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4月1日，日本有58名商人乘坐三艘船，出海经商。
结果刚一出海，便遭遇了海难。他们首先被风吹到日本北海海岸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当他们修补好船只，准备回国时，再次遭遇风浪，被吹到清国统治下的也春屯（晖春海岸）。
也春屯人见财起意
当这些漂流民刚漂着至也春屯时，也春屯60多只单人小船便向其驶去巡查。由于言语不通，他们派3名也春屯人上船与漂流民进行沟通，漂流民对其以酒饭进行款待。
当也春屯人看到其船上的铁锅时，便想用3把人参与漂流民进行交换。漂流民得知当地出产人参，便请求以船上的大米换取更多的人参。3名也春屯人商量后，同意交换，并与漂流民约定：第二天以鸟叫为号，共同上山挖参。
第二天，3名也春屯人来到漂流民船上，漂流民又以酒食对其进行款待，并派44人随其上山。藏于周围草丛中的也春屯人，伺机以弓箭对漂流民进行伏击。只有13名漂流民因隐藏于丛林中，而免于被射杀，但仍被俘。
也春屯人又返回船上，抢夺了船上货物。留在船上的14名漂流民也遭到袭击，只有两人得以活命，一个是船主国田兵右卫门，一个是竹内藤藏的小仆人。此后，也春屯人将俘获的15名漂流民，分配各村，令其除草。
也春屯人得春来为讨好清朝官员，决定将俘获的15人以及倭刀等物品献于盛京。
得知该消息后，清朝立即派出距也春屯五公里的差官，到当地询问。7月20日，差官将携15名漂流民与3名参与该事件的也春屯人，一同送往盛京。
大清国善待日本难民，严厉处罚也春屯人
8月25日，漂流民到达盛京，而顺治皇帝在8月20日已经迁都北京。故而此时负责审查漂流民的是盛京总管何洛会，此人为正黄旗内大臣。
当差官将该事件经过陈述之后，何洛会即命人对3名也春屯人进行严厉的审讯，并听取了漂流民的申诉。
最终判处3名也春屯人各笞刑50，对漂流民则加以善待，发给衣服和食物。这些漂流民在盛京停留20日后，于9月25日离开盛京，被送往北京。
清朝建国之前，对日本的威胁性便有所警觉
1592年，日朝壬辰战争发生，女真建州贡夷马三等便意识到日本对其自身的威胁。
女真通过朝鲜缴获的日本武器鸟铳，进一步了解到了日本的战争实力，使清朝从建国之前就对日本怀有一种防范的心理。
因此，面对日本，清朝既希望能将其纳入自身的朝贡体系之内，同时又对其持有怀疑的态度。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情结，清朝提出了一个理想方案一一将朝鲜设定为导日朝贡（引导日本向清朝朝贡）的中介。
1637年，清朝征服朝鲜，清朝经由朝鲜导日朝贡的意愿，通过两国间的条约明确表达出来。
此后，清朝多次督促朝鲜尽快引导日本向其朝贡。1637年9月6日，清命使者向朝鲜询问了导日来朝的进程。 而为了尽早实现导日朝贡的目的，1639年6月29日，清使向朝鲜提出与日本使者直接交涉的要求。
而此时的日船漂流“鞑靼”事件，无疑是清朝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次良机。盛京官员在审查完漂流民之后，妥善而便捷的途径本应是将其由盛京直接经朝鲜遣送回国，但清朝为实现纳日本入贡的目的，不顾路途遥远，将其由盛京转送到了北京。
到北京之后，漂流民受到了较为优厚的待遇
每人每日能得到二、三升白米，猪肉一斤，衣物、被褥、鞋帽等一应倶全。此外，清朝还派遣3个仆人照顾其生活起居，稍有不适，清朝便派人对其进行诊治。
漂流民还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召见和宴请，更有甚者，顺治帝和摄政王多尔衮还亲自召见了他们。而在他们觐见多尔衮时，多尔衮则免去了他们跪拜等礼节上的要求，将他们叫到身边进行了安抚劝慰。
虽然漂流民享受着清朝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滞留北京半年之久的漂流民仍在探听其遣返的消息。1645年5月5日（顺治二年五月五日），归国心切的漂流民国田兵右卫门等向清朝提出了回国的请求。
然而，直至1645年11月11日，清朝乃“遣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为正使，礼部郎中朱世起，户部主事顾尔玛浑为副使”，借册封朝鲜世子李滉之机，将漂流民一同遣返。
在此前，清朝有三次可以经由朝鲜将其遣返的机会：“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644年11月26日），遣朝鲜国入质世子李塏归国”，“顺治二年三月三日（1645年3月3日），遣朝鲜国王世子李滉归国”，“（1645年5月27日）遣工部尚书星讷等，祭往朝鲜故世子李塏”。
