪宰相，第三次被贬：
后来范仲淹再次被召回京城做国子监一把手，皇帝意思很明确，就是让他主抓教育。可是范仲淹照样不安分，他和当朝宰相针锋相对。首先上书皇帝说宰相吕夷简在操纵官员升迁。然后又上书一副《百官图》，标明官员升迁顺序，同时标明哪些是不按规矩升迁的官员，指明这些官员就是吕夷从中做了手脚的案例。
一个是皇帝倚重的老臣，一个是皇帝喜欢的新锐，两个人争论得非常激烈，吕夷简在当朝任宰相多年，以攻击范仲淹为朋党出手，哪一个皇帝也不希望大臣们有小的圈子出现，那样皇帝就没有威望了。范仲淹有朋党嫌疑，仁宗再次选择了吕夷简，范仲淹1036年第三次被贬出京。
变法失败，被永远逐出中央政府：
然而，在范仲淹三次被贬后，仁宗皇帝对老臣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因此在庆历三年1043年，宰相吕夷简辞官，仁宗皇帝马上就下旨让范仲淹回京，让他主持想要进行但是一直被阻挠的变法工作。
但是，他的变法触碰到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结果就是相当一批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开始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前朝老臣夏竦让丫鬟模仿石介（支持变法的思想家）的笔记，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意思。仁宗看了，虽然不太相信，但是也起了疑心。
在一片反对声中，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势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古往今来，能做到执政公道，正义廉明，其行为的背后必有民本思想的人生观在固守，更有其自检的人格力量在支撑。
《岳阳楼记》文中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使我极为感动。他把怎样做事，如何做人的人生观讲得通俗透彻。更是我们人格精神的追求。今来，能做到执政公道，正义廉明，其行为的背后必有思想的人生观在固守，更有其自检的人格力量在支撑。
做人要有坚定信仰、要有奋斗目标，要有精神追求，要有道德操守。这是范仲淹为官做人的基本准则。读懂《岳阳楼记》，便会读出饱含范仲淹人生实践的思想火花。
然而，范仲淹的三次被贬，最后一次被逐出京城再没回来。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优秀政治家，仅仅是思想有高度，政治上有抱负，忧国忧民，有着高尚的人生观和人格魅力、等等优秀品质还不够。他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政治家，终究不能为国家效力。比起秦始皇、汉武帝，他的行为没能使国家因为他而改变。用现在的话来讲，他的情商不够高。他的直言不讳造成了他三次被贬，一次被逐出京城没再回来，他的思想再高，不能为国家所用，他的品格再高，不能成为一国之君，不能成为为国家效力的大臣、宰相，只能是空有一番抱负。他的《岳阳楼记》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也只能是一种为官的理想状态。广大人民对他的崇高境界的向往也只能是流芳百世，历史没有按照他的思想而进行改写，这就是范仲淹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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