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封建的大多數王朝的版圖雖然沒有現代中國這麼遼闊廣大，但是，也算得上是地大物博，廣闊的疆域，複雜的社會，眾多的人口，都被規定為是帝王所掌管的，《詩經》有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參看《史記·高祖本紀》）王朝疆域裡的所有領土和民眾，都被規定為是屬於帝王所有，那麼，對於這廣闊的疆土和眾多的臣民，帝王該如何管理呢？帝王能事事親力親為嗎？帝王對所有事情能事無鉅細地進行處理嗎？當然是不可能的！一個明智的帝王，會通曉如何通過人去管人，精通用人之道。
也就是說，睿智的帝王必然會放棄親力親為的處事方式，懂得將權力下放，授權於他的文臣武將來替他進行管理，通過駕馭臣子來掌控天下，所以，馭人之術是帝王權謀的第一管理策略。君主威嚴，權謀深不可測，而馭臣之術乃是要訣。深諳帝王學的韓非子說：“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韓非子·八經》）也就是說，差勁的帝王只能儘自己的能力，忙得要命；中等能力的帝王可以聚合所有人的力量來為他做事，而只有傑出的帝王才能聚合所有人的智慧來為王朝服務。帝王用人就要用有智慧的人。
首先，睿智的帝王精通用人之道，懂得放權用人，擇勝任者而任之。
精於用人之道的帝王，常常是眼光獨到，識人精準，善於發現有能力能稱職的人，授予職權，委以重任，讓他們為帝王處理政務。帝王只有選任一大幫的文臣武將替自己辦事，才能管理廣闊的疆域和臣民，才能處理萬分複雜的事務。
授權，這是十分重要的管理方略，捨不得授權放權的帝王，不可能辦成大事，不可能成就大業，偌大疆土，是需要一大群臣子來為帝王理政處事的；權力只有層層下放，才能讓階梯式的各級臣子為帝王辦事。為君者最忌諱的管理之法就是事無鉅細，每事親躬。
歷史上有很多例子，說明帝王授權放權在統治術中的關鍵作用。例如，三國時，蜀漢丞相諸葛亮為何會大業未成，病死於五丈原呢？唐代詩人杜甫為何為感嘆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呢？就是因為諸葛亮犯了管理大忌：事無鉅細，事必躬親。雖然諸葛孔明智慧超群，才識過人，但他大小事親力親為，即便是精力再好，也無法都辦好的，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乾的事太多了，必定會累壞的。諸葛亮事必親躬，累死於軍中，雖然可敬，但他的管理方法並不可取。聰明的管理者，不是每事親躬，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選拔人才上，努力擇人而任，授權給勝任的人去處理相應的事。管理者所處的管理位置越高，越是要懂得放權用人。
另一個例子是周世宗柴榮，這個英俊瀟灑、文武雙全、雄心勃勃的中年皇帝，雖能勵精圖治、銳意改革，戰北漢，敗後蜀，徵南唐，伐北遼，但他不善於採納朝臣眾議，政事軍事大小事務，全由自己決定，獨斷專行，文武百官沒有建議的權利，只能接受成命，周世宗最後病死於徵契丹的軍旅中。史學家司馬光就注意到周世宗事必親躬的弊病，在《資治通鑑》中特別記載了周世宗征戰前，河南府推官高錫曾上書勸諫：“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擾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司馬光《資治通鑑·第292卷，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司馬光
《資治通鑑》的這一段記載表現得很有睿智，指出了帝王用人之奧秘，地域廣闊，人口眾多，連堯、舜都不能獨立親自管理，周世宗當然也不行，作為帝王，不可能事必親躬，他必須“擇人而任之”，帝王再聰明睿智，也不可能兼百官之任，如果不敢放權讓百官去做事，便是對群臣的不信任，聰慧的帝王，應該選能識人秉公正的宰相，任用能聽取民意的郡守，聘用善於掌管錢糧的官員，起用守法的人掌管刑獄，而帝王可以輕鬆地坐於明堂，無為而治，視功過而賞罰便可。帝王完全沒有必要“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放權用人，而不是越俎代庖，這才是帝王治政之根本。