按照惯例，清朝不允许外国漂流民长期滞留，因此从时间上看，此三次遣返时机似乎都较“册封盛京可以直接作为遣返朝鲜漂流民的地方。
对遣返时机的选择，清朝表现出较为慎重的态度
首先，在使者的官阶上：1645年5月27日派遣的正使“工部尚书星讷”官职为从一品；而1645年11月11日派遣的正使“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为正一品。
其次，清朝之所以选1645年11月11日为遣返的时机，还因为此次派遣的使者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一副使顾尔玛浑，其原名为郑命寿，“（朝鲜）西关人，而被掳于清国，以通官用事”，该人为多尔衮的亲信一英俄尔岱的心腹。
他曾多次奉命出使朝鲜，对朝鲜事务颇为熟悉。命他担任副使，能够向朝鲜更好地传达其导日来朝的意愿。因此，清朝对此次遣返经过了慎重的考虑：选最为合适之人，在最为合适之机，方将其遣返。
遣返时间确定之后，清朝进而又对朝鲜国王李傢提出了要求，督促朝鲜向日本传达其怀柔远人，导日来朝的意愿：
“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飘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悯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
总之，日本虽不是清朝的朝贡国，但是其漂流民却享受到如同清朝朝贡国一般的待遇。并且，清朝在诏令中明确要求“（朝鲜李傢）移文宣示该国君民，共知朕意”。这就在形式上将处于清朝朝贡体系外缘的日本，也纳入到了其朝贡体系当中。
清朝厚待漂流民的原因
清朝之所以如此宽厚地对待日本漂流民，在具体遣返方式上如此之慎重，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考虑。
1、政治方面“怀柔”
新生朝代建立之初，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往往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对其进行论证。而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变“夷”为“夏”的意愿则更为强烈。
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夷狄”的女真崛起之后，在军事上实现领土扩张的同时，也必须在政治统治上证明其正统性。
皇太极自立为帝时，便以“天命论”为武器来论证其称帝的合理性：“我国素以忠顺守边……若谓我国偏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倶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
此外，女真还掌握了变“夷”为“华”的基本途径：战争和朝贡。
以武力征服朝鲜，便是其实现变“夷”为“华”的第一步尝试。在战争中，军事力量的强大，顺其自然地使女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而失去军事力量支撑的明朝便丧失了“正统”的资格，而作为其的朝贡国朝鲜此时亦理当转变观念，臣服于军事强大的清朝。
正如皇太极对朝鲜君臣所言：“夫天下大矣，天下之国多矣，救尔难者，止明朝一国耳？……今尔与朕为敌，朕故兴兵讨尔。若尔国尽入版图，朕有不生养安全，字尔若赤子乎？”
实现武力征服之后，清朝进入了变“夷”为“华”的第二个关键步骤：册封和朝贡。维持朝贡体系的主要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
在这种文化之下，宗主国对待朝贡国的主要方式是“礼”。故而，实现了对朝鲜武力征服的清朝，便开始与其建立以“礼”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而这种儒家中的“礼”进一步演变，便成为以“德行”为基础的“王化”思想。而且这种“王化”思想不仅适用于朝贡国，对于非朝贡国也同样适用，其实现方式便是“怀柔”。
在这次漂流事件的处理中，清朝便是从这种“华夷秩序”理念之下的“王化”思想出发，旨在以“德”柔远人。
2、军事“威慑”
在日朝战争时期，女真己经认识到日本“鸟铳”的威力，而朝鲜用倭人进攻女真城池的情景，使清朝更为清楚地见识到了日本的战斗力。
加之朝鲜此时亦别有用心地夸大日本的军事力量，这就加深了女真对日本的防范意识。
而此时，朝鲜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变化亦使女真倍感担忧：“家康尽灭秀吉之族，愿从旧好（与朝鲜）……（朝鲜）许之，日本称（朝鲜）必曰大国……满主初见白，即曰朝鲜日本之兵必来……”。
