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今天，中國“計生教父”馬寅初獲得徹底平反。4年後，“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
直到最近幾年，這一國策開始鬆動。
2018年9月10日，“計劃生育”從新組建的國家衛健委內設機構名稱中消失。
這也是1981年以來，政府部門中第一次不再有“計劃生育”的名稱。
因“新人口論”而起起落落，最終影響中國生育政策馬寅初先生，在得到平反的這一天恐怕沒有想到，29年後他將再次成為人們爭議的對象。
“新人口論”
出生於1882年的馬寅初從小聰穎好學，24歲時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國留學，十年間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由於學術背景過硬，從事的又是新興的經濟學研究，馬寅初回國後地位特殊。當時北大教授大多乘人力車到校授課，而馬寅初乘坐的是中國銀行的大馬車。
由於資格老，又懷有一腔熱血，就連蔣介石也不敢輕易動他，只能將其關押軟禁。在建國後，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在穩定物價、防止通脹方面做出貢獻。
1949年7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全體常務委員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二位為馬寅初。
但馬寅初身上最廣為人知的標籤，還是《新人口論》。他也因此被認為是中國的“計生教父”。
50年代初，馬寅初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增長過快的現實問題，他是這樣分析的：
第一，國家百廢待興，要實現趕超戰略，必須增加積累和控制消費，而要控制消費，就必須控制人口。
第二，工業化意味著機械化、自動化，勞動力將趨向於剩餘，如果為安排就業而不得不搞低效率勞動，實際上是拖工業化後腿。
第三，“就糧食而論,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當時全國人均不足3畝地，大面積墾荒短期難以實現，“政府對人口若再不設法控制，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
馬寅初陪同周恩來視察北大。
為此，他在1957年的《新人口論》中提出結論：我國應控制人口增長，節制生育，實行計劃生育。
對於實行計劃生育的途徑，馬寅初認為首先要依靠教育，破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封建傳統觀念。在宣傳起到一定效果之後，修改婚姻法，提倡晚婚，他認為男子25歲、女子23歲結婚是比較適當的。如果控制力度依然不夠，“自應輔之以更嚴厲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在節育的具體辦法上，馬寅初主張避孕，反對人工流產——“最重要的是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一則因為這是殺生，孩子在母體裡已經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權，除非母親身體不好，一般不能這樣做。二則會傷害婦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
馬寅初還主張，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最好，如果超生，就徵稅。
批判
《新人口論》提出的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和“大躍進”正悄悄向全國蔓延。隨著生產急速擴張，需要大量勞動力，毛澤東對人口問題的看法也隨之發生轉變。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表示“人多好”，“現在還是人少”，他還認為當人民有文化了，就會自行“節育”。
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掀起批右高潮。周恩來約馬寅初談了一次話，勸他還是寫個檢討好。
談話之後，馬寅初對《新人口論》進行了一次系統的梳理，但他並不認為自己的結論有錯。在全國批右大潮的氛圍下，馬寅初投書《新建設》雜誌編輯部，不僅一一反駁了當時報紙上那些批判他的文章，還尖銳地指出“大躍進”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他還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所投降！”
考慮到當時國內的大氛圍，馬寅初展現出的風骨，即便是後來對“計劃生育”的批評者也不能不為之欽佩。
這些手稿最終被送到康生手上，並被康生等人利用，學術爭論變成了政治問題。
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的短短一個月內，先後有200多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報》、《文匯報》、《新建設》上發表。許多文章直接辱罵馬寅初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地主、資本家”、“披著學術外衣，販賣反動政治觀點，向黨的社會主義路線進攻”。
1960年1月4日，馬寅初請辭去北大校長職務。3月28日，國務院決定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職務。與此同時，他還被要求不得發表文章，不得公開發表講話，不得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不得會見外國人士和海外親友。
這一階段的人口爭論告一段落，馬寅初從此在政治舞臺和學術論壇上消失近20年。
平反
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覆中共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稱：“中央同意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及決定。”
彼時馬寅初已97歲高齡。
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中央組織部長鬍*耀*邦在審閱馬寅初的材料後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