在某種意義上，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在於發現人才並放權用人。有一歷史典故，說“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的故事，故事說劉邦與韓信議論將軍們的高下，劉邦認為漢初的將軍們各有所長。劉邦問韓信：“像寡人之才能統率多少兵馬？”韓信回答：“陛下最多隻能統率十萬兵馬。”劉邦說：“將軍能統領多少兵馬呢？”韓信回答：“為臣統兵，多多益善！”劉邦笑著說：“將軍統兵多多益善，而為何為寡人所擒？”韓信說：“陛下雖不善領兵，但卻善於馭將，這便是臣被陛下擒獲的原因。況且，陛下之雄才乃上天所賜，非人力所能為。”（參看《史記高祖本紀》）在韓信看來，劉邦作為皇帝不會也沒有必要去帶領小兵小卒，帝王能駕馭將帥就夠了，帶兵打仗，可以授權給將軍去做。
其次，睿智的帝王善於識才，能量才用人，揚人才之長避人才之短。
人才有各種各樣，專長不同，能力有高低，性格各異，興趣各不一樣。帝王要放權用人，首先應該能識才，瞭解人才的特點，根據其特長來用人。值得注意的是，人才在初期的境遇中，未必會把自己的才能充分地顯示出來，而是要給予一定的平臺，才能讓人才的才能展示出來，所以，有時候發現人才比任用現成的人才更重要。
比如，漢朝創立前，劉邦身邊的一幫人並沒有顯示出其特殊的才能，他們都是很平常的一些人，可謂是“三教九流”，社會地位並不高。蕭何出身於縣吏，後來成了相國；曹參原只是縣裡的監獄小吏，後來成了接班蕭何的第二任相國；周勃原先的地位更低，只是一個為人送葬的吹鼓手，後來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將，在劉邦死後，周勃平呂氏，維護了劉姓王朝；樊噲原本是賣狗肉的，夏侯嬰原是養馬的，灌嬰是販賣綢絹的，他們三人後來都成了將軍；韓信是無業遊民，還曾從別人的褲襠下鑽過去，後來成了戰功卓著的大將軍；陳平曾住在破巷子裡的舊屋裡，用舊草蓆遮門，窮困潦倒，後來拜相封侯；只有張良地位比較高，是韓國大貴族出身，是劉邦的第一謀士，被封為留候。
劉邦（劇照）
劉邦作為漢朝的開國皇帝，他的厲害就在於善於用人，他發現了這一些人，讓這些人跟在他身邊，授權給他們，領著他們打拼天下，為他們構築展示才能的平臺，於是，他們之中，有的成了相國，有的成了大將軍，有的成了帝王的第一謀士，有的成了保持劉姓政權順利延續的國之砥柱。劉邦的用人之道之所以高明，在於他善於發現人才和大膽任用人才，包括任用原來是從敵方陣營過來的人才，比如陳平曾投身於魏國、楚國，到了漢集團時，劉邦敢重用他。
再如，李世民也是一個敢於大膽用人的英明帝王，他手下的三位悍將秦瓊、尉遲恭與程咬金皆是來自於敵營的，尉遲恭原為隋朝戰將，後來投劉武周，最後再歸降李世民的；秦瓊、程咬金原是隋朝將領張須陀部將，張戰敗後，秦、程投瓦崗軍李密，李密敗後，他倆又投王世充，最後投了李世民，而對於這三員戰將，李世民是用的最好的，他們成了李唐王朝戰功顯赫的大將軍。
當然，金無赤足，人無完人，傑出的人才往往是某一方面的才能很突出，而其他方面的缺點也很明顯，睿智的帝王在用人方面，往往能知人善任，發現特長，用其所長。帝王用人，常常能創造開闊的平臺，讓他身邊的文臣武將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而不是總盯住臣下的缺點不放。俗話說：“用人之長，天下無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無可用之人。”量才用人，知人善任，這是明智的帝王不可缺少的本事。孔子的孫子子思在對衛侯推薦一位叫苟變的人才時說：“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資治通鑑·第一卷，周安王二十五年》）用人就是要能“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才有高低，識有深淺，能力有大小，但人人皆有所長，關鍵在於用其所長，用得合理。有一次唐朝宰相封德彝奉旨舉薦人才但卻推薦不出人才時，唐太宗李世民曾對他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資治通鑑·第一九二卷，唐太宗貞觀元年》）李世民還說：“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資治通鑑·第一九八卷，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在用人之道上的寬闊胸懷和長遠目光。