在这种情势之下，女真对外作战顾虑重重：在明清萨尔浒战争前夕，清朝竟误认为“朝鲜、日本之兵必来”。
1639年清使又风闻：“（日本）听命于中原，将欲出来”，甚至到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仍旧对日本的威胁充满顾虑，乃命令朝鲜：“倭情可虑，需严饰边备，不忘战守之具”。
日船漂流“鞑靼”事件，正是发生在清朝攻破山海关，入主中原，军事上处于全盛之时。
因此，清朝把此次漂流事件作为对日显示军事威力，威慑日本一个良机。将漂流民由盛京转送至北京，并且将其长时间滞留，使漂流民充分认识到清朝的政治军事实力，给日本一种清朝日益强大的印象。
而事实证明，清朝的这一目的确实得以实现。在漂流民回国后向幕府呈递的报告书中，便描述了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政治清明、法律公平、以德服人的清王朝。
而这种威慑对日本做出放弃出兵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幕府对漂流民带来的最新情报不能不以与考虑，面对台湾郑氏出兵的请求，日本最终决定拒绝出兵。
3、经济上的考量
明朝时期，中国即开始通过民间贸易输入日本的铜。清朝入关后，无论是在武器制造还是在货币的铸造上，都需要大量的铜矿，这就导致铜矿奇缺。
而“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在“17世纪后半期，长崎贸易输出的重点己从丁银转移到了铜……日本的铜产量，由于四国的别子、立川铜矿的开发而创记录地上升，于是幕府也有意把铜作为替代丁银的主要输出品。
铜在中国作为铸造钱币的原料，需求量极大”，而且日本“铜的价格低廉稳定……品质优良”。因此，清朝为解决铜危机，便试图与日本进行铜贸易。
《朝鲜李朝实录》中便有关于清朝到日本贸铜而漂流到朝鲜的记载：“顺治二年，十月丙戍，黄海监司郑维城驰启曰，今月初三日，汉船一只自白翎镇外洋漂到吾义浦，船中人皆汉人之剃头者也，其中有马儒者，自称清国漕都司以天津军饷贸贩事出来，遭风漂来。”
针对此次漂流事件，清朝之所以如此审慎地处理，除导日来朝的政治目的外，亦希望通过此次事件扩大对日本的铜贸易，以解决国内铜矿奇缺的问题。
而此后清朝颁布的关于铜贸易的政令亦验证了其鼓励与日进行铜贸易的政策：“顺治三年，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供官用。”
尽管漂流民到来之时，清日两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往来，但是两者之间的民间贸易和官方非正常的铜贸易还是存在的。
因此，清朝初期，在“华夷秩序的中央、地方、土司和土官、朝贡、互市、外化结构之中，日本正是处于互市这一层”。
日本幕府:轻视+蔑视
漂流民回国之后，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两人作为代表，从越前国到江户，报告了其漂流的整个经过。
幕府对此次事件颇为重视，专门派家光身边的中根壹岐守主日本人一律判为死刑，故而等待这些漂流民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而漂流民所属的福井藩属于幕府的亲藩，且并非故意违反锁国禁令而航行海外。故而，获得幕府同情的漂流民得以赦免。
日本谢使的派出
然而，对于清朝的这次善举，日本却迟迟没有派人表达谢意。经过9个月，害怕被清朝责难的朝鲜派人去釜山倭馆探听谢使消息：“清国出送漂倭，交付日本，形止久无回报，则清国不无致讶之患。”
朝鲜本以为日本幕府会直接派出谢使，其派出的形式定会不同于以往。因此，听闻倭使将来的消息，备边司便建议提前准备适用于“江户谢使”级别的郑重应接事宜：“则漂倭谢使，将为出来云，若自江户送出，则倭接待诸事，自有别例。而前期措置，然后可免临时窘迫之患。”
然而，德川幕府却仍按旧例命对马岛主致书称谢：“一年前越前国商人在海上遇到了飓风，漂着到了鞑靼领地。鞑靼王当时辗转盛京，将商人检查之后交给了朝鲜。由朝鲜国王送达我国的对马岛。因此幕府将军命宗对马守义成准备送往朝鲜的谢书。”
对于使者的身份，日本也只是派出职位非常低微的橘成税和藤智绳，日本不仅在谢使派出上对清朝颇为蔑视，而且在谢书中亦直接称清朝为“鞑靼”。
由此可见，无论是谢使派出的时间上，还是谢使的身份和派出形式上，无不体现出日本对此次事件冷淡和轻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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