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直系军阀掌门曹锟以金钱收买议员，顺利“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那些接受了曹锟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也得到“猪仔议员”的绰号，成为历史的笑柄。
作为军阀政权的附庸，北洋时期的国会在民众眼中信誉度极低，美国历史学者齐锡生在其《中国的军阀政治》中这样评价：“国会用不正当的办法产生，数次被终止职权，它成为一个完全腐败的、无能的、寄生的机构，充满了无聊的政客。”这些“无聊的政客”是如何一步步变成“猪仔议员”的？他们与曹锟又是怎样交易的呢？
借祝寿拉拢议员
直奉之战后，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先是拉黎元洪出山作为傀儡，后来曹锟想到前台过把总统瘾，于是又逼宫驱黎，准备自己粉墨登场。
直系军阀首脑曹锟
曹锟当时以直鲁豫巡阅使的名义驻节保定，他的副手、直系第二号人物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名义驻防洛阳。北洋军阀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至督军可以称“帅”，高于督军的巡阅使、经略使可以称“大帅”，以前称“大帅”的先后有张勋、曹锟和张作霖三人，吴佩孚担任两湖巡阅使后也称“大帅”，于是曹锟便改称“老帅”，以示比“大帅”更高一筹。
曹锟名义上虽然是主帅，但直系内部实际主事的却是吴佩孚，吴佩孚开始并不支持曹锟竞选总统，但见曹锟和其身边人都有此意，也只好同意了。
曹锟的副手吴佩孚
1922年12月9日是曹锟61岁大寿，他准备借此机会拉拢国会议员，并探听一下各方面的风声。当时到保定为曹祝寿的北京政府要员和国会议员有700多人，张作霖也专门派张学良上门祝贺，各方送来的寿礼更是不计其数，交通部为此特开了北京至保定的四辆专列。曹锟此时，真可谓吼一声山呼海啸，跺一脚地动山摇，大有试看天下谁能敌之概。
因为议员手里有选票，所以曹锟非常注意他们的动态。据统计，前来为曹祝寿的议员有400多人，占国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三还多，曹锟非常高兴，将所有愿意投他票的议员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从来年1月起每月发放津贴200元，当时领取这个津贴的议员人数高达380多人。农历年关，曹锟还以“炭敬”的名义送给众议院议长吴景濂30000元，副议长张伯烈10000元，以此收买人心，拉开了以金钱收买选票的序幕。
其实曹锟并不是第一次贿选，早在1918年他就曾贿选过副总统，不过当时因为出价太低，只许诺给每位议员500大洋，所以没有成功。可能是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所以这次曹锟出手阔绰，志在必得。
关于大选的支出
1923年6月，直系军阀将总统黎元洪逐出北京，为曹锟顺利登台扫除了最后障碍。
当时的政治局势极其复杂，直系操纵的这次选举遭到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的一致反对，段、张、孙组成反曹三角同盟，共同抵制选举。为了让选举顺利进行，曹锟采纳了议长吴景濂的建议，直接用高价收买选票。后来有史家质疑，曹锟当时手握重兵，可以直接坐到总统宝座，何必费些周折，浪费许多金钱，去搞什么投票选举呢？其实曹锟自有他的一套游戏规则，他要“合法”坐上那张椅子，而不是用武力去夺取。
1923年9月，大选筹备处在甘石桥成立，由山东省省长熊炳琦、曹锟秘书长王毓芝、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公开进行贿选事宜。筹备处规定议员每出席一次会议给予出席费20元，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100元，此外还有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等其他名目。这样每名议员每月可领到600元左右，后来吴景濂又将议员每次出席费提高到100元，如此一来，原来南下抵制选举的议员纷纷回京，不长时间，曹锟便收买了500多名议员。
9月8日，吴景濂主持召开专题选举预备会，决定12日举行总统选举。在这次会议上，吴景濂开出的价格是大选出席费200元，带病参加者外加医药费200元，但议员们嫌出席费太低，选举那天到场者寥寥无几，大选流产。
曹锟闻讯非常生气，传下话来，一定要在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日）前登上总统宝座，并派直系大将、直隶省（今河北）省长王承斌主持选举事宜。
王承斌到北京后，马上包下甘石桥附近的几家高档饭馆，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宴请国会议员，请他们投曹锟一票。与此同时，王承斌还宣布，每投一票发大洋5000，选举前发放支票，选举后凭票兑现。议员们怀疑是空头支票，专门派人去银行查询，查明无误后又担心银行事后拒付，要求将款项转存至外国银行。对于议员的这些要求，王承斌一一照办。