關於帝王用人之道，劉邦君用人的睿智策略受到後世帝王的讚賞，他的一段名言可以說是道出了帝王用人的真諦，比如，他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記高祖本紀》) 正是這善用人才，知人善任的妙策，這成就了漢高祖的一生霸業。
再次，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有寬闊胸懷，能包容人才，能容人之過，識人之長。
有雄心的帝王往往在對待人才方面能做到胸懷寬廣，能包容各種各樣的人才。通常，有雄才、有專長的人往往有傲氣，有個性，甚至有的脾氣也比較大，帝王在用傑出人才時，往往是富有包容心，有容人之量的，對於人才不求全責備，不過分苛刻，以寬心來對待所用之人，對人才表現出很大的寬容態度。
帝王面對著眾多的文臣武將，而其中往往有不少是很有才識，有個性，有專長的，寬容的帝王常常有包容心，有耐心，能誠人待才，用好文臣武將。
包容人才就是愛護人才，既慧眼識人才，知道他們的長處，欣賞他們的長處，用其所長，創造寬闊的平臺讓他們去施展本事，同時，也能容人之所短，瞭解他們的缺點，對他們的不足之處不責備，對他們的鮮明個性能容忍，對他們的過失能寬容。
包容人才就是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人才的特性。帝王為了維護專制統治，需要樹立權威形象，在大臣面前建立威嚴，通常，是不能容忍大臣違背聖意的，更不會對大臣妥協，但是，有一些胸襟寬廣的帝王卻不一般，他們能容忍大臣們提出反對意見，適當的時候，他們甚至會對大臣們妥協，表現出非凡的氣度。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對一代名相魏徵的寬容態度是非常罕見的，魏徵原來是太子李建成的第一謀士，曾為李建成出謀劃策，用以對付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建成被殺，魏徵不但沒有被處置，而且還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徵為人耿直，有謀略，能辦事，李世民任用魏徵為諫議大夫。魏徵屢屢向李世民提出各種重要建議，同時也對李世民的言行經常提出批評，魏徵忠誠、直率，經常有過激諫言，而李世民卻有超常的容忍肚量，經常將魏徵請入宮中,詢問得失，徵求建議，並先後提升魏徵為秘書監、侍中、宰相，封他為魏國公。
唐太宗
魏徵甚至敢扣下唐太宗的聖旨不發，而李世民竟然也能容忍，而且還誇讚魏徵。有一次，唐太宗令大臣徵用新兵，有大臣建議徵用不滿18歲的男子，認為只要身材高大，不受18歲這一年齡限制，唐太宗准奏，於是，下旨發詔書，可是，詔書被魏徵扣住不發，唐太宗催了幾次，魏徵就是不發出，唐太宗傳魏徵來見，對魏徵大發雷霆，魏徵卻從容不迫地奏曰：“臣聞將湖水弄乾捉魚，雖能得魚，但來年湖中便無魚可撈；將樹林燒光捉野獸，亦能捉到野獸，但來年便無獸可捉。陛下若將那身強力壯、不滿18歲男子徵為士兵，往後該從何處再徵兵呢？國家租稅雜役，又將由誰負擔? ”聽魏徵的話後，唐太宗沉思良久，真誠地向魏徵表示犯錯，他說：“朕之過大也!”於是，唐太宗重新下了徵兵詔書，免徵不滿18歲的男子。（參看《資治通鑑·唐紀》）
唐太宗與魏徵君臣關係，堪稱古代君臣關係的典範，魏徵多次在大殿上讓唐太宗下不了臺，而唐太宗最後都是寬容了魏徵，唐太宗的寬容讓魏徵越是敢於犯顏直諫，於是，也能糾正唐太宗的過失，保證唐太宗決策少犯錯誤，這是非常有效的糾錯機制。
後來，魏徵病逝家中，唐太宗親臨弔唁，他痛哭失聲，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舊唐書》卷七十一）
貞觀時期，群臣諫諍成風，文臣武將皆勇於進言，開創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唐太宗之所以能名垂千古，成就千古一帝，這與他對人才的寬容有極大的關係。
最後，睿智的帝王往往能誠而待臣，用人不疑。
