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乾隆皇帝，可以說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最為“幸運”的皇帝之一，而這一切都與他的父親雍正皇帝此前十三年的改革與勤政密不可分。
在繼位的合法性上，乾隆皇帝很早就被雍正通過“秘密立儲制度”確立了接班人身份，並且幫助其掃除了幾乎所有的障礙，使得乾隆皇帝的登基變得是沒有任何的“懸念”，帝位從一開始就極為穩固。
在政治上，雍正事必躬親、勵精圖治、革除痺症，成為古代帝王“勤奮”的標杆，而這也為乾隆留下了一整套完善的保障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機構與制度，以維繫了皇權的統治的根基。
而在經濟上，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等政策，極大的充盈了清朝的國庫，一改康熙一朝國庫空虛、虧空嚴重的局面，進而為乾隆皇帝留下了一副殷實的“家底”。
由此可見，乾隆朝時期，特別是乾隆朝初期的“盛世景象”，很大程度上是在享受雍正朝改革的成果與紅利。
而實際上，雍正為乾隆皇帝留下的遠不止這些，特別是雍正晚年關於其後事安排的遺詔，對於乾隆皇帝順利完成政權交接與過渡，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意義，同時也對此後乾隆朝六十多年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定海神針”般的重要作用。
雍正留下的遺詔，儼然就是替乾隆皇帝安排好了一切。
其實，雍正早在雍正八年（1730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為自己的身後之事做著安排。
在這一年之中，雍正可謂是遭受到了精神上與身體上的雙重打擊。這年六月，與他關係最為親密，同時也是他最為信賴與倚重的兄弟怡親王胤祥去世，雍正悲痛欲絕，甚至是在祭祀的過程中數次暈闕，足可見雍正的傷心程度。而幾乎就是剛剛將胤祥進行了安葬的同時，雍正自己也是大病一場，險些讓雍正就此一命嗚呼。
也正是因為如此，雍正認清了自己即將命不久矣的現實，於是，他拖著病體，召集了幾位朝中的重臣，開始“面諭遺詔大意”。
“朕夙夜憂勤，惟體聖祖之心以為心，法聖祖之政以為政。因見人情澆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不得不懲治以戒將來。故有從前條例本嚴而改易從寬者，乃原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從前本寬而改易從嚴者，本欲俟諸弊革除之後，酌復舊章。”
這是雍正對於自己進行的政治改革的總結，其中也包含了雍正的一些“反省”，而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雍正的臨朝政策較之此前，有了一些從“嚴”轉“松”的傾向，同時也是對乾隆皇帝登基後的一系列對人、對事的態度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雍正遺詔中，另外一個對於對於乾隆皇帝有著重要意義的內容，便是再一次正式確立了乾隆皇帝接班人的資格。
“寶親王皇四子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皇考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於乾清宮最高之處，即立弘曆為皇太子之旨也。其後仍封親王者，蓋令備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廣識見，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
儘管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皇帝在確立“秘密立儲制度”的時候，同時也確定了乾隆的繼位人資格，但本著“秘密立儲”的需要，雍正對此一直是避而不談的。
然而，此後雍正的一系列行為，實際上已是在將這樣的想法昭然於世了。
一來，雍正皇帝多次安排乾隆主持國家大型的祭祀儀式，特別是在其剛剛將其“秘密立儲”後，就讓其代為祭祀康熙皇帝的景陵，可謂是意圖明顯。
二來，雍正為弘曆配備了包括張廷玉、朱軾、徐元夢等當世名士為老師，同時還命人傳授其弓馬技藝，為的就是要對其進行全面培養，重視程度遠超其他皇子。
三來，那就是雍正對於弘時的持續打壓，先是壓制其生母齊妃李氏的身份，隨後又把弘時過繼給八阿哥胤禩，進而將其削宗奪爵、逐出宗室，這些都是在給乾隆皇帝鋪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乾隆皇帝的繼位本就是順理成章之事，而雍正不僅用遺詔的方式加以鞏固確認，同時還將康熙與他這兩代帝王的喜愛作為了乾隆皇帝的重要“背書”，增加繼位的“合法性”，無疑對其皇位的穩固有著重要作用。
當然，雍正在將乾隆皇帝扶上皇帝寶座，並且給予他以治國施政的告誡外，還為他精心打造了一套班子，這便是在其臨終前安排的四位輔政大臣，即莊親王胤祿、果親王胤禮以及張廷玉和鄂爾泰。
雍正如此安排，可謂是頗有深意的。
從這四人的出身背景上來看，胤祿與胤禮，是雍正的弟弟，屬於宗室成員，而張廷玉和鄂爾泰屬於外臣，這樣的搭配是典型的“內外平衡”，既照顧了宗室的利益，同時也最大化的安撫了外臣。
而再往具體來說，此時的胤祿已經是過繼給了老莊親王博果鐸，進而襲承了皇位，因此他屬於旁系宗室；胤禮則依舊是在康熙這一支血脈下，是沒有“出三福”的直系宗室；張廷玉，並不像此前的年羹堯、田文鏡那樣有著漢軍旗籍，是正兒八經的南方漢族士大夫的代表，至於鄂爾泰則是滿洲官員的代表。這樣一來，再一次將這四人所代表著的利益集團進行細化，使得不同階層人的利益都能顧及的到，並且在勢力分佈上加以平衡，以此來維繫朝局的穩定，避免形成對於皇權的威脅。