经过充分酝酿，议长吴景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决定10月5日开会选举。10月1日，大选筹备处开始发放支票，一共发出573张，普通票价每张5000元，特殊票价10000元，还有少部分票10000元以上。支票分别由王承斌、吴毓麟、王毓芝和边守靖签名，由天津大有银行、劝业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兑款。支票一律未填日期，必须在总统选举结束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领取。
10月5日选举会原定上午10点开始，但接近12点签到者也不过400余人，远远未到法定人数。吴景濂见机不妙，马上派汽车去迎接议员到会，并让可靠的议员分头去拉同乡或者相熟的议员，就连一些患重病的也被抬到现场，待写完票方可出去。为了凑足法定人数，吴景濂还临时决定，凡出席会议者不论投谁的票都发给5000元支票。有的议员反直色彩过于浓厚，实在不愿选曹锟当总统，但又舍不得这5000大洋，于是便和吴景濂等人约定，来开会领钱，但票却不投给曹锟。对于这些奇葩要求，吴景濂也一一应承。
下午2时，投票开始，议员签到者共计593人，投票者590人，符合法定人数。下午4时投票完毕，曹锟480票，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李盛铎、谷中秀、谭廷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符鼎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1票，另有废票12张，共计590票。
还有一个历史细节需要厘清，有学者认为，这590名议员中，投曹锟票的480人属于贿选议员，其余110人不属于贿选议员。其实这590名议员中，除第一位揭露曹锟贿选的邵瑞彭、断然拒贿的洪叔翰等个别人外，几乎都将曹锟的支票装进了私囊，从这个角度说，他们都是“猪仔议员”。
贿选经费来自何方
据当时的《申报》和《民国日报》报道，曹锟贿选共花费1350多万元，其中政党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特别酬劳费20余万元，制宪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多万元，馈赠议员的冰敬、炭敬及车马费190余万元，招待费120余万元，秘密经费70余万元，还有其他杂项开支若干。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民不聊生，北洋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笔巨款究竟来自何方？
查阅史料，我们发现曹锟贿选经费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省大员筹集。据当时的报纸披露，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山西督军阎锡山各报效50万元，山东督军田中玉40万元，陕西督军刘镇华、河南督军张福来、安徽督军马联甲各30万元，察哈尔都统张锡元、甘肃督军陆洪涛各20万元。
二、直系大将王承斌的搜刮。王承斌当时担任直隶省长，又是贿选的总指挥，属于曹锟的心腹人物，他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探分赴直隶省属下的大名、顺德、广平等地，逮捕了制造毒品的毒贩100余人，组织法庭审理，除了将其中少数人枪毙示威外，大部分人令其缴纳几千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此外，王承斌还以借军饷为名，将直隶省所属的170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1至3万元。仅此两项，王承斌就为曹锟搜刮了近千万元的民脂民膏。
王承斌在直系军阀系统中，地位和资历仅次于吴佩孚，他之所以如此卖力，据说是因为在直奉战争期间有亲奉嫌疑，受到曹锟冷落，所以极力巴结，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对此有所披露：“战后把他（王承斌）摆在直隶省长的位子上，准备进一步解除其兵权，把他打入冷宫。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讨好曹锟以挽回对他的信任。”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吴佩孚
三、曹锟手下还通过加征关税、出卖沧石、同成、道济铁路路权等方式筹集了大批贿选款项。
在筹款过程中，还出现了不少闹剧。江苏督军齐燮元答应承担费用100万元，但提出必须让他当副总统，还要曹锟登报许诺才肯付款。这个条件有些离谱，曹锟也没法应承，最后齐燮元交了50万元了事。
另据《大公报》报道，有一个叫树德堂的人自愿借款200万元作为大选经费，条件是利息2.2分，以1924年的盐余作担保，交钱时先扣一年利息，其余本息从1924年1月起分十个月还清。这个借款条件可谓苛刻，但据知情者言，此“树德堂”即曹锟弟弟曹锐，他这是化名牟利，欲趁机大捞一把。
曹锟发迹前是个小生意人，以贩布为生，精于算计，从贿选这事儿可以看出，他一般不做折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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