但要說馬寅初“捱整”，也並不確切。在辭去北大校長之後，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發生變化，仍任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等職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沒有受到衝擊。
把人口激增的問題歸咎於毛澤東的一句話也是不公正的。
實際上，馬寅初的人口觀點在一開始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更準確地說，《新人口論》是在毛澤東明確表示贊同節育之後才發表的。
在1957年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當著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1953年普查已經超過了6億，如果按淨增率千分之二十計算，15年後將達到8億，50年後將達到15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不控制人口，不實行計劃生育，後果不堪設想。”
劉少奇、周恩來等當即表示贊同。毛澤東則一笑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可以進行研究和試驗嘛。言人之未言，試人之未試嘛！”
幾個月之後，《新人口論》問世。
而縱觀毛澤東在解決人口問題上的政策實踐，雖然“大躍進”中出現過明顯搖擺，但很快得到糾正，而且這也並沒有從根本上實際改變當時的人口政策。
恰恰相反，毛澤東在總體傾向上是提倡計劃生育的，這一點越到後來越明確、越堅定。他也從未作出過鼓勵人口增長的錯誤決策並付諸實行。70年代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快速下降，與毛澤東發出“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號召息息相關。
上世紀70年代的計生宣傳畫。
爭議再起
近年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鬆動，對馬寅初的批判聲再起。
這些批判主要認為馬寅初的觀點不夠尊重人的生育權利，並且導致了後來嚴格的“一胎制”，是現在出現的一系列養老、勞動力不足等一系列潛在問題的始作俑者。另外，馬寅初取了兩房太太並生育了7個子女的這一事實，也為反對者所詬病。
然而如果回到當時的環境下看馬寅初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它們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第一，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的50年代中期，正值計劃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提出的任何學說和觀點都無法脫離計劃經濟這一大現實因素。而計劃體制的題中之義也包含對人本身有所“計劃”，否則消費品和其他公共產品、包括勞動力的供應計劃就無從談起。
第二，馬寅初時代主要面對的是人口增長過快問題。建國初期，死亡率高達20%，而隨著社會發展、醫療條件提高，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81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印度當時只有54歲）。再加之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建國後出現了人口快速增長期與資源匱乏之間的嚴重矛盾。
第三，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地並非因為馬寅初一人的呼籲，而是當時歷史現實的必然選擇。早在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意到了中國的人口過剩問題及其嚴重危害：“在這個國家，緩慢地但不斷地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國家瀕於破產，大批居民赤貧如洗。”
在馬寅初被批判的60年代，中央和各省市就先後制定了出生率、增長率的目標、規劃和措施。從1971至1998年，我國共少出生6.34億，其中因計劃生育因素減少人口達3.38億。這不僅對保護資源和改善環境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也大大推遲了“世界60億人口日”（1999年10月12日）的到來。
宿命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歷史的產物，其誕生有歷史條件，也有一定的歷史適用性。這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套理論是可以一成不變永久使用的。
今天的中國社會與馬寅初先生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從2000年開始，年淨增人口低於1000萬，中國徹底告別人口爆炸式增長的年代。如果說馬寅初所處的短缺經濟時代主要面對的資源短缺和供給受到約束，那麼進入21世紀，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將是人口結構性失衡，包括快速的老齡化、嚴重的出生性別比失調、人口發展風險的增加等。
人口問題或許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沉重宿命。它既帶來了紅利，也讓這個國家背上沉重負擔。所謂“人口紅利”只有在經濟學上才是正面意義的，看看擁有巨大“人口紅利”的印度就知道了，當它分散成一個個具體的人生時，它的實際表現往往是極度貧困、勞動者缺少權利、社會極端的兩極分化等。
世界上有老齡化問題的國家很多，老齡化社會面臨的問題可以預知，但一個擁有二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那很可能是一個超級的“蟻族國家”，它離美好的生活的距離可能比老齡化社會更遠。
實際上，今天對馬寅初的爭議根子上來源於對計劃生育的不滿，而輿論真正抱怨最多的，並非人口多少，而是養老難，養二孩難。這在中國的許多城市裡，這是實情。到了這裡，生育問題已不簡單是一個人口問題，而成為地地道道的民生問題，它值得相關部門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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