在這其中更加高明的是，雍正為張廷玉與鄂爾泰還畫了一個“大餅”。
“大學士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大學士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為不世出之明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 其應行儀制，悉遵成典。”
配享太廟，讓其享受後世的祭拜，能夠享受此榮耀的不是權貴宗室，就是功勳重臣，這無疑是對張廷玉、鄂爾泰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也是對其進行著極力的拉攏，使其更加死心塌地的效忠於新君。乾隆皇帝則可通過這二人，實現對於外臣的控制。
而與此同時，雍正皇帝一改“首崇滿洲”的傳統，將張廷玉的位置放在了鄂爾泰之前，這又是在表明其對於漢族官員的認同與尊重，在加上張廷玉以一介漢臣的身份獲得“配享太廟”的榮譽，這對於所有漢族官員以及廣大漢族人來說，都是一種莫大的鼓舞。雍正這一手絕對堪稱非常高超的懷柔之道。
縱觀整份遺詔，雍正皇帝從皇位傳承、施政綱領以及“顧命大臣”三個方面，為乾隆皇帝留下一份豐厚的“政治遺產”，這其中除了有雍正卓越的政治能力與政治眼光外，更彰顯了的是其作為一位帝王父親的用心良苦。
雍正的這份遺詔，實際上也是為乾隆朝的政局走向，埋下了一定的“伏筆”。
首先，“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員的換血成為了必然。
雍正想著有四位大臣“顧命”輔政，為的就是協助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乾隆皇帝完成權力的交接與政權的順利過渡，同時也使得自己在位期間的一系列政策能夠得以延續與開展。
但實際的情況確實事與願違。乾隆三年(1738年)，果親王胤禮去世；乾隆四年（1739年），莊親王胤祿受到“弘晳逆案”的牽連，被逐出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去世；此時的朝堂上只有張廷玉有著影響力，而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乾隆皇帝開始對於張廷玉的清算與打壓，使得其也只能以非常淒涼的結局收場。短短十年時間裡，雍正為乾隆設計的政治結構就這樣“土崩瓦解”了。
而在整個過程中，乾隆皇帝自身的政治手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使得其能夠在保證政局穩定的情況下，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來組建官僚隊伍，執行其想法與政策。此前的四位輔政大臣起到的也就僅僅是政權過渡的作用，同時也是從側面來印證乾隆的政治能力，進而提升的是乾隆本人的地位與聲望。
其次，乾隆一朝“仁”字的基調，也就此奠定。
眾所周知，乾隆皇帝最為崇拜的並非他的父親雍正皇帝，而是他的爺爺清聖祖康熙皇帝，特別是康熙皇帝的“仁”的諡號，是非常為乾隆皇帝所認可的，並且也得到了他極力的效仿。
於是，雍正的那句“惟體聖祖之心以為心，法聖祖之政以為政”，無疑是在乾隆皇帝摘下了一件“緊箍咒”。縱觀乾隆一朝，為多爾袞平反，為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平反，為自己的哥哥弘時平反，其中有著乾隆“好大喜功”的心態，更重要的是雍正的安排為乾隆提供了重要的輿論基礎，進而讓乾隆皇帝以此實現延攬人心，以及樹立“仁德”名號的目的。
再次，“秘密立儲制度”同樣為乾隆所受用。
雍正設立“秘密立儲制度”，實際上是充分吸取了此前帝王傳承、王朝更迭的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康熙朝晚年慘烈的“九子奪嫡”，也讓雍正產生了後怕。他不希望只以出身、年齡作為標準，而將國家交到一個不稱職的人的手中，也更加不希望為了爭奪皇位，皇子之間兄弟鬩牆、自相殘殺的局面產生，於是這才有了“秘密建儲制度”，而這也成為了其加強皇權專制統治的又一項舉措。
乾隆皇帝作為“秘密立儲制度”的第一位受益者，其登上皇位的過程可謂是非常的平坦，而在他襲承了這一制度後，也確保了終乾隆一朝，皇子之間關係的和諧與朝局的平衡穩定，避免了“九子奪嫡”事件的再度發生。
只不過乾隆皇帝前兩度“立儲”，皆因皇子早殤而荒廢，但終歸還是能夠將這一制度進行執行與延續，而這要怪也只能怪他太過於長壽，把自己的兒子們硬生生的都“熬”死了。
縱觀雍正的一生，其絕可謂是“克儉勤政”的典範，他不僅革除了康熙朝晚年一系列的痺症，扭轉了國勢，進而將大清王朝帶入了新的“輝煌”，同時，他也更是為他的繼任者乾隆皇帝，積蓄下了豐厚而又殷實的“經濟遺產”與“政治遺產”，進而使得後者有了足夠的資本與底氣，延續了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的最後一代“盛世”。
然而，這些所謂的“遺產”，也僅僅是在維繫權力高度集中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統治，維護帝王“家天下”的統治根基，並沒有對社會生產力產生促進，也沒有對社會制度與社會結構產生任何實質性的變革。
而在盛世的繁華逐漸褪去之後，才發現整個王朝也只是在一陣自詡為“天朝上國”的縹緲中“裸泳”，已然落後於世界列強，而這也無法避免的造成了晚清落後捱打的黑暗局面，讓人感到遺憾與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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