古代帝王佔據權力結構的寶塔頂峰，面對著下面的文臣武將，常常擔心自己掌控不了，擔憂自己權威受到侵犯，因而對大臣們心存疑慮。帝王多疑，這是很常見的。可是，真正有雄才大略的睿智帝王，卻能堅持用人不疑的原則。帝王如果對文臣武將不能真誠對待，多猜忌，不信任，那麼，大臣們也不會對帝王以誠相待的。明君，最基本的用人策略，便是以誠待臣，用人不疑。如果帝王對大臣們猜疑，靠威嚇、威脅、欺騙等手段來對待大臣，用不光彩的手段來對待大臣，那麼，大臣們表面上服從帝王，口頭上盡忠於帝王，但在實際上，對帝王心裡是不服的，是不會誠心實意地為帝王效力的。
唐太宗有句名言，道出了君王誠以待人的真諦：“為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參看《貞觀政要》）說得非常好，帝王任用英才，就是應“推心待士”，即推心置腹地對待英才。
唐太宗吸取隋文帝用人的經驗教訓，認為多疑將使君臣互相猜忌，危害極大，他說：“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參看《貞觀政要》）堅決採用“洞然不疑”待人方法。
唐太宗以豁達心胸來對待文臣武將，用人不疑，誠以待臣，他不僅任用親近的人，而且也大膽地任用。
武德年間，唐太宗打敗劉武周，收服了大將尉遲敬德，可是，過了不久，尉遲敬德手下的兩員將領叛逃了，因此，秦王李世民陣營中有的將領推測，尉遲敬德也一樣會叛逃，他們沒有報告李世民，便把尉遲敬德囚禁于軍中，並極力勸李世民把尉遲敬德殺了。可是，李世民不但沒有殺尉遲敬德，而且，還把尉遲敬德放了，並在尉遲敬德臨走前召到內室，熱心地安慰他，讓尉遲敬德寬心。臨別時，秦王還贈給尉遲敬德一些銀寶，尉遲敬德被秦王的赤誠之心所感動，決定留在秦王營寨，併發誓報答秦王的恩情。果然，在後來，尉遲敬德為李唐王朝打天下立下了蓋世奇功。
其實，帝王用人不疑，這是維護其統治的需要，而要完全做到用人不疑，常常還必須不聽信讒言。有本事有才華的人往往個性強，有的對自己的才華不遮掩，容易引起小人的嫉妒，而小人沒有才華，經常喜歡搬弄是非，散佈謠言，在人背後說讒言，所以，睿智的帝王常是能遠離小人，不聽讒言，對自己的文臣武將，既用了，就不產生疑慮，就充分信任，不給小人誹謗君子、饞害賢臣的機會，以此來換取大臣們的忠心。
唐初，李世民以宏闊的心胸對待他的文臣武將，廣開言路，充分信任賢良，小人沒有亂髮讒言的機會，因而政治清明，沒有其他朝代常有的朋黨之爭。起初，也有一些心胸狹窄、嫉賢妒能的人說宰相房玄齡、杜如晦的不是，覬覦他們兩人的宰相之位，但唐太宗與房、杜相處甚密，對房、杜的才能有充分地瞭解，小肚雞腸的人毀謗房、杜起不了作用，李世民對房、杜非常信任，信任他兩的人品和才能。
漢朝初創時，劉邦對他的文臣武將也是很信任的，一旦被他看中的人，他便大膽啟用，絕不懷疑。其中，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對陳平的任用，陳平來自於劉邦敵對的陣營項羽的軍中。陳平投漢後，引起了跟著劉邦打天下的一幫老臣們的不滿，他們懷疑來自項羽陣營陳平是否真有忠心，有的人到劉邦那裡去，大講陳平的壞話，劉邦並沒有聽他的老臣們的話，而是對陳平充分信任，對陳平委以重任。劉邦決定用陳平之後，就不再懷疑陳平，即便是當時楚、漢兩軍正處於艱難的相持階段，劉邦也不怕陳平反水，相反，陳平得到了劉邦的信任，為劉邦獻上了反間計，劉邦也放心地撥數萬斤黃金給陳平，讓他全權去支配，陳平成功地離間了項羽與鍾離昧、范增的關係，使項羽文、武方面最得力的助手的幫忙。當時，陳平給劉邦獻策說：“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史記。陳丞相世家》）試想，如果沒有劉邦對陳平的充分信任，陳平會向劉邦獻上如此妙計嗎？這一計策刺到項羽的軟肋，是陳平為劉邦戰勝項羽提出的關鍵一計。
張居正（劇照）
明朝宰相張居正說：“君德貴明不貴察，明生於誠，其效至於不忍欺，察生於疑，其弊至於無所容，蓋其相去遠矣。”（參看張居正《帝鑑圖說》）君德貴明，以誠待臣，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這是非常重要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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